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直相信，人与人之间，因从事相同志业，冥冥中会有缘分牵连。2011年初，因译了些法政作品，我开始对美国宪法感兴趣，拟重新译注，汇以心得，结集成书。当时，尚不知此事难易深浅，还未着手，就想好《美宪译疏》这一书名，并与译林出版社张远帆先生谈定了出版事宜。
然而，译事甫一展开，就感举步维艰。美国宪法条文不多，译成中文不到2万字，但一字一句都经过缜密推敲，不少字词含义已缠讼百年，别说译成中文，单是辨明语境、确定语义，就得花上很大的考证功夫，远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与远帆交流，他提议：不妨暂搁译事，沉下心来，读读尹宣先生的两本译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与《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
对法学界来说，尹宣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若不用搜索引擎，公共视野几乎看不到他什么作品。刚拿到两套“大部头”时，我对能否啃完，乃至有没有必要啃完它们，内心尚存疑虑。不过，随着阅读推进，疑虑很快消散。
其实，无论创作或翻译，人的文字皆有“看相”。决定这种“看相”的，一是遣词用句，二是字里行间的节奏感。尹宣先生的文字，就很有“看相”，用词简洁、洗练、精准，诵读起来，也颇具音韵美。其中奥妙，正如他在“《联邦论》汉语译本序言”所言：2007年聘请了两位大学生，“一位定时朗诵《古文观止》，另一位定时诵读《红楼梦》，目的，是要寻找并使自己处身于汉语的音乐感之中”。
“看相”之外，还有内容。对文字有如此严苛要求的人，对译文更不会轻慢。《辩论》与《联邦论》卷首，都有译者巨细靡遗的翻译说明与版本考证。《辩论》正文有600余条注释，《联邦论》有300多条，内容皆以背景性介绍为主。正文之后，还附主要注释索引，方便读者凭关键词检索。
译注是译者理解、把控能力的体现，用之得当，有助于丰富读者对原作的理解；过多过滥，妄加点评，则有喧宾夺主、卖弄学问之嫌。尹宣的译注，要言不繁，自成系统，累加起来，完全可以独立成书。《联邦论》译本序言还对注释出处逐一做了说明，足见译者学风之严谨。用他自己的话说：“都云译者痴，谁解其中味？”
面对这样两部用心之作，我俨然已成译者“粉丝”。巧的是，《联邦论》一书的责任编辑，也是远帆。当我打算致电远帆，联系拜访尹宣先生时，才注意到《联邦论》后勒口上一则说明：“尹宣，祖籍湖南邵阳，1942年5月生于广西桂林。……2009年元月，心脏病突发，病逝于武汉。”
二
尹宣196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同年起在武汉市第一中学教授俄语。1969年，他因点评时事，遭人举报，被打为现行反革命，1972年方获平反。因中苏交恶，俄文不再吃香，尹宣自学英语，并改任英语教师。
那么，这位半路出家的中学教师，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最终进入美国宪制研究这块广阔天地的呢？由于这段经历并无正式记载，我只能尝试从尹宣先生的自述和友人的追忆中，简单梳理一些脉络。
1981年，尹宣初涉译事，翻译了伊丽莎白·布什的《现代美国文学简介：1919-1980》。1982年到1984年，又译出麦克米伦版《美国文学选读》四卷。在此期间，因联系考研，尹宣结识了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尽管考研之事未成，但他受刘绪贻教授邀约，参与了《美国式民主》、《多难的历程：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的翻译，对美国宪制有了初步了解。
1988年，尹宣成功申请到奖学金，赴美主修社会学，1991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尹宣自感数学基础欠缺，难以在重视量化分析的美国学界出头，曾报考多项专业技术执照，还在康涅狄格州做过一段时间中文家教。
1995年是一个转折点。这年8月，尹宣开始在纽约《侨报》从事新闻编译工作。这是一家面向华人的中文报纸，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编译《纽约时报》、美联社、路透社等名报大社的新闻稿。由于美国涉讼新闻较多，报道常援引联邦宪法条文，许多字词含义，貌似直白易懂，译法却无常规。如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Infamous Crime”，有人译为“重罪”或“褫夺公权罪”，也有人译为“不名誉罪”或“失信罪”。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并且更好地理解美国社会，尹宣逐渐有了重译美国宪法的想法。
其实，美国宪法的汉译工作，从清末丁韪良主持翻译《星轺指掌》即已开始，从1902年到民国成立，就有章宗元、舒高第、王振元、严善坊、沈元昌等多个译本。早期译本多由西人口译，再经国人笔述润色而成，错漏之处较多，语言艰涩难懂。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出现较受学界认可的译本。
