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影响的全部力量的有机总和。研究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必须从生存与发展相结合原则、独立性原则、联系性原则、开放性原则出发来确定，可以细分为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政治力、国防力、外交力、文化力 7 个要素; 根据这些要素对综合国力的影响，他们分别属于综合和国力的外部层面、中间层面、内部层面。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与较量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这已经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所谓的“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影响的全部力量的有机总和。但是，对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学术界却至今没有一个共识的观点。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既是进行综合国力建设的内容之所在和确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又是建立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对于综合国力的研究非常重要，是我们不能回避必须重视的一项研究。
对于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研究是综合国力研究的基础问题。因此，自20世纪70年现代意义的综合国力概念提出之后，学者们就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对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从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高度研究综合国力和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却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以后的事。这一时期，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在全球和地区性的多边关系中，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和影响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显得突出和重要，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国力不仅表现为军事力、外交力、经济力，而是多种要素构成的合力。因此，考察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研究就应当以这一时期以来的主要观点为重点。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有：
1．“三要素”说。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综合研究所提出了测定综合国力的标准，并在《日本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运用和阐释：测定各国的综合国力应当包括三大要素，即国际贡献力、生存力和强制力。这三大要素又包含多项子要素。国际贡献力是指促进国际组织的建立、发展并为国际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的能力，子要素包括：经济实力、金融实力、科技实力、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生存力是指一个国家应对国内外危机的能力，子要素包括：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实力、防卫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强制力是指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意愿强迫他国改变行动的能力，子要素包括：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经济实力、外交能力。
2．“软、硬实力”说。这个观点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S·奈提出的，在《仍是竞赛中的强者》一文中他提出一个国家的实力由“软实力”和“硬实力”两部分组成，两者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软实力”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硬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
3．“多要素”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在对综合国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理论上批判吸收了过去一些研究的成果，实践中适应国际社会“从单一的、直接和几乎是无合作的竞争，向复杂的、间接的和有合作的竞争方向过渡转化”［1］的需要，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研究更多的采用了细分为具体多要素的形式。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由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在其每年发表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从国际竞争力和政府作用的层面将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划分为：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管理程度、科学技术和人口结构素质等8大种类。
在我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黄硕风在《综合国力新论》提出的“七要素”说。他把综合国力的构成概括为经济、政治、科技、国防、文教、外交、资源7个方面，同时提出“这些要素在综合国力结构中以‘力’的形式体现出来。具体地说，就是：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2］
纵观国际、国内这些林林总总的观点，可以看到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研究出现了由按要素的性质、按照要素的实力形态区分向按照具体要素构成进行区分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表明，人们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研究越来越追求研究的系统性，追求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指标评价体系能够更科学的反映一国的综合国力，并进行各国的综合国力比较为建设和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但是，由于目前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系统性问题，因此有的学者对这种具体要素越分越多的研究趋势提出了自己的质疑：“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尽管关于综合国力的构成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都沿袭这一简单思路。这种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或考察似乎是学者们想象力的竞赛，好像谁罗列的因素多，谁就对理论提供了新发展、新贡献。”［3］
存在这一弊病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不是研究者无法确立普遍认可的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使其满足综合国力系统研究的需要，而是目前对综合国力研究的出发点是比较各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弱，而不是对综合国力进行建设。这样，探讨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就过多地考虑以这些要素为基础建立指标评价体系，而没有就构成要素本身的特质需要来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我们甚至看到某些有代表性的“构成要素”的观点提出的“要素”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造成了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探讨缺乏系统性，不能有效的反映综合国力。
影响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确定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个是综合国力的内涵。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综合国力的认识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综合国力的内涵；同时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综合国力的研究视域，自然界定的综合国力的内涵也就不同。综合国力的内涵不同，其构成要素也自然不同。我们认为“综合国力”的内涵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影响的全部力量的有机总和。我们是在此基础上探讨确定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的。第二个前提是研究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视角。视角不同，确立的综合国力构成要素也不同。在这里，我们认为研究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视角是遵循以下的原则：
1、生存与发展相结合原则。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最终确定，其系统应当体现生存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而不是仅仅体现一国的生存能力或者是发展能力，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一原则也正是综合国力的内涵发展到今天所要求的。
2、独立性原则。构成综合国力的各个要素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它的存在是不可替代的，它对综合国力的贡献力是其他要素无法取代的。
3、联系性原则。构成综合国力的每一个要素之间应当存在有机的联系，彼此之间产生相互的作用，而不是相互割裂的、孤立的。
4、开放性原则。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是运动、变化的。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也表明，不同的因素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贡献力在不同的时期是不相同的。因此，当我们以“多素论”的方式探讨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确定时应坚持开放性的原则，即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时期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是不同的。确定某种因素是否可以进入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标准是科学评估该因素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贡献力如何，是否是和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些要素比如经济力、国防力处于同一水平；同时考察这些因素和以被肯定的构成要素的独立性和联系性如何。
