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从2012年开始，增长速度下降至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对于这次增速下降的原因及今后的增长前景，目前已经形成两点共识：一是，这次增速回落不仅是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的结果，而且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的结果。因此，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增长速度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也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前沿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那么，对于宏观决策而言，应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本质特征、风险和挑战？
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典型的如过去的英国、当今的美国等。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成功者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也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比如，美国在过去180年的长期平均增长率大约为3%～4%。而后一种增长则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速度。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到80年代的韩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属于后一种增长。
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度，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大，高增长的潜力就大；后发优势减弱了，高增长的潜力就会变小；后发优势消失了，高增长的潜力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的这种变化关系，使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过程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增速变化的生命周期特征。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启动前，一般是传统经济状态下的低速增长，其增速有可能比前沿国家的增速还低。而追赶型增长进程启动后，增速迅速提高，达到远高于前沿国家的水平，并会持续一定时期。而当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发展差距和后发优势消失，增速回落至前沿国家水平。不难看出，由后发国家增长的追赶性质所决定，增速的生命周期特征是内生的，是必然会发生的。只要实现成功追赶，增长速度就必然会收敛于前沿国家的增长水平。当然，也可能追赶不成功，在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前沿国家水平前而增速掉下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落入了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在内的增长陷阱了。
二是增长速度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追赶过程中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会从低收入直接跨入高收入，后发优势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是一个由低到高渐变的过程。而随着发展水平的变化，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后发优势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增长动力和增长潜力的变化。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增长过程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说明，凡是成功完成追赶任务的经济体，其增长过程都不是一下子从高速增长直接转入低速增长，而是会呈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的阶段性变化。
另外，从追赶型增长的国际经验来看，不同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的中速增长阶段，其增长速度呈现明显的差异性，有的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有的仅实现中低速增长。这是因为，由后发优势所决定的增长潜力只是实现高增长或中高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增长潜力能否实现，或者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条件，国内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适应程度，等等。
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属于追赶型增长进程中的增长阶段转换，而不是追赶进程结束的增长阶段转换
一方面，就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与前沿国家的发展差距而言，无疑我国仍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比如，从总体发展水平来讲，目前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从技术水平来讲，目前我国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30年。从劳动力成本来讲，如果按照现价美元计算，2013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14%，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仅相当于美国的20%～30%。从需求方面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需求空间有所缩小，但与前沿发达国家相比，需求空间仍然要大得多。
另一方面，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我国还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我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国内市场规模潜力巨大，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渐次释放。其次，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我国每年毕业600万～700万大学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还比如，我国制造业优势明显，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最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如果改革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就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改革红利，等等。基于这些优势，在今后大约10年至15年，我国具有争取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中高速增长潜力不能自动实现，需要通过改革去争取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首个挑战，是能否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在不少制造业领域成本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能否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创新投融资体制，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比如，现阶段我国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而且支持这些投资的生产能力是充足的，甚至是过剩的。问题在于，与先前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的投资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改革挑战。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面临的第三个重大挑战，是能否真正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增长阶段转变从根本上讲要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制约了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动力难以形成，增长阶段转换也难以平稳实现。
国际经验说明，追赶进程中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不仅充满各种挑战，也充满各种风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处理不好可能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甚至导致追赶进程的中断。
增长阶段转换期增速低一些是正常的，更重要的是要为进入新常态奠定基础
首先需要明确，潜在增速是就一定时期的平均增长潜力而言的，不能将其机械地理解为在今后一个时期的每一年都能够实现或都应当争取这样的增速。现实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这是十分正常的。特别是在当前的“三期叠加”时期，我们既面临潜在增速的下降，又面临调整结构、化解矛盾和风险的艰巨任务，这时个别年份的增速甚至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速，不能说就不正常。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立足于实现中长期健康发展，而不是过于注重每年都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其次，“三期叠加”时期，分析经济形势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经济增速上，更重要的是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得到改善，要看矛盾和风险是否得到化解，要看新的增长动力、增长模式是否正在形成，是否有利于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等等。如果为了维持较高的增速，而使得结构进一步扭曲，矛盾进一步积累，风险进一步加大，环境进一步破坏，那是得不偿失的。相反，如果结构在优化，矛盾在化解，民生在改善，新的增长动力在形成，那么即使增长速度低一些，也是好的。现在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三期叠加”时期不能算作新常态。所谓新常态，至少过去粗放增长积累的结构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立。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说经济进入了新常态。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情况数据。上半年的实际增速是7.4%，三季度是7.3%，比上半年略有下降，从全年来看，也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与此同时，除增速指标外的其他指标，包括就业、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节能减排等，都有所改善。总体来看，当前经济运行状况是正常的，是符合调控政策预期目标的。一方面，经济增速虽有回落，但7%左右的增速仍处在我国现阶段潜在增速的区间范围之内，在全球范围也是较高的增速。另一方面，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深层矛盾、调整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和必然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政策调控的一个结果。经济增速的适当放缓有利于形成市场倒逼机制，有利于推进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实际效果看，虽然增速回落了，但经济的结构和效益得到了改善，风险释放总体上也处于可控范围，有利于为长期的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