据粗略统计，截至今日，中文世界已有20多个美国宪法译本，最新一版收录于2012年出版的《世界各国宪法》，译者为中国社科院莫纪宏教授。从援引频率和通行程度上看，排前三位的依次为李道揆译本、赵一凡译本和谭君久译本。不过，由于美国宪法正文句式复杂，语义多元，上述三个译本也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2001年，李道揆先生曾呼吁中华美国学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依照集体智慧，博采众家之长，打磨出一个“信、达、雅”兼备的完美译本。十三年过去了，这个“完美译本”仍未出现，当然，也没必要出现。
1996年2月到5月，尹宣用三个月时间，译完了美国宪法正文与27条修正案，配套译出了《独立宣言》和《联盟条款》等早期文件。翻译过程中，他查证了大量历史文献，进而对制宪历史产生兴趣。在美国，制宪题材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但史学界、法学界、评论界公认的最权威读本，仍是马克斯•法兰德编撰的三卷本《1787年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下简称“《汇编》”）。尹宣认真比对了《汇编》收录的制宪会议记录，最终决定翻译詹姆斯•麦迪逊的会议笔记，并根据麦迪逊笔记原名，将这部作品命名为《辩论》。
从成本角度考虑，守着原始素材做翻译，远不如就地取材再创作。马克斯•法兰德本人就从《汇编》撷取素材，写成《设计宪法》，垂范至今。女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以《汇编》为材料来源，创作了畅销书《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一书，赚到盆满钵满。翻译《辩论》期间，尹宣也想过以改编方式，重新讲述美国制宪故事，并尝试写了些普及性文章，但最终因效果不佳而作罢。他因此感慨，“越是深入，越难浅出”。相信这亦是他日后以译介工作为主的原因。
经过两年努力，63万字的《辩论》顺利译完。按理说，在当时国内的出版环境下，如此篇幅的学术译著，出版会是大难题。幸运的是，1997年，尹宣曾在纽约遇到沈昌文先生，谈到了正在进行的《辩论》译事。沈先生当时刚从三联书店总经理位置上退下来，但还参与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书坊”的策划工作。他对《辩论》这一题材非常有兴趣，在回信中告诉尹宣：“一俟译稿杀青，立即付排。”
2001年，尹宣回国定居。两年后，《辩论》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尽管首版只印了5000册，但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国内研究美国制宪史无法绕过的关键文献。
为什么说《辩论》“无法绕过”？试想，无论解释美国宪法，还是将之转换成异国文字，弄清原意应当是基本要求。尽管约瑟夫·斯托里大法官的《美国宪法评注》对宪法含义有过权威解读，但具体到某个分句、字词的形成背景，还是应从制宪过程中探寻。要知道，美国宪法是妥协的产物，很多说法看似简单，背后却隐含重大争议，有些甚至险些酿成令联邦分崩离析的宪政危机。
从上世界八十年代末开始，美国司法界大兴“原意解释”之风，要求对宪法条文的解释，如“自由”、“平等”等词汇的理解，不能依今时今日的立场解读，而应揣摩十八世纪末宪法起草者（Framer）、批准者（Ratifier）们的原始意图（Original Intent）。安东宁•斯卡利亚、克拉伦斯•托马斯两位大法官，更是“原意解释论”的忠实拥趸。
问题是，美国宪法是“吵”出来的宪法，经不同观点碰撞形成，很难判断哪些是起草者的真实意图，哪些是妥协的结果。至于宪法批准者的想法，那就更难考证了，各州当年批准宪法的会议记录汗牛充栋，法官哪儿有时间去一一查证。但是，受上述原则约束，一旦宪法争议出现，大法官为证明本人观点才体现制宪者“原意”，还是不得不担当起历史学家的角色，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当年参与制宪者的笔记、日记、书信、文章，都成为厘清原意的重要线索。《辩论》垂范久远的历史文献价值，显然无法被替代和超越。
三
2006年10月26日，尹宣在《南方周末》发表《是“联邦党人文集”，还是“联邦主义文集”》一文，以“一名之立、旬日踌躇”的态度，考证The Federalist Papers的译法。这篇文章受到译林出版社的关注，不久就派人赶赴武汉，邀请尹宣重译《联邦论》。尹宣先生爽快接下这一邀约。
2006年12月，《联邦论》译事开启。尹宣“每日全天候，别无旁骛，专做这一件事”。这位时年65岁的老人，仅用十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60万字的翻译。2007年12月31日晚，他通过电子邮件，将85篇译稿、300多条注释发给出版社。
尽管我的“译龄”只有七年，但深知译事之难，更何况是两百多年前的制宪先贤之作。用《现代语言版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 in Modern Language）作者玛丽·韦伯斯特的话说，《联邦论》有两难：一难在句式翻卷回旋、宛若盘龙；二难在辞藻华丽、气势恢宏。这两难，在汉密尔顿笔下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美国人把《联邦论》视为继柏拉图《理想国》之后第二伟大的政治学著作，但真正能将全文通读下来的，却没有多少。
