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的冲击，中国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取得“企稳回升”成效和即将步入“全面复苏”。本文拟对中国经济增长率60年的波动曲线进行回顾与展望。共分四个部分。
一、60年曲线的深刻变化
新中国走过了60年历程。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考察，也经历了一轮轮高低起伏的波动。60年来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曲线（其中，1950年至1952年，为社会总产值增长率；1953年至2009年，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09年为预估数8％）反映了60年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1951、1952年，经过三年努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这三年，社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22.6％、20.1％和23.8％。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恢复性增长。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工业化历程，到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个周期。
第一个经济周期：1953年至1957年。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很大，经济增长率高达15.6％。经济增长过快，打破了经济正常运行的平衡关系，高增长难以持续。1954年、1955年经济增速回落至4％和6％左右。经济运行略作调整后，1956年再次加速，经济增长率又上升到15％，难以为继，1957年又回落到5％左右。
第二个经济周期：1958年至1962年。1958年，在当时的“大跃进”中，经济增长率一下子冲高到21.3％，紧接着，1960、1961和1962年的三年，经济增长率大幅回落，均为负增长。
第三个经济周期：1964年至1968年。经济运行调整之后，1964年又上升到18.3％，这是国防建设的前期高潮。接着，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7、1968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出现负增长，形成第三个周期。
第四个经济周期：1970年至1972年。1970年，经济增长率又冲高到19.4％，这是国防建设的后期高潮。1972年又回落到3％左右。
第五个经济周期：1973年至1976年。1973年，经济增速略有回升；1974年又掉下来。1975年略有回升；1976年又掉下来，为负增长。这段时期，经济增长很微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小波动组成第5个周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过一定曲折，但总的说，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从无到有”的问题。
第六个经济周期：1977年至1981年。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1977年、1978年，全国上下“大干快上”的热情很高。1978年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1.7％，1981年回调到5％左右。
第七个经济周期：1984年至1986年。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推动下，1984年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5.2％，1986年回调到8％左右，形成第7个周期。
第八个经济周期：1987年至1990年。1987年、1988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上升到11.6％和11.3％。1988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到18.8％。在调整中，经济增长率在1989年、1990年分别下降到4.1％和3.8％。
第九个经济周期：1991年至1999年。1991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2％。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然而，由于当时改革开放才十来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到14.2％的高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滞后上涨到24.1％。在治理经济过热中，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大幅度地降低了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随后，又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克服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1999年，经济增长率平稳回落到7.6％，结束了第9个周期。
第十个经济周期：2000年至2009年。从2000年起，到2007年，经济增长率连续8年处于8％以上至13％的上升通道内。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着国际国内四重调整的叠加，即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后的调整与国内经济周期性的调整相叠加，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国经济周期性衰退和调整相叠加，与美国次贷危机迅猛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带来的世界范围大调整相叠加。2008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9％。2009年，预计回落至8％左右，完成第10个周期。2010年，中国经济有望进入新一轮，即第11轮周期的上升阶段。
总的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呈现出一种“高位平稳型”的新态势。
二、曲线背后经济结构新变化
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表现出“高位平稳型”的新态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曾以“外在冲击——内在传导”分析框架，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位平稳型”增长的主要原因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外在冲击的不断改善，另一类是经济结构作为内在传导机制的增长性和稳定性的增强。本文进一步着重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七大变化。
1.体制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性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这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2.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基本经济制度条件。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包括产值方面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和就业方面的所有制结构变化。
从产值方面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来看，以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为例，在工业总产值中各种所有制企业所占的比重发生了重要变化。1978年，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经济类型只有两种：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在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中，他们分别占77.6％和22.4％。2007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规模以上”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工业企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分，所有制实现形式已多样化，其中：非公司制的国有企业占9％；集体企业占2.5％；股份合作企业占0.9％；联营企业（含国有联营企业）占0.4％；有限责任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占22.3％；股份有限公司（含国有控股企业）占9.9％；私营企业占23.2％；其它内资企业占0.3％；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含合资、合作、独资）占10.5％；外商投资企业（含合资、合作、独资）占21％。