5、普适性原则。综合国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和比较某一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并为一国的生存与发展寻找最佳的途径并制定科学的对策。因此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确定必须具有普适的可比性，即以特定时期社会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为样本确立起综合国力构成要素，以此来研究同一时期的国家。这样才能达到本项研究的目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4］
在这里，我们认为毛泽东是把新中国的构成要素分解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紧跟着他提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5］，表明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都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构成。多年来，各种学术著作反复论证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基本达成了共识这是一个反映国家状态的系统。在我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6］的论述，实际上是继承了这种对国家系统的认识。
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是这个主权国家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存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发展也是这个主权国家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在一个主权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这个特定国家的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综合贡献了他们的力量。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的综合国力至少可以首先简单地看作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的综合体。即在一定的视角上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
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来确定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显然是不够的。首先它不能满足综合国力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对各国的综合国力进行比较的需要；其次是它没有看到当今世综合国力的竞争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的突出特点。然而，这种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确定却是我们进一步探讨此问题的基础。根据我们提出的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确立原则，考察国家的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三个基本要素，我们发现构成这三个要素中的某些子要素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贡献力在当今时代变得突出了，已经超越了和它平行的其他子要素的层面，而上升成为和国家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相并列的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了。从这个逻辑思路出发，我们发现原属于经济力要素中的资源力、科技力，原属于政治力要素中的国防力、外交力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变得十分突出，分别突破了经济力、政治力构成要素的范畴，而上升成为和国家经济力、国家政治力一样的综合国力的构成了要素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构成综合国力的要素分成三类：经济性质的要素———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政治性质的要素———政治力、国防力、外交力；文化性质的要素———文化力，共7个要素。通过这样的分类来梳理并理解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
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是清晰的，所构成的系统是清晰的；对三者内部系统的研究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而卓有成效的。因此，从这个逻辑思路出发，按照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选择标准进行选择就可以解决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确定问题，而不必进行不必要的争论。
我们所确定的综合国力的7个构成要素对综合国力的贡献力并不是处于同一平面的，而是有层次的。根据这7个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对一个主权国家一定时期内的生存与发展的贡献力的强弱，我们认为这7个构成要素分别处于综合国力的三个不同的、相互作用的层面：
1、外部层面，国防力、外交力。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生存是发展的基础，丧失了生存也就丧失了发展。一个主权国家丧失生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造成的国家分裂而导致的原主权国家的灭亡，比如苏联解体；一种是国际社会的他国(或其他势力)的入侵导致的原主权国家的灭亡，比如北约入侵，
南联盟解体。综合国力的研究主要考察主权国家国际间的竞争与较量，因此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外力入侵导致的原主权国家灭亡或者利益受到侵害这种情况。国防力是保卫国际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基本实力，它直接保障了国家的独立、生存和根本利益不受暴力侵害，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发展提供可能。外交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对外交往能力，它的主要功效是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赢得最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样，我们看到国防力和外交力区别于综合国力其他构成要素的是他们都是综合国力构成要素中指向国界以外的外向所用力，他们分别抵御了来自外部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犯，拓展了一个主权国家的生存空间，因此他们处于综合国力的最外层。作为综合国力中处于外部层面的国防力和外交力，它们的强或弱，从根本上说并不由自身所决定，而是由处于中间层面和内部层面的综合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所决定着，他们是这些构成要素的特定反映，并为这些要素的发展提供保障和赢得国际空间。
2、中间层面，经济力、政治力、资源力、科技力。这些构成要素是一个主权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石之所在，是国家间竞争与相互作用的重要内容。它们构成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根本基础，没有这些要素的存在与发展，谈不上一个主权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这些要素，不仅为处于外部层面的国防力、外交力提供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础，而且是内部层面文化力的载体和发展之源。在这些构成要素中，经济力又处于核心地位，政治力、资源力、科技力对综合国力的贡献力很大部分是通过影响经济力来实现的；同时经济力的发展壮大又为政治力、资源力、科技力的发展和对综合国力贡献力的提高提供基础。
3、内部层面，文化力。文化力是由文化所发出的作用力，通过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形式作用于综合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使这些要素发展、变化，从而产生出文化对综合国力的贡献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综合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文化力既是一种“渗透作用力”，也是一种间接作用力，它对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贡献力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另一方面，由于“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7］，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社会遗产功能，它使人类积累的各种知识和经验世代相传。人类在此基础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丰富其内容传与后人，如此循环。这样文化本身就蕴含了“继承和创新”的品质，使文化力成为引领综合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不断“继承和创新”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我们认为在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中，文化力处于综合国力的内部层面，是一种核心的作用力。
〔参考文献〕
［1］施祖辉．国外综合国力论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1)：17．
［2］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13．
［3］贾海涛．综合国力系统论刍议［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4)：22．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
［6］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N］．人民日报，1997－9－22．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
来源:《中共四川委党校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