尹宣结合自己对三位作者不同写作风格的理解，以简约、平直的文风，完成了翻译工作。除译注外，他还在做了不少“加法”，如注明发表85篇文章的报刊名称、具体时间，并逐一标明文章主旨，自拟了1071段段落要点，以方便读者提纲挈领。这些“增量”工作说来容易，背后需要付出的查证、复核苦功，却远非常人可以想象。
在友人林达眼中，尹宣是一个工作狂，干起活来废寝忘食，一头扎进某项事务后，日思夜想都会与之相关，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稿件交付后，他与编辑通了无数次电话，许多地方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商讨。商榷译文的电子邮件，循环往复，累积起来亦近千封。对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强度，已经趋近体力极限。因此，前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俞晓群在得知尹宣逝世的信息后，第一反应是：“他的早逝，一定与著译的劳累有关。”
凭着尹宣这种著译热情，《联邦论》杀青后，一定会有新的规划。在2008年初发表于《读书》杂志的《再次燃起的宪法寻根热忱》一文里，或能管窥他后续的翻译计划：“政治辩论中，常见的现象，是陷人以网：编造对方没有的观点，横加批判，或夸大对方的观点，横加指责。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在《联邦论》里的行文，每篇都是批评对方的观点。可是，他们只用自己的语言列举对立面的观点，从不点明具体对手，从不援引对方原话。这当然有出于形势考虑的一面、采取策略的一面。可是，对于读者来说，也有要求历史公允的权利：反对派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了公允，我正在译《反联邦论：与“联邦论”针锋相对的85篇论文》。”
这里谈到的《反联邦论》（The Anti-Federalist Papers），
由莫顿·博顿编撰，出版于1965年。博顿从当年质疑宪法的文章里，精选出85篇，序号与《联邦论》85篇对应，内容上逐一针锋相对，便于读者对照比较。国内虽有学者做过类似文献的编译，但内容相对零散、不够系统，《反联邦论》若能译出，定会成为国内美国制宪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除《反联邦论》外，尹宣还有更多宏伟计划。据刘苏里先生回忆，列入尹宣重译书目的，还有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此外，他还对著名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传记很感兴趣，甚至已试译若干章节。若老天假以时日，凭着他的孜孜努力，还将有更多优质法政译著问世。
四
余光中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对作者、学者、译者之关系作了生动解读。在他看来，译者应当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要有学识，也要擅于运用语文，既能尽窥其妙，亦能运用自如，前者接近学者，后者接近作家。
例如，同样是北美波士顿抗议英国征税的Tea Party，有人直译为“茶党”，但当年其实并无这个党派。清楚这段历史的译者往往将之译为“茶会”，并点出Tea除本义外，还是Tax Enough Already的缩写，有“税已够多，不宜再加”的双关义。
尹宣就是一位兼具学者、作者多重身份的译者，他虽述而不作、不落言筌，但学问尽化在译文、说明与注释当中，从他对“联邦”、“邦联”、“联盟”、“州”、“邦”与“联邦党人”等词汇含义的细致辨析间，可以看到他求真务实的钻研精神；从他兼具音律美与节奏感的译文中，则能感受他深厚的中文功底。
“信、达、雅”之关系如何处理，是译界永恒的难题。归根结底，“信”字最难做到。基本的“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用中文表达原意；更高程度的“信”，则是令译文的情感、思想、风格、节奏接近原作，这亦是诗不可译的原因。试想，将“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译为“灵妃看我笑，明亮露白牙”会是何效果？古文译白话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古英文译为今白话？
为贴近原意、还原语境，尹宣在翻译时，已充分考虑了话语背景、作者个性与行文风格，在译文中注入了自己对原作的理解，但是，也有极少数译文为兼顾“达、雅”，在“信”上打了折扣，甚至不乏硬伤。所以才说，一个译本，承载着译者对原作的解读，或正或谬，又或正谬混杂，世上没有完美的译本，也没必要有完美的译本。
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好的译者，会通过译介获取新知，不知不觉间又将译介推向深入。尹宣初学俄语，后习社会学，与法政研究本无渊源。但在好奇心的指引下，翻译领域逐层递进，从《独立宣言》、《联盟条款》到《联邦宪法》，从制宪记录到为批准新宪法摇旗呐喊的《联邦论》，从抵制新宪法的《反联邦论》到探寻行宪之后政制奥妙的《论美国的民主》，再到为推动宪法实施做出卓越贡献的沃伦首席大法官传记，他的译介之路，展现了一位问学者的学思轨迹。
