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56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发表了题为“从三次国际经济危机得到的经验教训”的主题演讲。汪同三通过对比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应对的得失，提出在当前经济运行已经进入新常态的阶段，宏观调控手段必须加以创新，通过政策的协同实施同时达成多目标。
97年汇率不贬值政策与通货紧缩
汪同三从亚洲金融危机谈起。
他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危机开始，到2007年、2008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再到2010年以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三次国际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都有很大冲击，对中国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对这三次危机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不同的措施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在国际上的反响也有所区别。可以从这三次应对危机的经历来分析为什么中国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要进行创新。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主要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个国家均寻求方法减少经济损失，普遍的作法是主动以各种方式使自己国家货币贬值来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出口，提高对生产能力的利用，减少损失。
中国当时采取的政策是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不贬值措施对内提振了信心，表明中国不怕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自己立得住。该政策的执行，不仅使中国内地经济，而且使香港经济能够比较有效地应对冲击，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阴影，得到恢复，它的积极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该政策的执行，也使得中国遭受了一些损失。中国出现了出现通货紧缩。
改革开放30多年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表明，中国价格方面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有时通货膨胀还非常严重。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及2000年前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居然达到了零或者零以下，出现了通货紧缩。
从经济学上来讲，一般情况下，轻微通货膨胀要好过通货紧缩。仅从短期来看，通货紧缩能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消费品更便宜，可以多买一些东西，提高自己的消费质量。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紧缩不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如果想要以后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就需要拥有比现在更多的收入，这就意味着要有更多的产出，要有更大的生产规模或者生产效益。想达到这一效果，现在就要投资，同时限制消费。由于中国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1998年以后一直到2002年，都处于通货紧缩状态。
这样，当时中国的经济走势和世界经济走势发生了背离。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1998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趋势是一样的，都是在向下走。但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1999年开始上升，1998年是2.5%，1999年提高到3.1%。中国经济1998年是7.8%，1999年继续下降到7.1%。2000年世界经济恢复到4.7%的增长率，高于1997年危机爆发之前4.2%的增长率，中国经济只恢复到了8%，仍然低于危机爆发时候的水平。这是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带来的一个结果。
4万亿计划与通货膨胀
汪同三随后说到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美国次贷危机部分。
他说，美国次贷危机过去不太久，大家都知道，我们应对美国次贷危机采取的对策简单来讲就是4万亿刺激计划。采取4万亿刺激计划是必要的，而且也产生了非常积极重要的成果。中国社科院用反事实的模型方法，得出4万亿的投资计划对2009年的GDP的增长贡献1个百分点，对2010年GDP的增长贡献0.7个百分点的结论。如果没有这1个百分点，当时的经济增长就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这一点是首先要肯定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一个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措施，必然会在其它方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一，通货膨胀问题。
4万亿刺激计划为什么会导致通货膨胀？汪同三说，从银行贷款增加情况看，2009年实行4万亿计划时，只有1.18万亿是政府从财政里面拿出来的真金白银，剩下的两到三万亿需要从各个方面去融资，包括银行的贷款等等。2008年当年，银行新增贷款同比增长15%；开始执行4万亿刺激计划的时候，2009年，新增贷款增加量激增32%；2010年的时候，再次增加约20%。贷款的增加，使得资金流动性大大增加，形成了出现通货膨胀的流动性基础。相比流动性的增加，通货膨胀存在滞后性，于是在2011年，年度通货膨胀率开始上涨到5.4%，进入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第二，产业结构出现逆向变动。
从十六大一直到十八大，每一次开会都在强调要调整产业结构。最重要的产业结构就是三次产业结构。理想状态是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相应的工业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在执行4万亿刺激计划的过程中，2009年、2010年，产业结构出现了逆向变动。200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6.2%，2010年上升到46.7%；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9年的43.4%，下降到2010年的43.2%。
此外，还有产能过剩、政府型债务的问题。
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且这两个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在4万亿刺激计划实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4亿万刺激计划的执行使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
应对新危机要兼顾当前和长远
汪同三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中国采取了与以往两次危机不同的政策措施。李克强总理在2013达沃斯夏季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就表示，要兼顾当前和长远，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着力激发市场活力，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中国更加关注如何保持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如何保持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现在李克强讲要兼顾当前和长远。
