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GDP 已占世界第二位。我国良好的总资产是否也占第二位？如果也占第二位，那么我国的GDP 就可以持续发展，经济总量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位。若有问题就应该解决问题，把良好的资产负债提高到与GDP 相适应的位置。
国家资产和企业资产的计算方式是一样的，其计算公式名为资产负债表。我国至今还没人对国家资产负债表做过准确统计，这极大影响了我国对宏观经济的了解、运作和调控。非常感谢，我国已有少数专家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如李扬、曹远征、马骏和易纲等专家。
现将2010 年一组对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统计数字引用如下：
总资产 ＝ 净资产 + 负债
358 万亿 202 万亿 156 万亿
因为GDP 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它是由我国资产运营而决定的，所以讨论我国的资产负债表有重要意义。表中有如下问题，需要研究。
问题一：我国的净资产202 万亿，它的体量很大，令人羡慕，但这一数字包括了我国还未开发的土地、河流、矿产等自然资源，这得益于我国960 万平方公里和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但202 万亿中相当部分是以潜在的净资产形式存在的。为使我国的净资产更有实际价值，就要加大整治国土、治理污染的力度，提高农林牧副渔循环生产的和谐度。比如，耕地土壤具有活性、活力，有丰富的微生物，耕地就是正资产；若污染的耕地不再适于耕种，那么耕地就是负资产。社会确应树立一种新观点，那就是广袤国土赋予我国人民的自然资源，就是国家资产中的一种特殊资本，而且是我国一种人类和自然界平等友好的交换，是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正资产。
问题二：国家的负债156 万亿，总资产为358 万亿，国家的资产负债率是44%，相当安全。在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主持下，曾编写过2000~2010 年的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文章认为：“中国多年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且是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同时又说：“但是近年来该杠杆率的提高速度很快，须引起关注，分部门的分析显示，企业负债率（占GDP 比重）很高。构成中国资产负债表的显著特色。2010 年，该负债率已逾100%，超过OECD 国家90%的阈值，值得高度警惕。”
“阈”者，古字，意为门槛、极限之意。现在经济学界用阈值表现的意思是，用最小之力改变事物的平衡和性质。李扬对我国资产负债表中分部门出现的阈值情况及时发出的警示，很有必要。
问题三：资产负债表中的净资产一栏，今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技发达的国家，已把科技发明、专利技术归并到净资产一栏中，银行、上市公司、风险投资基金都对其认可，对其直接投入就是注入资本，也就是净资产。这是对资产负债的认识和实际操作上，发生的革命性变革。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是后进的，虽然阿里巴巴的发起人是中国企业家，反而是外国公司看清了其发展前景，率先入资成为大股东；京东白条虽有亏损，但仍然可以在美国成功上市，其原因就是他们有互联网金融与中国市场相组合的高科技商业平台。我国虽然在工商注册上承认了专利等无形资产，并从25% 的资本占有率大幅提高到70%，以后又不做限定，但有这种眼力和识别力的金融机构还非常少。这就更加凸现了我国总资产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问题四：从近几年我国对资产运营的情况看，众多的实体经济和利润率都在5% 以下，相当部分是能维持生产就不错，故而从事实体经济企业的积极性并不高。虽然我国货币M2已达110 万亿，是GDP 的近两倍之巨，但我国的现金流量仍然非常紧张。
问题五：看经济实体优劣，除去资产负债表外，还应看利润占有表和现金流量表。就我国整体经济来看，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均不理想。
这种情况，将使我国资产负债的内在矛盾无法得以舒缓，并易使我国经济的总资产远离阈值。
我国亟需对国家资产进行调整，努力做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业水平的升级。这就要从战略上把握我国国家资产的合理运行，以求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和谐增长。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有35 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我国从一个后发国家起步，从计划经济又转型为市场经济，现在认真盘点一下我国的经济总量，认识一下我国资产的运行模式和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政府一件重要工作。鉴于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原理和公式完全一致。那就先从35 年来，我国企业几种资产负债表的形态谈起。
形态一：+ 资产＝净资产∞零+ 负债∞零
