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这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因为未来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本文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综合借鉴熊彼特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有关分析思路，着重阐明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类型特点、形成特点和作用特点)，将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统一起来进行分析。这一分析的政策含义是，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一、十个经济周期概述
所谓“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指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使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转变为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个周期(见表1和图1)。从1953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了5个周期。其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峰谷落差，在第2个周期内最大，达48.6个百分点。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5个周期。其中，在前面的4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降到11％—15％(1978年为11.7％，1984年为15.2％，1987年为11.6％，1992年为14.2％)，峰谷落差在6—7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我们以1978年为界，1953—1977年与1978—2004年相比，即改革开放前后相比，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简单算术平均)由6.5％上升到9.5％，上升了3个百分点；最大值即最高峰位由21.3％下降到15.2％，下降了6.1个百分点；最小值即最低谷位由-27.3％上升到3.8％，上升了31.1个百分点；反映波动幅度的标准差由10.5个百分点下降到2.9个百分点，下降了7.6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其突出特点是大起大落，且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绝对下降，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并不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
图1 中国GDP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4)
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3％，开始进入新一轮周期。（注：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可从2000年算起。） 2003年、2004年、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均为9.5％。2005年全年，预计为9％或略高。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9％—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从未有过的。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直所盼望的。那么，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将会出现什么新特点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总的看法是：未来5—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要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二、理论起点
为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我们先确立分析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卖与买的脱节“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1975a，第133页)在马克思所说“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中，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周期”称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他指出：“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1975a，第694页)马克思分析说，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1975b，第207页)马克思还说：“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决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1975a，第695页注1)
在20世纪头30年，熊彼特提出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自维持内生周期理论，试图同时解释经济的长期波动和中短期波动。他指出：“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这样一种波浪式运动是伴随工业变动的”，“有可能从历史上将每个经济周期与一个特定工业或少数几个工业联系起来，这个工业或这几个工业是在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好像是运用这个火炬，到后来成为燎原之火，遍及于更加广阔的地面。”他说：“在每一个实例中，有可能指出造成经济上升波动和调整过程的个别工业和个别创新。”(1991，第290、295、299页)熊彼特将技术创新与产业变动相结合，但在他的分析中，对于产业变动的原因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只是单纯地在技术创新层面中去寻找，而没有与消费结构升级相联系，没有与需求制约、资源制约等约束条件相联系。
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以刺激总需求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诞生和发展起来。但在二战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几十年中，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将经济的增长与周期、趋势与波动、长期与短期问题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即把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二者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对二者分别给予解释，分别分析二者各自的影响因素。这被称为传统的“两分法”研究。其中，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着重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而不考虑经济的短期波动，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主要归为三大因素——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而研究经济周期理论的学者，只分析去掉长期趋势后(称为“去趋”)的波动部分，而不研究趋势部分，不研究技术进步，将技术进步因素归入平滑的(线性的)、确定性的(非随机的)、外生的趋势项，假设它对经济波动不起作用。
在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在总体分析框架方面，已逐渐由“自维持周期模式”，即认为每次繁荣都包含下一次衰退的种子，而每次衰退又包含下一次繁荣的种子，转向“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框架，即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归因于冲击因素与传导机制的作用(Blanchard and Fischer,1989)。所谓冲击因素，是指使经济运行偏离其正常轨道的推动或扰动力量。但是，对于冲击的类型或来源，各学派又有不同的认识。如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总需求冲击(包括货币冲击)；而货币主义强调货币冲击(名义冲击)的短期效应是经济波动的冲击源，认为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理性预期学派强调经济波动源于未预见到的货币冲击，认为在理性预期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货币都是中性的，这为后来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强调“实际冲击”(即与名义冲击相对的实际因素的冲击)埋下了伏笔。从不同的角度，冲击还可分为正向冲击(推动经济增长的冲击)和反向冲击(阻碍经济增长的冲击)、持久冲击和暂时冲击、可预见冲击(或确定性冲击)和随机冲击、国内冲击和(国际)外部冲击等。所谓传导机制是指，具有一定结构特征的经济系统对冲击作出反应的过程。这种反应可以是放大、或是缓冲、或是阻止冲击的作用。决定传导机制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系统的制度结构特征、产业结构特征、需求结构特征、资源结构特征等方面的因素。但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传导机制的确切性质，亦有不同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经济周期理论试图把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二者的研究由割裂走向整合，试图同时解释它们。