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性地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人均GDP由1979年的210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428美元，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跻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GDP达到了568845亿元，国际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如果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在2030年甚至更早就将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然而，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迈进中等收入后，极容易出现经济增长乏力问题，从而陷入低迷增长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范围看，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连续维持三四十年9%的经济增速。自2012年以来，我国GDP首次跌破8%，并维持着8%以下增长水平，正面临着增长乏力和低迷增长风险。
通常情况下，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时，经济规模越大，对经济增速的反向功能作用就越强，维持原有增速的难度也就越大。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基数效应。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1979-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比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翻两番”目标应达到的7.2%增长速度高出了2.7%；2010年GDP为58786亿美元，是1978年的20.5倍，比按“翻两番”目标的7.2%增长目标计算的经济总量增长的9.2倍目标高出1倍多；1979年人均GDP为210美元，2010年人均GDP达到4428美元，增长了20多倍；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9727亿美元，是1978年对外贸易总额206亿美元的14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6.3%。其他各项经济指标也都同样实现了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除了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各项制度创新等焕发了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以及总体上有益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比较落后，经济增长的基数比较低。而当经济增长基数达到一定规模后，再保持原有的高速增长速度的难度就会加大，经济规模对经济增速的反向功能作用就可能进一步增强。
从最近几年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的幅度已经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2010年我国GDP较上年增长了10.3 %，2011年较上年增长了9.2 %，增幅下降1.1%； 2012年经济增幅进一步下行，较上年增长7.8 % 增幅骤降了1.4 %；2013年GDP同比增长7.7%，继续下滑。近年来我国经济的下滑，虽然有外部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等导致国际经济不景气，以及国内出台4万亿等经济刺激政策作用衰减等方面原因，但经济增长的基数效应不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当我国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并在2010年GDP达到397983亿元，再保持以前的较高增速，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增量作支撑。比如，2002年我国GDP总量约120333亿元，较上年增长9.7%，新增量约10679亿元，若十年后的2012年也同样较上年增长9.7%，仅新增量就超过45741亿元，是2000年我国GDP总量的48.3%以上，而实际中的2012年GDP仅较上年增长7.8 %，总量为3.87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经济学原理，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通过生产、金融、消费等领域传导到收入领域，产生累计效应，导致居民收入以更大幅度下滑。我国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的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约6%，比去年的9%增长率回落了3个百分点，低于GDP的增速，这必然使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萎缩，推动经济下滑。需要注意的是，若要维持我国经济的较高速速度增长，需要更大规模资源投入作支撑。我国不仅国内资源存量有限，而且来自外部资源的压力不断加大。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能源资源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消耗世界15%的能源，消耗的镍、铜、铝、锌、钢和水泥分别占世界的18%、23%、25%、30%、32%和54%。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增长将可能进入明显回落的时间窗口。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资源投入作为驱动力，虽然通过“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低技术和低端市场”的比较优势挤进和不断拓展了国际市场，赚取了大量外汇，同时也活跃了国内市场，向国内外市场提供了大量产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也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沉重代价。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分别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排放总额早在2008年就超过美国列为世界第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是：虽然经济总量得到大幅跃升，但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不合理的低端水平，导致国内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虽然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劳动者收入增长却长期滞后，导致国内消费者购买力跟不上国内生产规模扩张的速度，致使经济增长不得不依靠出口驱动；虽然面向国内外市场生产和提供了大量产品，但许多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受制于人，只能获取微薄的利润，长期处于代工者的角色。因此，如果我国经济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实现高速增长，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能源和资源的枯竭速度就越快，环境和生态恶化的速度越快，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就越高，产能过剩的情况就越严重。显然，这种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呈现下降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增幅的适度下降，也是一种合理的回归。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主要来自于出口和投资拉动、外资和廉价劳动力驱动、房地产支撑、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以及部分人和地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从目前情况看，长期维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些潜力已经或接近达到“峰值”。一是政府投资和房地产增长的峰值。作为政府投资重点领域的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高速增长的空间不大，水泥、钢铁等产品的需求峰值已经或接近到来；近年来房地产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高房价，已经不同程度绑架国民经济，并带来一定社会问题，投资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难以继续保持过去高速增长态势。二是现有外部资源和市场利用的峰值。从2000年开始，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逐年递减，国外技术对我们经济增长外溢效应逐步消退，近几年这种递减趋势正逐步加快；我国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9.5%扩大到2008年的62%。近两年，尽管有所回落，但仍然在50%左右，因而随着外贸来自外部风险的逐步加大，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难以持续。三是人口红利的峰值。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在25%左右。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正让中国陷入“未富先老”泥潭，劳动力供给减少和劳动力成本提高问题日益凸显，长期保持的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削弱。不仅如此，人口的总抚养比和抚养负担也在进一步加大。因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缩减和接近极限。四是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代价的峰值。近年来，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总体较差问题日益突出，依靠国际市场供应的难度和风险不断加大；同时，我国许多地区还面临日益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的承载能力不断下降，生态系统退化现象不断加剧。
