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一重要变化，一方面表明近年来国家在优化结构中稳增长、在创新驱动中促转型，推动提质增效升级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另一方面也表明在经过了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产业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
连续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的客观事实说明，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增长阶段。从经济规律和各国经验来看，发展中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后，都会遇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历史性难题。这是一条别无选择的必由之路，是一个艰难的持续爬坡的过程，是挑战，更是机遇。能否顺利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出新的持续增长动力和比较竞争优势，决定其能否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社会。
从理论上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低效率和高消耗的生产部门或产业链环节（如产能严重过剩和环境污染大的行业）退出，继而导入到高附加值、高效率、低消耗的生产部门或产业链环节（如先进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和环节之间的流动与重组，主要依靠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来实现。通俗地讲，就是哪里能提供更高、更持久的经济收益，生产要素就会向哪里聚集。
但是在实现生活中，市场机制在引导生产要素的进与退时，并不会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顺畅和高效，经常会面临该进的进不去（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普遍面临的商业化应用缓慢问题），该退的却退不出（如一些传统产业面临产能严重过剩问题）的两难困境。究其原因，既有技术层面的因素，如信息不完全、专利壁垒、不完全竞争等，也有制度性因素（如市场准入障碍、市场分割、要素价格扭曲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让生产要素在结构升级转换过程中愿意进就能够进去，愿意退也能够退出。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那样，进，要更加积极有为；退，要更加主动有序。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要发挥好积极作用。
做强做优增量，打造中国工业升级版
对于如何进，我们认为大体上可以从做强增量和做优存量两个方向上做文章，以期达到双轮驱动的效果。
做强增量，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国家要大力推动制造业朝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方向升级。特别是要加快新一代移动通信装备、智能制造、3D打印、智能电网、工业机器人、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技术或新领域的商业化应用，以商业化应用来引导市场需求和战略投资，以搭建创新平台和营造创业环境来塑造全新的高端产业链，帮助新兴产业尽快度过初创瓶颈期，进入规模收益递增的高速成长阶段。这实际上也是我国制造业应对要素成本上涨、人口红利逐渐弱化和资源环境挑战，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打造工业升级版的根本出路。
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发达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构筑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战略支点。去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标志着中国经济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以后、产业结构升级面临新的形势。尽管如此，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生活服务业比重还比较大，生产性服务业相对滞后，这也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着巨大的成长空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轮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契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金融服务、研发设计、软件开发、大数据、云计算、系统集成、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后台服务、节能服务、生态恢复、职业培训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打造、延伸和整合产业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走上发展快车道。
以信息化和管理创新为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做优存量，核心内容是充分利用当代信息技术手段，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使传统产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近年来，我国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比较优势产业正面临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能源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涨、外部市场需求不振和周边国家替代性竞争等诸多不利因素，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上。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产业未必就是夕阳产业，只要能够保持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传统产业依然可以焕发青春。在这方面，发达经济体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例如，德国的装备制造业之所以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持续不断的内生型创新能力。而反观诺基亚、索尼、夏普等传统电子强企近年来步履蹒跚，继而被苹果、三星等后来者远远甩在身后，创新能力的日渐衰落是重要败因。
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一方面要依靠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加快企业技术改造，运用集成度和智能化程度更高的资本设备来改造传统制造工艺，实现硬件的提升。另一方面更要依靠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来实现，这也是企业软实力的集中体现。相对于硬件升级来说，软件升级要困难得多，因为它是用钱买不来的，是企业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今天，我们国内许多制造企业拥有连跨国公司都羡慕的先进设备和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但是我国令世界认可、推崇的名牌产品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原因正在于此。购买技术和设备相对容易，培植管理创新的土壤和空气却难得多。
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是困扰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尽管国际上并不存在关于全球产能过剩的确切官方数据，在理论上也并不存在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规范定义和度量标准，但是已有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产能过剩问题已经长期困扰着世界经济。在本世纪之初，全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近20%，汽车业最多时产能过剩近30%。近些年来全球产能过剩现象已经由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向电子信息、通信等新兴制造业部门蔓延。这种状况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和各国政府出台过多投资刺激计划而呈现恶化趋势。
我国部分行业（主要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资源密集型和排放密集型行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投资者信息不充分和非理性预期的原因，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在GDP崇拜和盲目追求政绩的背景下过度干预市场，使得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受阻的因素。
现阶段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应该多管齐下，多措并举。除了发挥必不可少的行政手段外（如坚决清理地方政府各种显性和隐性的不合理优惠政策），更要强化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同时，要发挥财政、税收、金融、信息服务、中介组织等作用，打好化解产能过剩的组合拳。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化解产能过剩与房地产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因为上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典型行业，大部分都与房地产业紧密相关。而后者又关系到地方经济、财政收入和就业等敏感问题。
化解产能过剩问题，还应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挂起钩来，要为民间投资实体经济提供便捷通道，实现堵与疏的结合。
以产业技术创新支撑和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无论是做强增量，还是做优存量，抑或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提高产业持续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持久动力和源泉。根据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一国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形成，都要经历从要素驱动到投资驱动，进而到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关键时期，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成为产业增长和保持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2011年的一项新研究成果——《增长新要素源泉：无形资产》中，明确提出包括研究与发展、员工技能、软件、设计和营销在内的无形资产是经济增长的新要素源泉，并通过研究表明OECD成员国正在不断增大无形资产的投资强度。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快发展的形势下，土地、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重要性下降，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制定和实施新要素驱动战略，推动在初级生产要素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比较优势，向在高级新生产要素基础上形成的新竞争优势的历史性转变。
一方面要健全创新的倒逼机制，真正形成促使企业创新的动力和压力，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社会公益技术、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健全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完善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机制。
人才是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人才队伍建设必须两手同时抓。一方面，国家要加强研发设计、品牌建设、优质服务及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的高级人才队伍培养，特别要培育能够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精通国内外市场、熟悉国际标准和贸易规则、懂得管理的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国家在政策上也要重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让那些能够操控现代智能装备、拥有精益思想和现场持续改进思想的产业技术工人源源不断地涌现。
技术创新过程中，制度是关键。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重视创新激励的长效机制，建立统一公平的生产要素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构建有利于高端人才、技术创新、研发设计、知识产权、品牌、商业模式等高级生产要素培育和成长的良好平台。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关键一年。我们有信心也有办法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场攻坚战，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夯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