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冲击—传导机制”框架下，把技术冲击从原来对经济波动不起作用的长期趋势中拿了出来，作为形成经济波动的冲击源。这样，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将经济波动的冲击因素归为供给面的技术冲击(实际冲击)，这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总需求冲击不同，也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分别强调货币冲击(名义冲击)的短期效应或未预见到的货币冲击不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以技术冲击为核心，将形成经济波动的焦点集中在外生的、随机性的技术冲击上，认为在竞争经济条件下，技术冲击的动态影响是大多数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此后，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起来，同样强调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这样，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和内生增长理论又从不同角度回到了熊彼特理论。但实际经济周期学派没有将技术冲击与产业变动相联系，而是强调随机冲击；内生增长理论在技术进步的原因和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制方面，与熊彼特一样，没有与消费结构升级相联系，没有考虑需求制约、资源制约等约束条件。这样，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和内生增长理论并没有把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给予解释。
为了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并综合借鉴熊彼特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有关分析思路，着重阐明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包括其类型特点、形成特点和作用特点。其类型特点是正向技术冲击，即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其形成特点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所推动，而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又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其作用特点是同时产生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具体表现为高位增长与强幅波动的双重特点。这样，将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既可说明未来推动中国经济高位增长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又可说明为应对强幅波动的新挑战，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仍需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三、正向技术冲击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新一轮周期的经济推动力即正向技术冲击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所推动的。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表现是：居民消费结构由满足温饱需求的“吃、穿、用”阶段，向满足小康需求的“住、行”阶段升级；由百元级的小型耐用消费品向千元级的中型耐用消费品升级之后，又向着万元级、特别是数十万元级的大型耐用消费品升级。由此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发展，
进而又带动了各种相关产业，特别是基础产业的发展。这一发展态势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情况看，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1个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领先增长行业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即被称为“三转一响”的“四大件”。如：手表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77—1981年，由21％一路上升到29％，随后增势下降(见图2，图2至图7的资料来源，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自行车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77—1982，由11.2％一路上升到37.9％，随后增势下降(见图3)。缝纫机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79—1982年达20％—35％，随后出现负增长(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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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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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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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缝纫机
第2个阶段：80年代中、后期。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领先增长行业让位于彩电、音响、洗衣机、电冰箱，即被称为家用电器“新四大件”。如：彩电年产量在1982年上升到29万台，1984年突破100万台，1988年又突破1000万台；彩电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82—1988年(除1986年外)达54％—225％，随后增势下降(见图5)。家用电冰箱年产量在1982年上升到10万台，1985年突破100万台，1988年达758万台；家用电冰箱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82—1988年达55％—190％，随后增势下降(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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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彩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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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冰箱
第3个阶段：90年代初、中期。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领先增长的带头行业转向房地产和轿车。就房地产来说，因缺少房地产方面较长的时间序列资料，这里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例，在1991—1996年，从其绝对量看，每年平均以新增1.6亿平方米的规模增长；从其增长率看，每年平均增长9.5％，随后增势下降。轿车在1992年产量超过10万辆，1993—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25％，随后增势下降。
第4个阶段：21世纪初期。2002年起，房地产和轿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就房地产方面来说，仍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例，在2002—2004年，从其绝对量看，每年平均以新增3.3亿平方米的规模增长；从其增长率看，每年平均增长10.7％。若以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来考察，2001—2004年，则每年平均增长20％左右(见图7)。轿车年产量在2002年突破100万辆，2003年又突破200万辆；其年产量增长率，2002年达55.2％，2003年又高达89.7％，2004年增速有所调整，为11.7％。与此同时，城市建设、IT产业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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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从2002年起，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房地产和轿车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曾有一个发展，但由于当时人均GDP水平还较低，尚处于400—700美元之间，所以只有一个初步的发展。200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达到800多美元，2003年突破1000美元，这就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和汽车的发展。与此同时，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镇化进程出现一个加速之势，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到2004年上升到41.8％。此外，由福利分房到住宅商品化，以及消费信贷的启动等市场化的住房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再加上1997年以来居民购买力的积蓄等，都推动了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原文来源：《经济研究》(京)2005年第11期 第10-21，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