这是个体工商户类型。这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一种谋生方式，本小利微。我国改革之初，党中央和政府，对此就持非常明确、积极的态度，放手发展，并由此引发了多种所有制企业的产生。政府现在仍需对这类从业人员，加大鼓励、保护的力度，废除苛捐杂税。
形态二：+ 资产＝净资产∞零+ 负债∞资产
这是人们说的皮包公司类型。人们常讥笑此类皮包公司的伎俩为空手套白狼。在改革时期，由于民间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而且也确有一些企业家脱颖而出， “原罪”之说也随之而起。三十多年以后，我国经济秩序逐渐走入正轨。这类企业已逐渐过时。
形态三：+ 资产＝净资产∞资产+ 负债∞零
这是稳健保守企业的类型。这类企业，绝不负债，或负债量很少，或在完全可控范围内，虽然发展慢，但经营稳健，并注重商业信誉，还成就出不少百年老店，又能与时缓进，并不落伍。现今一些创新技术企业，显露头角也属这一负债类型，但赢得了现代直接融资机构的承认并注资。这部分创新科技企业，已远远高过过去百年老店的资产负债模式的水平与规模。
形态四：- 资产＝净资产+ 负债
这是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及时进入破产程序。在等式两边取得平衡后，从理论上来说，负债增加1 元，净资本减少1 元，就使资产由正转负。这就是一根稻草压死一头骆驼的经典比喻，也是阈值典型的说明。
以上四种企业在我国市场中，都有存在。
有的是正常现象，有的是一时现象。今后，理想类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应该是如何呢？不少人认为，在一个时点上，对产销对路的企业来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应是50% 以下的负债率。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都在20% 以下。
前不久，《参考消息》报道，我国企业债务已达14 万多亿美元，美国是13 万亿，若干年后，我国将达到20 万亿，美国仅为14 万亿！我认为高负债的总资产对国家、居民和企业都极为不利！
我们说银行和企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从上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来看，没有哪个企业能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一栏斩断关系。而负债，主要又是指企业和银行发生的借贷关系，正常借贷又主要是企业向银行借的流动资金。企业只要正常运转，和宏观经济形势吻合，那么借贷流动资金对企业和银行来讲风险率就少，同时商业信用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有的企业借贷，以负债杠杆巧妙地撬动了企业的活力，发展了企业，而有的企业靠借贷，负债杠杆却把自己的企业撬了个底朝天。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
企业净资本的直接融资和企业债务的间接融资明显不同。企业安全健康的发展，还需政府为企业多多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企业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商业信用；银行和企业签署的合同，在困难时期，应共渡难关，为双方的共同利益着想，银行停贷尚可理解，若是临时抽贷，那可真有点临阵脱逃之嫌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经验教训，值得国家重视，尤其是在国民资产运作中，如何使用人民币金融资产和外汇金融资金都要留心。外汇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其如何体现和发挥作用，本文发表一些不成熟看法。
三、外汇在国民资产负债表中的体现和发挥的作用
我国现有外汇4 万亿美元，这本是好事，但用不好就是坏事。外汇的累积，既是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的辛苦血汗钱，问题是它必须用好。让我们再看一下我国的资产负债表：
4 万亿无疑是我国总资产中的一部分。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国家做为一个整体，也可以把它称做国民资产负债表，即把整体细分为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4 万亿就是我国的净资本；若在国民负债表中就是政府对全民的负债。前者很好理解，因为4 万亿外汇收入是我国以等价商品换来的。这种交换是我国净资产的构成发生的变化，并不影响赚来的外汇不是净资产这一事实。只要用此外汇买入先进设备和技术，吸引国外人才，这就是做了一件增加我国净资本的好生意。这就不形成对国民的负债。而国民资产负债表却表明一个事实，即一切外汇都要经过结汇的关口。这样一来，本属于民间，包括国家企业的外汇资产都被中央银行用人民币换走了。如外汇全部用于国内结汇，就要增发人民币与之配套，这就会引起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实质上就是对广大消费者的国内负债。在国民资产负债表中，就反映了政府债务的增加。如其中一部分购买外国国债，也不失为一种对冲资金的办法，但也等于我国承担了外国的国债，外国人民消费本该向外国政府或金融机构借钱，但有相当一部分是找我国借钱。这部分钱就是我国买的外国国债。否则，美国是个明显的债务大国，是个明显超前消费大国，为何多年来，美国的商品还是那么物美价廉，通货膨胀处于低位呢？我国虽是世界第一债权大国，很多生活消费品的实际物价又比欧美、日本还贵呢？有的国家把自己的债务抛给世界，而我国却积极开通外汇使用的渠道大量购买，并争到头彩，未必明智。外国国债的利息是5%，但国内银行对我国企业的利息却达到12%~17%，合理吗？即便国外对我国购买的国债还本付息了，我国掌握外汇的主动权也会减弱。