无独有偶，近年来，国内译介、推广美国宪政题材作品影响最大的，都不是法律人。林达通过“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从宪政、司法切入，向国内读者介绍了一个“形而中”的美国。
南京大学的任东来教授，早年治中美外交史，后来受华人历史学家王希教授《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一书影响，开始对美国宪政史的研究。从2000年到2013年，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先后推出了《美国的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研究》和《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等作品，翻译了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的《美国最高法院》（The American Supreme Court）、戴维·M. 奥布赖恩的《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Storm Cen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杰弗里·罗森的《最民主的部门：美国最高法院的贡献》（The Most Democratic Branch: How The Courts Serve America）等名著。
我与东来先生素未谋面，内心却一直视他为良师益友。2010年，我翻译的《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The Nin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Supreme Court）一书甫一出版，就收到东来先生一封邮件，告知他将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表一篇文章，并对部分译法提出批评。不久，文章刊出，指出在美国司法语境下，jurist不应译为“法学家”，而应译为“法官”。我认真对照该词语义，发现确系错译。
2012年6月，我接到东来老师电话，称他来京参加一个读书会，约我见面聊聊。电话中，东来老师谈到，他对我新译的《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Making Our Democracy Work: A Judge,s View）一书“译者序”里的观点有些不同看法，拟再次撰文商榷。我表示欢迎，顺便问起他最新的研究计划。他说，接下来会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为研究对象，以《美国宪政守护者》为名，讲述十位杰出大法官的司法人生，与前两部共同组成“美国宪政三部曲”。我开玩笑说，这与自己正主编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构成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撞车”。东来老师笑道，大家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传播司法文化，顺便满足些好奇心罢了。
因公务繁忙，东来老师在京期间，我们终究未能碰面。当时想着来日方长，以后赴宁拜访也不迟。几个月过去，我并未看到他的商榷文章，猜测是他太忙忘记了，也不好意思去信询问。2013年3月，我收到东来老师托人寄来的新书，题赠落款是“任东来，2013年3月18日，南京医院”。当时隐约觉得不对劲，忙向熟人打听，才知道2012年7月，东来老师查出身患癌症，已入院治疗多月。5月2日傍晚，得悉东来先生病重不治，内心分外悲凉，忍不住又想到壮志未酬的尹宣先生。
当今社会，学问早已不是独伴青灯的事业，申几项课题、开几个短会、攒几篇文章、编几条外文脚注，都可以美其名曰“做学问”。一些以美国宪法研究为业的学者，别说《联邦论》，连《联邦宪法》原文都没通读过。在所谓“学术圈”里，翻译更被视为笨功夫，译者评不上职称，上不了台面，还会遭遇“水平不行，才搞翻译”的非议。尹宣、东来两位先生因偶然机缘，闯入美国宪政研究这片丛林，在好奇心和责任感的驱使下，开始了研究与译介之旅。与东来老师相比，尹宣更像一个学术“个体户”。他的研究，没有学术立项，也无机构资助，却栉风沐雨、不计名利。这些问学者的好奇心，是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激励着我辈后学薪火相传。
《辩论》2003年面世至今，十年间不曾再版。2014年，译林出版社受尹宣先生家人所托，校订重版《辩论》一书，嘱我撰文推荐。我与尹宣先生缘悭一面，身为读者和同行，只能从译著的字里行间怀想斯人，不免有强作解人之处。而我不揣浅见、尝试作文的初衷，惟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关注到尹宣先生译介和研究的成果，让这位前辈“破愚暗以明斯道”的志业得以继续。
2014年4月20日
于最高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