汪同三说，经济下行时，用短期刺激政策把经济增速提高，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权衡利弊，这无助于解决深层次问题，因而要选择既利于当前、更惠于长远的策略。具体来说，财政政策是坚持不扩大赤字，而是调整支出结构，压缩行政开支，加快支出进度，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优惠。货币政策是保持定力，即使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也沉着应对，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管理好流动性，重点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李克强在2013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要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个方面，不仅仅像以前那样只强调稳增长。他在会议上讲，要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和当前实际，科学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促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线”。李克强还讲，只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宏观经济政策就要保持基本稳定，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改革创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汪同三说，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机制化建设。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做出新的表述，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表述比十八大讲的加快宏观调控机制化的建设范围更大。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有四条：第一，保持经济总量平衡，这是宏观调控必有的内容。第二，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布局优化。第三，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第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宏观调控的内容以及要做的工作有如下五点：
第一，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换言之，短期的调控措施要和中长期的总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相符合。第二，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要求不仅仅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主要手段，而且还要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的机制化。要有一个原则、一个框架来管理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能随意发挥。第三，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三中全会也在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和其它的政策相协调配合，需要根据过去的实践经验，结合理论的分析，研究在理论上如何描述、具体如何做。第四，相机抉择，增加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需要注意在经济政策上、宏观政策上、宏观调控上，如何达到协同。第五，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也应该是对外开放的，要去参与国际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要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完善。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此做出最新的表述，提出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汪同三说，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思路指怎么认识、怎么想、怎么分析宏观调控。三中全会讲的宏观调控的内容还有任务目标，是对思路创新的考虑。现在要求还要对宏观调控的方式进行创新，协同就是对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
2012年十八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这三年中三个文件对宏观调控的表述发生了一个演化过程，这个演化说明了问题的重要性，说明宏观调控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创新。要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理论，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
如何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汪同三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增长的内升动力尚待增强。李克强在会见外宾的时候讲到，中国经济有稳定发展的基础，结构有明显的改善，但是还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现在宏观经济一个大的问题是经济下行压力的问题。
工业增加值反映实体经济增长的情况，2013年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9.7%，比2012年降低0.3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是19.6%，这个数字比2012年的投资增长下降了1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反映实体经济状况，制造业投资2013年增长18.5%，这个数字比2012年下降了2.8个百分点，创2000年以来最低。2013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9%，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比2012年下降了2.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比2012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2013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11.5%，比2012年的数据下降了0.6个百分点。同样，财政收入2013年增长10.1%，这个数字比2012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低2个多百分点。今年一季度的数字，投资、消费、工业生产还有经济增长，同比增速和去年相比都在下降。
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同样不乐观，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50%，比2012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进出口的贡献率继续下降到负的4.4%。资本形成的贡献上升到54.4%，比上一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CPI近年一直保持2%、3%上涨速度，但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20多个月呈负增长，CPI和PPI之间出现了一个剪刀差。CPI和PPI的背离显示出实体经济增长的困难，
暗含产能过剩的问题。
汪同三说，之所以当前存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从短期来看有三个影响因素：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降低，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较大，克服这些影响的冲击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在特殊时期针对特殊问题的政策措施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一定时期内消化这些影响也会带来经济下行压力。
长期因素则主要有四个：