以上的话，绝不是否定我国改革之初，急需外汇，筚路蓝缕，英雄无用武之器时所制定的政策，而是要及时转换政策，大步前进，改变大量外汇配套发行人民币阈值的困境。在充满着不确定因素时，也能看清确定的历史趋势。我认为今后对外汇的使用应主要用于我国经济总资产的净资产的增加上，而少用于负债上。如我国最近用4000 亿美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年购380 亿立方米，购销合同20 年， 这就是一笔互惠互利的好买卖。在我国的资产负债中，我国增加了4000 亿美元的净资本；对俄国讲，在外资大量撤离，又受别国制裁时，他又获得一笔外汇长年大单。
现提三条建议供有兴趣的朋友讨论：
建议一：有的企业家提议，在国家外汇中出几千亿美元，进行为期十年的长期贷款，给企业家一次长贷长投的机会，并构建一个借贷关系明确，产权明晰，管理规范并由中国民企为主导的国际产业并购平台，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并购重组活动。我国加强国内、国外两种市场的并购，一方面可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稳步提高，一方面也使我国的经济总资产不断优化，从而为实现生产力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坚实基础。
建议二：只留适量外汇的结汇，以供政府和对外经贸活动之用。其余部分留在企业和民间手中，由企业和个人自由使用。以避免我国外汇使用渠道单一，
国家外汇结汇负担过重的困局。企业留有外汇，他们可以精打细算，购买适合自己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引进人才，使自己的产品换代升级，而绝非购买别国的核心技术，保密专利。一味说别国一律不卖一切先进东西，千万不要形成一种托词。
建议三：鼓励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出国创业、学习，开展文化交流学术活动。人们可用手持的人民币自由换取各国的硬通货，这正是启动我国人民内需的一个极好办法。近日人民币和日元、美元合作的银联卡就大大促进了中国人赴外旅游的规模和中国游客的购物消费。岂不是很好的事情。
以上建议，都是我国在外汇使用上，增加净资产，减少国民负债，远离负资产阈值临近的措施。实行起来并不难。
科学地运营我国的资产负债模式，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企业的资本运行，改进银企关系，分享对外经贸的红利，推动内需，若再加上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的宏观经济就一定能在结构上、效益上、企业的竞争力上、劳动者的精神面貌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初期，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历史任务已超前完成。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期，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战术上，是否也应有个大转变，像解放战争中期那样，不以保守一城一地为目标，灵活机动作战，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其实我军在三大战役之前，国民党部队的有生力量、装备和各种资源就已处在优势转为劣势的阈值点上。我们在经济改革事业中，也不应以做大高负债的总资产为目的，而应以现金流和利润红利的通畅为目标，逐步壮大国家总资产的有生力量。
2014 年6 月21 日
2014 年6 月27 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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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引言
+ 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杨等
历史上，全球经济危机多有国际债务危机相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步深入，且经济活动日渐金融化，债务危机更构成经济危机的基本要素。因此，探索危机产生的根源，分析危机蔓延的进程，研讨解救危机的措施，我们必须撩开层层面纱，追溯到危机国家之资产、负债状况及其动态平衡关系上。这是因为，在如今的情势下，一国经济健康状况的好坏，集中反映在该国的资产负债表中。认识及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用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框架来从事宏观经济、特别是经济周期的研究，由此，他们也倾向于将上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各次经济危机刻画为"资产负债表冲击"。
在上述实践和理论背景下，当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浮出水面之时，人们开始担心中国的主权债务风险，更有人据以唱衰中国。面对这种挑战，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特别是政府资产负债表），深入剖析中国债务的源流、现状及发展前景，便成当务之急。
