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选自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Issue Brief#4011 on Economy，发表时间是2013年8月8日。作者费思（Salim Furth）博士是传统基金会高级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师。
伴随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布什和奥巴马的管理团队奋力争取2008年和2009年的“激励性”（stimulative）赤字开支。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在衰退期间1美元的赤字开支或出口退税可以使GDP增长1美元以上。各州实施此类政策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一次宝贵的试验。
经济学家们发现，尽管联邦层面的转移支付（federal windfall）对其接受者有益，但州政府层面的赤字开支对就业市场是弊大于利。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并未解答更宽泛的问题——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借债以更大程度地支持州政府度过危机。毕竟，一州获得的转移支付（windfall）意味着其它州的成本。
一、案例中研究的州
经济学家们经常会通过比较城市、国家或时间周期以获得竞争理论的结论。大衰退后，许多经济学家通过比较美国各州的经济效益以评估凯恩斯政策。
因为财政灵活性有限，一些州以多种措施应对危机及伴随而来的衰落，包括增加税收、削减开支和借款。
华盛顿州则以持续几年的8000亿美元开支和税收减免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应对。在此法案下，州政府会获得大量联邦资金。
结果并不乐观。危机产生后四年半，GDP和就业率远低于潜在水平。数百万人口离开了劳动力市场，而且数百万人在漫长的失业期间中经历了简历石沉大海的境况。经济迟迟未回暖是否与激励性开支有关？
二、理论
乘数为0意味着当政府借款且多支出1美元时，私营部门少支出1美元，则GDP并无变化。乘数为1意味着当政府多支出1美元时，私营部门的净支出并未变化，因此GDP增加了1美元。乘数为3意味着当政府多支出1美元时，私营部门多支出2美元，则总的GDP增加3美元。
在提供消费和投资的方面，政府开支并不如私营部门的开支高效，二者分别直接为当下和未来提供福祉。既然政府开支的目标是为人们提供幸福感——而非以GDP的统计数据为目标——那么成功的判断标准是乘数应当大于1。此外，因为每1美元的赤字开支必须在将来以利息形式偿还，所以略高于1（如1.2）的乘数可能阻止了赤字开支的进行。
赤字支出理论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因开支产生的收益会在随开支取消而消失。根据赤字支出支持者的观点，若政府进行1万亿美元的赤字支出，那么GDP可一次性增长1.5万亿美元。然而持续新的、高水平赤字并不会带来额外收益。而且，根据相同理论，如果撤回1万亿美元的投资，那么GDP会随之缩减1.5万亿美元。把妖怪收回瓶中并不容易。
Emmanuel Farhi和 Ivan Werning在一篇论文中表示，财政乘数中的转移支付乘数高于州自身的支出乘数。这个结论是讲得通的：毕竟，1000美元遗产（inheritance）的净收益肯定大于1000美元贷款的收益。ARRA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三、估计的乘数
（一）财政转移效益乘数估计
Daniel Wilson采用ARRA的算法衡量州的转移效益，由此分配运输部门、教育、健康和公共事业的支出。因为这些算法并未基于衰退期的条件，所以它们并非获得无偏估计的绝佳工具。Wilson阐述了在一年的激励后联邦支出每百万美元对各州就业岗位的影响。根据对ARRA基金的估算，他在转换财政乘数时将转移效益乘数估计为2~4之间。估计并不十分严密，却适用于多种方法。
Gabriel Chodorow-Reich, Laura Feiveson, Zachary Liscow,和William Gui Woolston采用了和Wilson相似的方法，但是采用ARRA中医疗补助计划部分的基金进行估算。他们得出的转移乘数为2.1。
James Feyrer和Bruce Sacerdote采用了多种方法论分析ARRA的转移效益并比较了所得结论。他们推断，激励行为的一些方面更为成功。他们把激励行为看做一个整体，估计意外收益乘数会因采用方法不同而在0.47到2.0之间变化。
Jeffrey Clemens和Stephen Miran对州的赤字开支进行了研究。他们采用的分析工具是紧缩的预算平衡状态和应急基金法律。法规并非十分严格的州在衰退中面临财政赤字的可能性更高。他们得出的乘数值很小：在他们的偏好模型中约为0.4。这意味着州政府每增加1美元的赤字开支，居民消费和投资随之减少60美分。
Timothy Conley和Bill Dupor想要完善这项研究：他们以预算约束（如Clemens和Miran）和ARRA资金流通方程（如Wilson）为估算工具。此外，他们采用了执政党（民主党吸引了更多的ARRA基金）、从销售税中获得的财政收入份额，以及州在有关联邦政府税收的联邦开支中所占份额等数据。由于货币的可替代性，上述分析工具都协助了Conley和Duper判定衰退期间各州的财务弹性度。他们的估计并不严密，而且不能排除ARRA未创造任何就业岗位的后果——乘数为零。他们发现，比起创造私营部门的就业岗位，ARRA更可能破坏了它们。
（三）被误解的乘数
一些记者把转移效益的高乘数与ARRA效应混为一谈。州获取收益是好的，但是决策者需要从国家层面考虑转移成本。转移效益的研究最适合用于比较不同类型开支的相关收益。但这一估算不应用于为联邦开支正名。因为转移效益乘数并不包含用于财政激励的成本。ARRA乘数很类似于长期中“意外之财”（windfall）导致的乘数。
其他记者则误解了决策者面对的关键问题。问题并不在于财政乘数是否显著不为零，而在于国家的收益是否高于支出。小于1的乘数意味着政府开支的存在挤出效应（多数情况是私营部门的投资活动），而且即便在短期也加剧了人们的贫困。大于1的乘数意味着政府支出会加强私营部门的活动，而且对于私营部门会有短期收益的财政激励。
四、效益成本
当收回激励措施时，如果抵制激励的短期收益高于中期的花费——而且偿还款项和债务的长期花费成为负担——那么财政激励可能是不错的政策之选。目前为止理论上依旧难以确定整个国家的乘数比值。决策者们应当对这一需要未来预期投入却难以保证当前收益的措施保持谨慎。
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刘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