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草案，拟取消集资诈骗罪等9个罪中的死刑，中国学界和媒体一致盛赞。这一动向自然值得称道，但多少令人有点出乎意料。因为中国对刑法上一次修订中，已刚刚一揽子取消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而不出所料的是，此番缩减死刑的动向，再次遭遇反对之声。表面上，呼吁减少死刑在中国法学界已是绝对主流，但在发言门槛较低的博客、微博等网络媒体上，舆论的反馈中反对减少死刑的声音并不在少数。实际上，在占据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中，支持死刑者更是占大多数的——与之类似的是，尽管中国舆论界坚决反对刑讯逼供，其实在普通大众的观念中，是不能刑讯“好人”，而“坏人”不打才是不对的。
这一微妙现象，可以借用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著名论断“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来概括：在公共舆论界叫地响亮的声音其实并一定不能代表大众，因为普通大众通常在舆论场上是沉默的。尼克松此说当然本是为了自辩，未必符合事实。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真实的大众民意也基本可以通过议会代议机制顺利地表达出来。但无论如何，沉默的大多数这一论断本身却极富洞见，这对于准确地认清真实的民意民情，避免被传媒造就的舆论错觉所误导，至关重要——这尤其在民意表达机制严重不畅的国家，显然就更为重要。
其实，前段时间某网络写手应邀参加中国最高层举办的文艺座谈会事件，也可以此来解释。对其文章的通篇硬伤和姿态，中国主流文化界尽可以不屑乃至鄙夷。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支持者，可能恰恰相反，普通大众中他的支持者并不在少数——这可能正是官方力挺的原因之一。官方可能也并不指望利用他一人可以改变知识阶层的固有观念，而只要能影响普通大众就够了。
但朴素的民意是民意，中国死刑现状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全球至少70%以上的国家已实质上废除死刑，即便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大多原则上限于严重的故意杀人犯罪;对比强烈的是，中国的死刑无论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居世界榜首。死刑过多，不仅有违生命权这一最基本人权的保障，而且也不经济，例如：恰恰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死刑过多也反而可能造成，一个人犯罪后会抱着“反正一死”的心态，更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所谓的“投名状”，其实正是这一法律内在悖论生动、极端的现实体现;再者，死刑耗费的公共资源成本极高，因为死刑的后果无法挽回，所以为避冤杀就必须设立极为严格、复杂的死刑适用机制。
再者，重刑也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引发更多问题。例如，中国现有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的案例，最常见、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集资诈骗罪。表面上，集资诈骗往往受害者众多且金额巨大，的确危害极大。但问题是，集资诈骗和民间集资之间其实往往存在着较大的模糊地带，而很难严格区分开来。这就导致实践中，集资行为是否会被认定为集资诈骗，通常取决于集资者最后能否还钱，这显然是不问主观过错的“客观归罪”，从而会混淆民事纠纷与犯罪。
而且，实践中非法集资罪的死刑也难免被地方政府或某些官员所利用，以推脱监管责任、平息受害者情绪“借来一用”。再者，在中国银行业被几家国有银行高度行政垄断的情况下，民营经济融资极为困难，而百姓手中的钱存入银行利息过低、又缺乏其他可靠的投资途径的情况下，对民间集资行为仍动用死刑，就更显得既极不公平，又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也再次证明，仅靠严刑峻罚遏制犯罪有失偏颇。
与之相比，同属经济犯罪从而本也应废除官员腐败犯罪的死刑，虽然由于民众对于腐败泛滥的憎恶而仍被保留，然而实践中，尽管官员贪腐数额不断刷新纪录，但被执行死刑者却几乎已经绝迹。可以说，事实上贪腐犯罪的死刑已被废弃。这也显然说明，在法治落后的情况下，权势者总是更强势的;即便保留死刑，权势者犯罪也更有可能免死。
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乏死刑的支持者。但像中国这样，在死刑适用范围和数量都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人们又如此强烈地反对减少死刑，就不能不让人深思。对此，人们一般将其归咎于中国社会观念的文明程度不高。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又略显空泛。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人们之所以反对减少死刑，是因为死刑确实也有其“合理性”，在中国朴素的善恶观念中，死刑被认为是对严重犯罪者应得的报应，是给受害者应有的抚慰和公道;他们认为死刑也的确是吓阻潜在犯罪者、维护法律的利器，并可以一次性而又永久地将犯罪者隔绝于社会，成本低效率高等。
还必须看到，人们对刑罚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形势决定。当社会上违法现象盛行，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的情况下，例如官员滥权贪腐、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人们自然会强烈要求严刑峻罚，包括更多适用死刑。由此而言，所谓的乱世用重典，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简言之，一个国家法治程度，其实对刑罚的人道程度影响极大;法治落实地越好，刑罚往往才可能越人道，减少死刑也才会有更充分的民意基础。
此外，我国死刑的替代刑罚还存在严重不足。在中国现有刑罚中，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罚与死刑的落差较大。现行刑罚中，有期徒刑15年，数罪并罚才20年，而无期徒刑也往往是执行两年后减为20年，都不足以惩罚、震慑严重的恶性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减少死刑自然会令民众担忧。
同时，中国刑罚执行的公正性、严格性和透明性仍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例如，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环节，“猫腻”现象并不少见。尤其是权势者更容易钻上述法律空子而逃脱应受到的法律惩罚;另据媒体披露，高官罪犯比普通人犯罪的监狱条件，也要好得多。从而，人们担心减少死刑后，罪犯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就再正常不过，也完全可以理解。这一问题在政府公信力匮乏的大环境下，又被无限放大。即便近些年中国刑罚执行的法治程度或许有所提高，但同样是在政府公信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想有效打消大众的疑虑也仍极为困难。
总之，事实上，政府的法治水平和公信力，才是决定真实的主流民意对待刑罚包括死刑的关键因素。而真实的主流民意，无论在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国家，对于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影响，都极为关键的。人们通常会认为，只有民主制国家，法律才能体现民意。但事实却并非总是如此。只不过在非民主体制下，民意对执政者的压力缺乏直接性、制度性，因而执政者为应对民意的方式存在着复杂的多样性。非民主体制下，也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执政者恰恰是因为民主合法性不足，因而可能会在与维系统治不相冲突的前提下，而有意地迎合或利用民意。
由上可见，减少乃至完全废除死刑虽是世界大势所在，中国则更有必要。但就中国而言，要顺利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仅是社会大众文明和法治观念的提升，而且更有赖于政府法治水平和公信力的不断提高。而这，显然是一个更为复杂、宏大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