国民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功能，是用精心设计的理论框架和一系列处理数据的方法，表列整个国家的"家底"，并揭示主要经济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套框架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国家经济的健康状况，了解可能产生冲击的来源及强度，而且在危机期间，它可为政府的对策空间提供基本依据。进一步，作为存量指标（有别于作为流量指标的GDP），分析比较其年度间变化，它还有透视一国多年经济增长"累积效应"的功能。如果更深入地分部门考察资产负债结构、变动趋势及其同其他部门的关联，我们还可从存量视角对各国经济的结构特点与体制特征进行解构，从而揭示发展方式转型面临的问题，启示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编制国民资产负债表并非新事物。早在1936 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出把企业资产负债表技术应用于国民经济的构想（DickingsonandEakin，1936）。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作为一种成熟的核算方法，形成于20 世纪60 年代。作为此领域的开创性工作， Goldsmith 等人曾编制了美国自20 世纪初至1980 年若干年份的综合与分部门的资产负债表（GoldsmithandLipsey， 1963 ；Goldsmith，1982）。Revel（l 1966） 试编了1957~1961年英国的国民资产负债表。自1975 年始，该表正式由官方发布（Holder，1998）。在加拿大，以账面和市场价值计算的国民资产负债表，从1990 年开始编制。至今，大部分OECD 成员国家都至少公布了不含有实物资产的金融资产负债表。我国国民资产负债表的研究与编制工作起步较晚。虽然国家统计局曾于1997 年和2007 年先后两次出版《中国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但迄今中国官方资产负债表仍处于试编阶段，至今尚未对外公布过相关数据，而且，该表可能只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中间参考指标或中间产品。这种几近空白的状况，使得编制中国国民资产负债表特别是主权资产负债表具有了更大的紧迫性和挑战性。
尽管问世已久，但是，在相当长时期中，国民资产负债表方法（BalanceSheetApproach，BSA）却一直在国民经济统计的大框架下，仅仅作为一种统计方法进入人们的视野。上世纪90 年代拉美（如墨西哥、巴西等国）和亚洲地区相继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以来，关于国民资产负债表方法的讨论日趋活跃，其功能也逐渐超越单纯的统计，显示出上升为宏观经济分析基本方法之一的势头。① 2007 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来，这一分析方法更得到了学界、政府以及国际机构的广泛重视与认可， 国内也有学者敏锐地跟上潮流并用之对中国经济问题展开了初步分析（易纲，2008 ；李扬，2009）。可以说，在讨论本轮金融危机的学术创新浪潮中，应用BSA 和国家部门资产负债表数据展开的研究已经形成重要流派。
Alleneta（l 2002）指出，从理论上讲，通过BSA研究金融危机，可以清晰地界定出四类主要的金融风险，即：期限错配、货币错配、资本结构错配以及清偿力缺失，②而分析考察这四类问题，则是揭示危机的根源，认识危机的传导机制，理解微观经济主体应对危机的行为方式，以及研判应对政策的关键。除了用于对危机展开宏观层面的分析，目前的资产负债表研究正在向如下三个领域展开：第一，研究部门（国家）资本结构与金融稳定及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如All enetal（2002）、侯杰（2006）；第二，考察部门间金融风险的分担与转移，如Grayetal.（2007）、侯杰（2006）；第三，分析一国或地区的债务、资本结构与金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如Haim ＆Levy（2007；以色列），Mathi sen ＆ Pell echi o（2006；南非），Limaeta（l 2006；哥伦比亚），以及Rosenbergeta（l 2005；新兴市场）。应当说，所有这些研究均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果。
本文旨在编制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并尝试运用其中提供的数据回答时下被国内外热议的若干问题。我们十分清楚这项研究蕴含的风险，但是，我们愿意直面挑战。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估算方法可能存在的争议和不足，我们不敢高估本文提供的数据的精准性，力求正确提出编制中国资产负债表的方法，确立科学的资产负债表分析框架，并谨慎地收集、估算各类数据，进而小心地运用这些成果，对我国主权资产负债表的风险进行评估。
本报告拟分上、下两篇。其中，上篇侧重于主权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以及总债务水平和全社会杠杆率的估算，下篇侧重于分析中国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机理，以及对主权资产负债表的风险评估。本文（即上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介绍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基本框架，其次试编中国的主权资产负债表， 最后，估算中国的债务总水平与全社会的杠杆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