从就业方面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来看，以城镇就业人员的所有制类型为例，1978年，主要是两种：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他们分别占78.3％和21.5％；个体就业人员仅有很少一点，占0.2％。2007年，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单位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78.3％，下降到2007年的21.9％；集体单位所占比重由21.5％下降到2.4％；私营企业和个体的就业比重共达26.9％；城镇其它类型就业的比重达32.9％。
在改革开放中，微观基础的重造，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使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发挥了各种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
3.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使经济的供给面增添了活力，使长期存在的资源供给严重短缺的状况基本改变。原有的煤、电、油、运、材（重要原材料，如钢铁、水泥）等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不同程度地逐步缓解，有的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过剩。这从物质上支撑了经济的高位、平稳运行。
4.产业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产业基础。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由1952年的50.5％，下降到1978年的28.2％，又下降到2008年的11.3％。第二产业的比重，由1952年的20.9％，上升到1978年的47.9％；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到2008年为48.6％。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952年的28.6％，到1978年是下降，降到23.9％；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2008年为40.1％。
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这有利于经济在适度高位的平稳运行。因为在第三产业中，第一产业增长与波动的特点是，增长速度较低，波动幅度较小，但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第二产业的特点是，增长速度高，但波动幅度也较大；第三产业的特点是，增长速度较高，而波动幅度较小，一般又不受自然条件的太大影响。所以，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整个经济的稳定性会增强。
5.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强大的需求动力。
改革开放促进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推动了工业化进程，提高了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的提高，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需求，带动了各种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6.消费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新的消费需求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使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7.地区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很快；90年代末期以来，中西部地区加快了发展。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东部沿海地区受冲击较大，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普遍高于东部沿海地区。2009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5.9％，中部地区增长6.8％，西部地区增长13.2％。2009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6％；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26.7％，中部地区增长38.1％，西部地区增长42.1％。
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角度看，我国经济走势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2008年7月至2009年2月，为第一个阶段，即“急速下滑”阶段。当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快，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矛盾。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2.从2009年3月开始，
预计持续到今年年底，为第二个阶段，即“企稳回升”阶段。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渐显成效，扭转了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趋势，但回升的基础尚须进一步巩固。
3.2010年，我国经济有望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全面复苏”阶段，也就是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所谓“全面复苏”是指，大部分的行业，或者大部分的经济指标都陆续进入回升。而在企稳回升阶段，只有部分主导行业和部分主导指标开始回升。
以上前两个阶段，可从工业生产增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长率）的波动明显反映出。工业生产增速是反映实体经济运行状态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2008年6月，工业生产增速在16％，到2009年1－2月，猛降到3.8％，历时8个月，下降了12.2个百分点。2009年3月—8月，已连续6个月回升，走出一个V字形。
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2010年经济增长也作出了明显回升的预测。据2009年7月至10月发布，各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201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为：摩根斯坦利，10％；巴克莱资本，9.6％；法国巴黎银行，9.5％；汇丰银行，9.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摩根大通，9％；亚洲开发银行，8.9％；瑞银证券，8.5％。综合区间为8.5％～10％。
中国经济在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2010年有望进入新一轮（第11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现在，又到了要说“努力延长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时候了。
在第10轮经济周期的上升过程中，2003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要倍加珍惜当前经济发展的好势头，巩固和发展这个好势头”。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采用“经济周期”概念对我国经济走势进行分析和判断。当时，笔者曾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载于《人民日报》。现在，第10轮经济周期即将结束，其实际运行结果是，上升阶段8年（2000年至2007年），下降阶段2年（2008年和2009年）。上升阶段一直延长到8年，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还是首次。
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到来。无疑，我们要继续努力，尽可能地延长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怎样延长呢？根据以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最基本的是要把握好两点：一是要把握好新一轮周期的波形，二是要把握好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
（一）把握好新一轮周期的波形
从我国已有的10个周期看，在波形上，主要有三种波动模式：
