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之后，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了力度空前、不断加码的救市行动，很多国家创记录地大幅度降低利率，甚至进入“零利率”、“负利率”时代，并且在美国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行列，央行大规模扩张基础货币投放。
然而，在危机爆发6年过后，世界经济并未出现人们曾经预期的快速反弹和普遍担心的严重通货膨胀，反而进入一个“持续低迷（secular stagnation）、此起彼伏”的“新常态”（new normal），很多国家通货紧缩、经济下滑的压力反而在增强。这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人们不仅要问：世界经济到底怎么了？！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会创造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则会创造交换，交换又会创造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又会推动新的发展。
当一定范围的生产力提高，使得其自身的原材料供应或产成品销售难以满足生产力需求时，经济活动必然向外扩张，以拓展原材料来源和产成品市场。这就会推动经济金融向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并在充分挖掘原材料、劳动力和销售市场潜力，充分交流思想和文明成果、发挥社会分工和特长的基础上，推动世界经济不断加快发展。每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都会推动世界经济大规模跨越式的发展和繁荣。
例如，在欧洲工业革命推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之后，工业化先发国家就开始向外扩张，并推动了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运动。而美洲的开发，特别是美国的成立，更是吸引大量的资本、产能和人才向美洲，特别是向美国流动。这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
再例如，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原来处于世界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中间派国家开始推动改革开放，并主要向西方阵营开放市场，随着资本和产能的进入，以及原材料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助推了相关国家经济的发展。之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更是为全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空间，再次推动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运动，并带动了世界经济20多年的高速发展和繁荣期（1987年至2007年成为一个长达20年的被经济学界称作“大稳定”的繁荣时期）。
二、资本和产能的大规模转移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人类追逐利益最大化（逐利）的本性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客观存在，非常容易造成区域性、阶段性的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需求不足），进而引发区域性、阶段性的金融或经济危机。资本和产能全球化转移的范围和规模越大，就越容易造成全球性、长时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就越容易引发全球性金融大危机乃至经济大萧条。
实际上，1929-1933年的大危机大萧条，就是以美洲的开发，特别是美国的崛起为核心带动的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阶段性的产能和流动性严重过剩造成的，并率先从产能和资本高度聚集的美国开始爆发。
而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机以及经济大衰退，则是以中国为核心在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带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告诉发展之后，再次造成全球范围内产能和流动性严重过剩造成的，其中，金融危机再次从全球资本高度聚集的美国开始爆发。
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实施改革开放，为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需求，并带动新一轮全球化高速发展近30年之后，世界经济金融已经发展过头，现在，全球化的潜力已经消耗殆尽（世界上已经很难再找出像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那样为全世界提供的巨大市场空间，无论是非洲，还是印度的发展，都无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比），全球性有效需求已经严重不足，世界经济难以再有大规模的增长，可能将长时间保持整体低迷状态。
二战之后，随着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发展，世界人口也快速增长，已从二战结束时的20多亿人口，增长到目前超过70亿人口，其人均寿命、人均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也大幅度提高，这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目前巨大的人口也给地球的承载能力带来了巨大挑战，自然法力用其无形之手开始抑制人口增长：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人们学习和工作的压力不断加大、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育能力随之下降。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具备良好素质的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更是乏力，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进而抑制劳动力的供应和消费需求的提高。这一趋势日益明显且难以逆转。
2015年1月，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称，在过去的50年里，全球经济规模扩大至原来的6倍，年均增长3.6%。这其中有40%归功于人口红利：过去50年里，劳动力每年增长1.7%。但未来50年劳动力年均增长可能只有0.3%，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只有2%，经济规模可能只会翻一番，而这远远不足以为福利制度和债务利息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也使地球的承受能力受到严峻挑战。2015年1月，一个国际专家团队在美国的《科学》周刊上发表研究报告称，在其长期跟踪观察的地球9大指标中，人类活动已使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使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4大指标超出了地球的自然承受极限，其他指标也在明显恶化，这让人类处于危险的境地，需要面对整个地球不稳定的风险，而这种急剧变化自1950年开始出现。
可以肯定的是，受种种因素的影响，新一轮全球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高峰已过，世界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调整期，受地球承受力和世界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世界经济正在转入总体上持续低迷的“新常态”。在这种状态下，新的技术和产品出现，可能淘汰旧的技术和产品；新的市场发现，可能淘汰旧的市场；有的国家经济增长加快，有的国家经济增长可能就会下滑。这种“零和游戏”又会加剧国际竞争和国际矛盾，容易引发货币战争，激化地缘政治矛盾甚至引发局部战争。
四、全球性有效需求不足将给传统经济理论和宏观刺激政策带来极大挑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人们一直在努力提高生产力，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而提高生产力，根本上就是增强人类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和开发能力。人类社会总是不断改进社会制度，力求刺激和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扩大社会生产力。各种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也都是注重于刺激生产和消费需求。在遇到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时，都会采用刺激政策，扩大政府开支或货币投放。由此，也就形成了广泛应用的刺激性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
例如，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都是保持温和的通货膨胀率（如2%、3%甚至更高），实际结果低于目标50%以上，就认为出现通货紧缩，就要采取措施扩大货币投放。由此，尽管各国货币政策都强调“保持币值稳定”，但实际上并不是保持通货膨胀率长期为零，允许阶段性有上有下，而是只允许正的通货膨胀率，不能接受负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即使不出现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实际上也在实施刺激性货币政策。
再如，为刺激经济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加大政府开支，同时竞相降低税收，以维持较好的国际投资环境。但这也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负债累累，政府债务面临危机，政府信用受到挑战，进而可能威胁国家法定货币（信用货币）的生存基础。同时，不断降低税收，特别是所得税、遗产税，又削弱了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两极分化，抑制了中产阶级的发展，进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影响了人们幸福指数的提升，甚至在物质财富增加的情况下，人们的幸福指数反而不断下降，社会治安和管理的成本不断上升。
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仍然习惯于主张刺激性宏观政策，主要经济体纷纷扩大投资和货币投放，反而使产能和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并大量投入到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结果造成更加严重的供给过剩而使价格大幅度下跌（2014年石油、煤炭、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幅度超过50%，进一步促使粮食、棉花、食糖等价格也出现大幅度下滑。当然，这其中也有美元升值的影响），大规模的货币投放没有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反而将使全球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风险。
实际上，刺激性的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适用的是地球仍有足够的资源有待开发，社会仍有足够的潜在需求有待挖掘，即使遭遇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只是一种周期性的、短时间的问题，采取刺激政策、渡过危机难关，将赢得更好发展。然而，现在世界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地球承受能力和有效需求已经难以再大幅度扩大，世界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已经难以再维持危机前的水平，原来适用于地球大量资源和社会需求有待挖掘和开发阶段的刺激性经济理论和发展方式已经不适用了，亟需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形成新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工具。这需要有新思维、大举措、大转变，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
在全球化已经难有大的提升空间，全世界有效需求已经难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人类需要重新审视和正确定位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注重对地球资源的索取，转化为加强地球母亲的保护，强化节能减排，加大可再生资源和地球外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转化为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注重社会就业和人均产值的提高；从鼓励高消费、高浪费、高负债，转化为鼓励适度消费、坚决杜绝浪费、严格控制负债；从注重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转化为更加注重教育、科研和社会保障；要合力推动全球一体化发展，深化全球财税和货币金融体系改革，调整和统一全球税费政策，联合打击腐败和违法行为，合理控制贫富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