泡沫经济是导致一个国家经济衰退，以致使一个国家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学意义上的“泡沫”是指一种资产的名义价值不断偏离其内在价值的经济现象。严格意义上讲，所渭泡沫经济就是资产价格（具体指股票与不动产价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雇佣、增长率等）暴涨，然后暴跌这一过程。对不同国家来讲，虽然泡沫经济的产生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实施依靠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创造则富。其中，20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最为典型。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达到最高峰后，由于畸高的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得不到实业的有力支撑，加之“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以及日本政府作出的限制银行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房贷等政策的作用，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的最终破火。自此，日本经济开始走上了长期的衰退之路。中国当前经济的发展正面临和当年日本相似的情形。一方面，国内货币的超发和金融衍生产品杠杆作用的推波助澜，导致国家和地方债务规模不断膨胀，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遍地开花似一轮又一轮畸形上涨，严重绑架了整个国民经济。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以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为借口，逼迫人民币升值，以扰乱中国金融秩序和拖累、拖垮中国经济。
长期的货币超发，致使我国正面临比较现实和严峻的债务、金融、房地产等泡沫风险。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现已达到23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若加上“铁总”的2.6万亿元债务，总量约26万亿元，而且还在继续膨胀，如此下去必然形成巨大的债务泡沫。由于我国地方债务大多数是2009年以后迅速增加的，且大多数投在“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建设）等项目，借款期限普遍超长，不仅短期难以回收，而且到期后必然转化为新的巨额信贷资金，推涨金融泡沫，为未来经济稳定发展埋下巨大隐患。另外，我国货币长期超发，2013年以来金融市场M2已经高达10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88%，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且金融泡沫在不断累积。从1998年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后，房地产业得到超常规快速发展，高房价、高信货、高空置率已成为我国房地产的显著特征。201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约14.36万亿元，而房地产建设的60%资金来自银行信贷，房地产开发投资与GDP比值为35%，国民经济被房地产绑架。由于在推高房价、形成泡沫的过程中，心理预期、羊群效应、资金支持三者缺一不可。]在心理预期、羊群效应、资金支持作用下，得房产泡沫一轮又一轮被吹大，地产泡沫风险不断加大。目前，房地产一定程度上成了“鸦片产业”，欲罢不能，而过度依赖房地产刺激经济，无疑是“饮鸩止渴”。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灭的，越吹越大的泡沫一旦戳破，国民经济将可能跌入深渊。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利益关系矛盾不断激化和凸显，可谓内忧外患。同时，还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按照“3000美元心理分界线”理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通常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心理变化，成为社会心理矛盾冲突最为严重时期。因为，这时候的社会利益关系分化严重，人们心理失衡和社会矛盾加剧。当我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国内民众的关注点开始由过去“患寡”，追求脱贫致富，逐步转移到“患不公”，追求公平公正。现实中不仅存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趋势，而且造成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固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担心。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51.4%下降到40%左右，资本所得却由36.3%提高到46.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倍，比1985年扩大了近1倍；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倍扩大到2-3倍。“官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和“星二代”等称谓的广泛流传，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社会分层趋于刚性化的无奈，而“仇富”、“仇官”等现象，则反映了人们对收入不公导致社会利益分化的不满和社会心理失衡的加剧。近年来，随着社会利益分化的不断加剧，引发了人们对政府部门及官员的日益不满情绪，甚至发展为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危机，削弱了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正处在矛盾凸显期，已经影响和危及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全面深入融入全球化。但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回落已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尽管各个国家基本面有所不同，但整体上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增速回落，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和我国同样的下行周期。对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我国来讲，特别是在对外依存度长期维持在60%以上的情况下，不能不受其影响。与此同时，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孕育和凸显，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日趋严峻的挑战。一是商品出口面临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冲击的中国针对国。不仅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而且某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强化对我出口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对于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的我国来讲，这不能不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压力。二是海外投资存在着日趋严峻的风险和压力。目前，我国众多企业海外投资的投向主要是中东、非洲、拉美等生产资料成本较低，自然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国家，这些发展国家不仅因为民族主义、国家安全等多方面原因，严格限制外国资本在某些领域的控股比率，而且因为宗教、民族、历史等错综复杂的原因，投资环境潜伏着种种危机。三是海外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威胁持续加大。当前，我国境外人员分布在众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安全风险。不仅如此，我国维护海洋权益面对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海上战略通道面临“受制于人”的风险等。另外，我国还是石油等资源高度依赖资源进口，由于国际大宗商品几乎为少数国家操纵，我国资源安全面临较大威胁。随着人民币地位的不断提升，美国等少数国家在人民币问题上大做文章将危及人民币和我国金融安全。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