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淳教授、何勤华教授因年龄原因不继续做华东政法大学书记、校长的消息流传好些日子了，但到昨天才宣布。过去的个把月里，不时有朋友表示希望我就他们的离去说几句。想到这学期正值我来华政工作十周年，说几句就说几句吧。
我在四所大学工作过，认识的大学书记、校长中最惨者，是宣布去职后立马有人放鞭炮庆祝，甚至把鞭炮放到其住宅的大门前。官当到这种地步，按官方的标准不一定算失败，但按常理来说，一定是在某些方面做过了一些。长期当书记校长，不论因何原因，不做之后难免多少有点失落感，在加上被鞭炮“庆祝”，拿谁碰到这种情况都难免不是滋味。杜教授、何教授即将去职和去职后，我观察，大家对他们在职期间为华政发展做的贡献，还是持相当肯定态度的，至于有老师借机对他们过去某些具体做法表示不以为然，但好像都语带调侃，不算太严厉。至少没有遭遇“鞭炮”伺候之类的尴尬事吧。这对曾在一所大学长期任职的书记校长来说，可喜可贺！
来华政工作前，我不认识杜教授，来校后，见面打交道很少。我对他的印象是，政治上讲原则，很谨慎，御人有术，但能与人为善。个人而言，我感到杜教授任书记时最大的优点，是在政治上不过度“关心”、“爱护”我们，不过于频繁地“提醒”我们，更不像教育部某些官员那样在法律、政策和政治原则之外发挥“主观能动性”千方百计进一步压缩教授原本就很狭小的一点儿自主的学术活动空间。我以为，作为大学的书记，这虽然是他应该做的，但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他的头上也有压力。
杜教授任书记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薄熙来在重庆当政时，我一再写文章强烈批评薄违宪违法败坏党纪，杜书记从来没有找我“谈话”或“提醒”我、“关心”我，一次也没有！另一件事是2014年春夏我应邀到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北海道大学等地展开“中国政法改良海外宣导之旅”，主谈社会主义宪政，临动身去美国前他与我见了几分钟，说起来还隐隐表达过类似于支持的意思，当然同时也希望我把握一个度。这两点，我估计很少大学的党委书记做得到。
至于何勤华教授，差不多二十年前我们就是朋友，当年也是受他邀请来华政工作的。放下私人交情不说，从公务上，我将他评价为一个有学有术的校长，学指学问，术比较复杂，有时指御人和办事能力，有时指权术、权谋，视具体情况而定。教育体系中的官员可分为四种：一是有学有术者，二是不学无术者，三是不学有术者，四是有学无术者。其中，有学有术者做校长最适合；有学无术者做校长于人于己都是遭罪；不学无术者一般做不到校长，除非特殊时势造成的罕见“机遇”；不学有术者可以做校长，但做起来会比较吃力。当然，这些划分都是相对的，例如，“学”有等差，“有学”，并不一定就是指全国一流的学问，差一点也不失为“有学”。
勤华的学问和论著产量都是一流的，办事能力也是一流的，这我就不说了。不过，过去十年中我对他作为校长印象最深的有四点。
一点是他只做校长的事，不越权做书记的事，且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我最怕他像有些学校的书记一样在“政治”上 “关心”、“爱护”、“提醒”我，而他果然十年中基本只与我谈专业问题，很少在“政治”上“关心”、“爱护”、“提醒”我！老实说，我一个长期研究政治、宪法理论的人，也确实用不着一个搞法制史的人盯着从“政治”上“关心”、“爱护”、“提醒”。
第二点，勤华虽身为校长，但十分尊重教授的合法权利，行为有底线。记得某次我写文章对一位我们都很尊敬的教授做学术批评，勤华打电话给我表示担心损害华政与这位教授的关系，不利于学科建设，意欲加以劝阻。我当即严肃地对他说：“勤华，我来华政没答应为你们的什么需要就自我限制言论自由吧？！”他听了立即不再坚持，心平气和结束了电话交谈。掌权者欲有所为，当知道不应为时能不为，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品质。
第三，勤华总是鼓励探讨，不赞成唯上唯书，不赞成跟风。我在《法学》月刊做总编的时候，他常常鼓励和支持编辑部大胆组织前沿问题探讨，说中国结合实际勇于探讨，是《法学》的传统和特色。他还用实际行动支持我们探讨，记得2008年我在许崇德教授推动下组织社会主义宪政的讨论，向他约稿，他当时很忙，但还是挤时间完成了约稿，后来我们以《宪政是社会主义应当继承和发展的普世价值》为标题发表在《法学》月刊2008年第3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两年他仍然主张深入研究宪政问题。
第四，他历来鼓励师生以学术行为参与或影响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我印象中，他对学校师生在这方面的行为，几乎总是表示支持，不嫌多事，也不怕惹是非。
还有，时任书记、校长的杜教授、何教授有时也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但他们的语言不是意思形态化的，而是高度“唯物主义”的。记得他们两人不止一次对我说：老童，要注意一点，外边讲座，过了头兴许就不能再讲了；你看X教授，不能到处讲座了吧，哼，那经济损失多大呀！
或许有人说，你们前书记、校长没缺点呀？有的！我看，由现行高校管理体制决定的缺点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如学科本位主义、同学本位主义什么的，没能免俗。不过，既然是有共性的问题，也就没有特别值得论说的。这里还想补充一句：鉴于教授做校长与学科本位主义难免有联系，为学科平衡发展计，我是真心不赞成由任何学科的教授主政同一所大学太久。
是不是说多了点儿？好，就此打住。我祝杜、何二位卸任后回学科当教授愉快！但我不希望华政同事们某一天会怀念他们两位主政的岁月。
2015年7月3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