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是改革时代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商贩”，见证了“邓小平时代”私营经济的复兴史，其本身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是整个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最激烈社会革命过程的典型缩影。他出生于民国，经商实践于计划时代，商业成功于改革时代，他的全部遭遇和商业故事是中国20世纪私营经济复兴史的一面镜子。“傻子瓜子”，这一改革时代的“商业名片”，证明了一种超越政治与社会波动的“傻子商道”，其正当性、实践智慧与管理技术所折射的正是中国数千年民间商业伦理与管理的精粹。
这一民间“小传统”在遭遇国家主义体制压制时并未完全丧失生命力，而是时断时续，艰难前行，背负这一传统的年广久没有被激进的政治话语和改造运动所“改造”，而是“吾道一以贯之”，无论体制如何压制或调整，他坚信的是通过父训“利轻业重，事在人和”传承的商道伦理。他是文盲，接受不了新思潮，跟不上革命形势。在计划时代，他只从中国民间更长久的商业传统以及民生需求出发，坚持私营商道。在改革时代，私营经济逐步解禁，与其说是改革带动了他，不如说是他启发和带动了改革，他凭以一贯之的民间商道为计划体制的转型提供了经验和方向。
他的商业故事还同时见证了新中国法律史，他不断以身试法，背负多项典型罪名。他在历史的原地踏步，国家却在激进中沉重地碾压到他。计划时代，对私营经济实行了严酷的压制和改造政策。年广久的水果摊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除，板栗贩卖被作为“投机倒把”处理并正式判刑，随后转入炒瓜子，不断受到冲击，矢志不移。他在计划时代依凭“傻子商道”创造了私营经济神话——“1976年赚了100万”，其时，中央判断国家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改革时代，他拼着商人的智慧与直觉不断进行商业创新与扩展，但却由于法律和政策不配套，相继在雇工剥削问题、有奖销售问题、流氓罪与投机倒把等问题上受到冲击，承受了沉重的法律、社会与家庭代价。
如果说“傻子商道”是他成功的内因的话，则“邓小平时代”对私营经济的法律与政策开放将构成不可或缺的外因。年广久的名片背后是邓小平语录，这个商业身份与政治话语的奇特组合正反映了改革初期“私营经济”法律与政策地位的飘摇不定。
年广久并非没有遗憾。由于对“傻子商道”的执著，他在与体制冲突并实际承担责任的同时，也在思想与行动了远远超越了他的家人。他结婚四次，没有哪一任能够相伴到底。他与长子、次子以“商战无父子”的形式展开竞争，最终在商标权转让法律纠纷中又酿成了严重的家庭悲剧。变动的体制，破碎的家庭，使这位“中国第一商贩”最终告别了“傻子”产业，回归私人生活。当然，2000年之后的中国私营经济已经取得了相对稳固的宪法地位与市场份额，日益成长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因素。
年广久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人的命运靠政策”。这句话是他的个人生活史，也是新中国的私营经济复兴史和法律改革史。正如其名“广久”，他数十年能够穿越体制风雨而创造商业奇迹，不是基于“新教伦理”，而是基于中国商道中独特而悠久的义利观和实用理性。改革有时应当是复归和创新的综合，对年广久身上生生不息的商道，我们仍要敬畏和借重，但对其家族企业的伦理与经营风险，也需要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的精细调理。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事业，他所做的已然足够。
（本文原载《法治周末》2014年5月14日，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