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定州，主要领导换人了，部分凶手被抓获，当地官员本应当在查清问题、打击犯罪的同时，清理近年来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但事实是，香港著名女记者曾子墨和她两名同事的到来，让定州方面如临大敌。
在绳油村，“主要道路上停着一辆面包车，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蹲在附近的地上打牌。显然，这些人身负特殊任务。” 而在高速公路上，交警拦截了凤凰卫视记者的汽车后，“很快的，越来越多的政府车辆向高速路口聚集。半小时内，大约20多名政府官员和公安人员来到了现场，将我们的汽车团团围住。”摄制组的三人 “被认定进行了非法采访”。一个多小时在高速路口的盘查之后，记者们无可选择地被“请”到定州市委“继续配合询问”。在市委的会议室内，当地官员又提出诸多无理的要求，由于记者污染据理力争，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我们交出了那一盘事先准备好的录像带，摄影师一人在隔壁房间、我和司机一起在会议室接受了盘问，同意警方检查我们的手机、照相机和 U盘，并在我们在场的情况下检查了车上的所有物品。不知道是没有搜查证所以底气不足，还是其它原因，让我们倍感庆幸的是，三盘录像带和村民的光盘被保住了。”
我们不知道这种所谓“非法采访”的认定依据何在、对于已经被查明了具有合法身份的记者的汽车进行搜查和对他们进行盘问是根据什么法律、这些活动为什么要到市委进行。到 6.11事件为止，定州事件的发展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即使是暴力事件的发生也先经过了50天的时间，早在4月20日凌晨，“20名手持铁管的青年男子冲进空地，殴打了部分村民”。如果当初市委市政府用这些对付记者的手法防范进行杀人的歹徒，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在萌芽状态。
我们知道，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由于其新闻自由的权利受到不同区际法律的特殊保护，事实上比内地记者有更多的权利，但是，他们的定州之行，仍然受到了违法干扰，录像带被要求交出，人身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了严重侵害。那么内地记者如果要有类似采访，显然就会如同深入虎穴。
今日之定州，尽管有过一场有几百名歹徒进行的烧杀恶行，6名村民被杀，48名村民仍在医院治疗，但现在事件已经平息，定州不是歹徒的天下，老百姓也不需要象过去一样用生命去守护家园。可是记者的采访历险，给人的感觉这里是敌占区，记者就象当年抗日时的武工队员、国统区的地下党员、现代打入黑社会的卧底警察。
面对这样违背宪法、侵害记者权利的行为，我们不禁要问，定州方面到底要向记者隐瞒什么，定州到底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让凤凰卫视记者需要“国新办来电”、“台长来接”，才可免遭更严重的劫难。
原来，据凤凰卫视的这篇文章报道：一是村民怀疑定州市有关部门存在失职。绳油村村民在 6月11日凌晨五点就已经向定州市警方报警，然而，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不到半小时的车程，警方却花了整整五个小时，在上午十点才来到事发现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邻县新乐市不仅迅速派出了20多辆救护车，多次往返，积极抢救，并主动派出了多名公安干警在与定州交界的新乐市地界内维持秩序。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恶性袭击事件，定州市120和警方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姗姗来迟？二是村民要求找出幕后真正的黑手。尽管官方现已初步查明，并抓获了煤灰场工程承建单位的负责人等22名犯罪嫌疑人，然而村民们却纷纷质疑，“一个施工队的老板真的有能力有胆量组织几百名训练有素的人明目张胆地进行如此恶性的袭击吗？”
也许这些就是定州市的官员们所担心的：担心黑幕的口子被越撕越大，担心其渎职的问题被发现得越来越多，担心自己承担失职甚或纵容之责。过去几年，定州地方政府正是因为对村民权利的轻视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无能导致了问题步步升级，才出现了那场令人震惊的浩劫。这种做法的愚蠢和错误，已经从定州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被免职得到了证实。劫后定州，应当正视问题，查清问题，给绳油村民和全社会一个交待，也给关注此事的上级党委政府一个交待，不能象过去一样以纸包火。
对此，正常的舆论监督，更加有得于发现真相；而且，记者行使独立调查的权利，村民向记者陈述和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国新办来电”要求放人也表明中央主管单位肯定记者的采访是合法的。但在定州政府那里，记者的正常采访却变成了“非法采访”；而他们限制记者人身自由的做法则明显违背程序、侵犯人权。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定州事件是否能真相大白，还死难村民以公道，令人担忧。
200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