第一种是“大起大落型”。第二种是“大起缓落型”。第三种是“缓起急落型”。在新一轮经济周期，我们应该争取实现一种新的良好的波动模式，即“缓起缓落型”。这就是既要缓起，也要缓落。在周期上升阶段，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缓起；在周期下降阶段，要平稳地小幅缓落。
（二）把握好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
要实现“缓起缓落型”的波动模式，关键是要把握好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这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把握问题。
目前，关于回升后中国经济应保持怎样的增长速度问题，已开始在媒体上讨论，预计很快会热烈起来。大体有五种意见：
第一种，认为中国经济今后不应再追求高速度，而应实现7％—8％左右的中速发展。
第二种，认为经济全面复苏后，仍可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
第三种，认为今后十几年（2008－2020年），有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
第四种，认为5年内（2008－2012年），平均增速可达9.5％以上；随后10年（2013－2022年），将达8.5％；再随后10年（2023－2032年），将达7.5％。
第五种，认为在新一轮经济周期内，或者说在今后一个中期内（如8年左右，2010－2017年），可保持8％至10％左右的适度高位增长。
本文主张第五种观点。这包含四层意思：一是速度不能太低；二是速度不能太高；三是把握适度增长区间及其相关因素；四是紧密跟踪和适时调控。
1.速度不能太低
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不宜低于8％。若低于8％，就会给企业经营、城乡就业、居民收入提高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给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事业发展带来严重困难，这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GDP增长率在2008年第四季度降低到6.8％，2009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降低到6.1％、7.9％，给企业生产和城乡就业带来严重挑战，使全国财政收入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除2008年12月）连续出现负增长。可见，经济增长率低于8％不行。
2.速度不能太高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反复告诉我们，“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因为过急、过快、过高的“大起”，容易产生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的巨大压力，容易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必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从而导致随后的“大落”。在我国以往10个周期中，各高峰年份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956年，15％；1958年，21.3％；1964年，18.3％；1970年，19.4％；1975年（“文化大革命”后期），8.7％；1978年，11.7％；1984年，15.2％；1987年，11.6％；1992年，14.2％；2007年，13％。从我国的经验数据看，经济增长率不宜高过11％以上。
3.把握适度增长区间及其相关因素
在今后一个中期内，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保持8％至10％左右的适度高位增长呢？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的七大变化，也就是推动经济高位平稳增长的七大因素，在新一轮周期中仍然会发挥作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相应的房地产业特别是住宅业的发展，仍然是新一轮周期中重要的动力源之一。
对于我国未来城市化率的提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未来10年内城市化的发展还是有较大空间的。这不仅包括在数量上有提高城市化率的问题，而且包括在质量上还有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问题，诸如在城市中加强日常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加强广大居民（包括原有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工）的住宅建设等问题。目前在我国，一方面，大部分的一般商品是产能过剩，而另一方面，许多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供给（如上述各种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还远远不足。这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为了顺利地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更好地使住宅业成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重要支柱产业，就必须有效地解决房价不断上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严重影响城市化的发展，甚至影响社会安定。我国住宅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中的住宅问题主要是由政府包，住宅严重短缺；后来，住宅商品化了，完全推向市场，推动了住宅业的大发展，也使房价不断攀升；再后来，把市场化和政府责任相结合。现在看来，为有效抑制房价不断上涨趋势，必须进一步采取“釜底抽薪”办法，即把政府保障部分再加以扩大，不仅把城市低收入群众住房问题从市场中抽出来，而且要把城市中等收入群众住房问题也从市场中抽出来，纳入政府保障范围。但对城市中等收入群众的住房保障是“保”人人都有居住权，都能租上房，而不是“保”人人都有房产权；而且是在政府保障下，进行市场化操作，租住房有高、中、低档，可自主选择。
4.紧密跟踪和适时调控
我们说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并不是说在周期的上升阶段要使经济增长率一年比一年高。而是说要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而不致很快引起经济增长率的显著下降。我们要充分注意，在二个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增长具有上升惯性。在上升过程中，在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在固定资产投资与产品生产之间，在经济扩张与物价上涨之间，具有连锁扩散效应或累积放大效应，这就使经济增长有从一般“较快”、到“偏快”、再到“过热”的风险。这就要求宏观调控部门紧密跟踪经济走势的发展和变化，适时适度地不断进行必要的调控，尽可能地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和尽可能平稳地对过快上升态势进行调整。
●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工业化历程，到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个周期。
●第十个经济周期，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着国际国内四重调整的叠加，即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后的调整与国内经济周期性的调整相叠加，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国经济周期性衰退和调整相叠加，与美国次贷危机迅猛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带来的世界范围大调整相叠加。
●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高位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中国经济在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2010年有望进入新一轮（第11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现在，又到了要说“努力延长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时候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相应的房地产业特别是住宅业的发展，仍然是新一轮周期中重要的动力源之一。
●为了顺利地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更好地使住宅业成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重要支柱产业，就必须有效地解决房价不断上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严重影响城市化的发展，甚至影响社会安定。
原文来源：《经济参考报》(京)2009年第1014期 第⑧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