第一，不能再单纯追求高速度，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统筹经济增速、结构调整、提高质量效益多目标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在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但是各方面均累积和沉淀下矛盾和问题，不能再单纯地追求高速度，必须实现一个多目标的发展。小康社会、中国梦，就是对这个多目标的概括。由于经济发展是实现多目标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所以多目标发展经济增长就要减速。第二，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劳动力供给相对宽裕的局面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刚性上升。第三，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减缓，资本形成率以及全要素增长率有所趋降。结构调整要加强第三产业服务业，现在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于第二产业的，所以这样一种结构的调整也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第四，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也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考虑生态、资源和环境因素。
此外，从长期因素来看，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很多发达国家意识到存在服务业过度发展、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试图实现再工业化，加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得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经济环境日益严峻，也对我国经济形成较长期的下行影响。
从长期因素来看，现阶段出现经济下行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不能够也不应该去阻止，因此必须要积极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档降速的现实，把握这样一个机会，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步伐。在应对短期或者说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日常工作中，则要有所作为，克服困难，顺时而动，设法把下行压力转变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
汪同三说，近年来多位领导谈到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必须适应新常态，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意义有以下几条：
第一，明确调控区间的数量界限，极大加强调控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透明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可预期性。第二，明确把保障就业放到更加重要更加优化的位置，只要就业水平有保障，增长的下限和物价的上限可以有一定弹性。第三，短期宏观调控要围绕长期目标实施。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中时，宏观调控更多考虑的是长期目标实现的问题。第四，保持定力，沉着应对，针对具体问题出台综合施策，兼顾宏观微观，更加注重微观，精准发力，有效降低政策成本，实现政策效益最大化。第五，在宏观调控中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更坚定地把应该由市场解决和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
问与答
问：您对微刺激是如何理解的？
汪同三：要兼顾宏观、微观，所谓微刺激或者定向什么，具体是不是微观或者某种程度的微观还不好说，只能说是非宏观。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宏观政策之外，你采取的其它的一些政策都带有非宏观性质，或多或少是某种形式的微观。之所以要去考虑兼顾宏观微观更加注重微观，是因为微观经济学讲的是效益，我们在宏观问题里面则很难去研究效益问题。所谓效益一定是要有边界的，要搞规划，你首先得有目标函数，有边界条件，而在宏观里面怎么去讲效益？我们现在在探索，这种探索的目的是如何降低政策成本，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
问：现在经济下行的常态之中，您认为政府具体会如何精准发力实现促就业或者是保就业的目标？
汪同三：这个问题太大了，如果说要想很全面地、很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勇于在实践中去探索，逐步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一点，但是没有最后的答案。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比如我讲的，宏观调控现在的核心是就业了，这是往前走了一步。
问：然而现在搞的微刺激政策虽然可能会降低政策的成本，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市场化资源配置的这种观念，您怎么看这两个矛盾？您觉得微刺激会不会是未来的一种常态？
汪同三：发挥好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发挥好政府作用，这是标准的答案。具体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出现。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没准以后会把这两句话讲得更准确一些。第二个问题，会长期去做的，但不会是唯一的，不会完全排除其它的政策措施。比如说一旦我们的经济运行超出合理区间，增长速度低于7.5%，或者CPI高于3.5%，这个时候恐怕只有微刺激是不行的。之所以现在搞微刺激是因为还在合理区间。
问：在您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
汪同三：首先要看经济危机如何去定义，如果经济危机定义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还没有过。但是如果把5个百分点的经济速度下降定义为危机，那么我们有过一次。
问：为什么要保增长和促就业呢，这几年的失业率不高，为什么还要提到这个事情？
汪同三：我们现在经济效益不够高，还要靠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够保证适当的财政收入。另外，就业虽然和经济增长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线性关系，但是毕竟是经济增长是就业的必要因素。就业是一个最核心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体现人是最主要的。现在讲以人为本，大家都要过好日子，你要想过好日子的话你就得有收入。就业也是这个道理，现在就业率是这个水平，就不能让它明显低于这个水平。CPI也是这样，原来CPI就是5%以下，所以现在把上限定在3.5%。
问：您对下半年经济走势有什么预测？
汪同三：下半年我们现在想的是不要使它恶化下去。今年第一季度和去年第一季度一比下了一块，现在让它能够不再继续恶化就很不错了。想让今年GDP增长速度一下子提高到8%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各个方面都能保持比较适合的水平，维持住7.5%就是很好了。以前定了一个计划目标是看超多少，现在定的目标确确实实是需要努力才有可能实现，搞不好的话还真实现不了。
汪同三简介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1990年成为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之一。199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任该所经济模型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长期从事经济模型理论、方法论及其在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和美国学者的模型研制合作项目，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承担总理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对现实经济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
来源： 经济参考报 作者： 记者 方烨 实习生 陈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