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位置：一个新的景气上升期的开端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成为国内外各界关注的一大热点。首先，我们对我国这一轮8 年的经济增长率波动（1991—1998年）和未来中短期内（比如说8 年左右）经济的总体速度格局作一分析与估测，落脚点在于：弄清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位置。
我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率波动，是1990年越过谷底后，从1991年的回升开始的。以年度GDP增长率来考察，1991、1992年这前两年， 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期；1993—1998年这后6年， 是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期（1998年GDP增长率暂以8%计算）。这一回落期与建国以来历次波动中的回落期相比，呈现出一个极其鲜明的新特点，即经济增长率在高位上平稳地长时间下滑。如下5个指标反映出这一特点（详见表1和图1，图1中阴影部分为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期）：（1）回落期的时间长度：6年。过去，1953—1990年，在我国历次波动中，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期，即下滑时间最短的1年，最长的4年，平均为2.5年。而这次的下滑时间最长。（2）回落期的年平均增长率：10.5%，仅次于1985—1986 年的回落期，而高于其他各次回落期。（3 ）回落期的波幅（高峰年份与谷底年份经济增长率的最大落差）：6.2个百分点，在历次波动中最小。（4）回落期的年平均下滑速度（回落期的波幅除以相应的年数）：1个百分点，小于历次波动。（5）回落期的最深谷位（谷底年份的GDP 增长率）：8%。这是一个较高的谷位，仅次于1986年的8.8%。
1998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7%；1—7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7.8%要使全年GDP增长率达到8%，尚需做出很大的努力。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来看，3月份起，逐月平稳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第1季度增长10.3%，6月份上升到16.3%，7月份又上升到22.8%。从金融方面看，到7月末，广义货币M[,2]比去年同期增长15.5%，比上月末加快0.9 %；狭义货币M[,1]比去年同期增长10.5%，比上月末加快1.8%；流通中现金M[,0]比去年同期增长10%，比上月末加快3.4%；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15.8%，为近5个月来的最高值。
到目前已很明显的是：中央所采取的种种扩大内需的启动政策正逐渐显现其效果，这必将使今后几个月的经济增长由下滑而转向回升。由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上升期。怎样利用经济波动的这一有利态势，推动我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在启动经济和确保1998年8 %的增长目标时，不能仅仅着眼于这一年的8%究竟能不能达到， 而要针对一个新的景气上升期的到来，针对我国跨世纪的经济增长，作出通盘的、新的战略考虑。为此，需要弄清：在我们处于新的景气上升期的开端时，这一开端的起始条件或背景条件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将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影响？除了这些“已变”因素外，还有哪些“未变”的重大因素在起作用？
1993—1996年，我国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随后，1997 、1998年，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逼近到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适度区间（8%—10%）的下限；1998年上半年，还越过了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影响经济增长率长时间下滑的一些因素，亦成为新的景气上升期开端时起始条件的一部分。弄清长时间下滑的原因，有利于我们认识新起点的大背景。
造成经济增长率长时间下滑的原因，主要有五大因素，其中，前四个因素（一个国际因素，三个国内因素）属于我国经济增长大环境的变化，第五个因素是周期性因素。
第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东亚金融危机。
1997年7月，震撼世界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 如何应对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缺乏经验。这场金融危机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提到了首位。在这种从未遇到过的异常的国际经济大变动的形势下，当时，我们首先面临的任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稳定国内经济。因此，下大剂量启动经济的问题不可能提上1997年下半年的议程。1998年，这场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现，不仅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人们最初的预计，而且国际金融动荡的局面到目前尚未停止，而还在继续之中。国际经济大环境的这一变化，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近期下滑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指明：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中，我们在进一步扩展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更多地植根于国内。
第二，国内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买方市场”的形成。
如何看待“买方市场”的形成呢？首先，我们要充分肯定它的积极意义。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或总供给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我们告别了过去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局面，这无疑是一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折。
其次，我们也应看到，现在这种“买方市场”的形成，除了有总供给能力提高的因素之外，还有如下一些特定条件在起作用：（1 ）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当前的“买方市场”是在我国人均GDP尚未超过1000 美元，仍属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这种“买方市场”是在低收入水平上的“买方市场”。（2）从居民收入的动向看，当前的“买方市场”是在几年来执行紧缩方针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居民现期收入的增长和预期收入的增长均呈下降状态的情况下出现的。 （3）从居民支出的动向看，当前的“买方市场”是在居民虽有大量储蓄，但主要将用于住房、社会保险、文化教育等支出的情况下出现的；同时，是在居民现有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上，一般消费品市场趋于阶段性饱和的情况下出现的。（4）从供给面看， 当前的“买方市场”是在过去高速增长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使一部分生产能力过剩，加之供给结构变化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上述（2）（3）两点，即居民收入动向和支出动向，隐含着一定的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对消费品生产以至整个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消费需求的不足，既是前期经济增长率下滑的结果，又构成后期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滑的原因。
再次，“买方市场”不等于“过剩经济”。目前，有同志将我国告别短缺、初步形成“买方市场”的局面说成是中国经济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认为我国已发生了“从以短缺为经济常态到以过剩为经济常态的根本性转折”。我们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一般说来，市场状态可分为这样四种：第一种，短缺；第二种，供求基本平衡；第三种，供给略大于需求；第四种，过剩。第一种短缺状态，是原有计划经济下的常态。第二、三种状态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正常“买方市场”，这是市场经济下由市场竞争机制和利润最大化原则所形成的常态。其中，第三种状态“供给略大于需求”，这个“略大于”是指，除满足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外，还包括了必要的库存和预防不测事故的需要。如果说这个“略大于”的部分也属于供给大于需求的部分，或属于一种“生产过剩”，那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6页。）第四种状态才是我们常说的生产过剩。 这是供给不正常地超过了需求的状态，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祸害”。这可以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供给为一定时，需求相对不足；或者是，在需求为一定时，供给相对过剩。生产过剩的状态，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为它不符合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机制和利润最大化原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经常表现为生产过剩，但经济危机并不是天天、年年发生的，也就是说，生产过剩也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而是周期性状态。所以，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说成是“过剩经济”，更何况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是在前述种种条件下形成的，更不能说成是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5个不等式：（1 ）走出短缺≠生产过剩；（2）买方市场≠生产过剩；（3）市场经济≠生产过剩；（4）生产过剩≠过剩经济；（5）买方市场≠过剩经济。
第三，国内体制大环境的变化——微观基础与金融体制的变化。
我国经济增长的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深刻的、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微观基础的变化。企业转变经营机制， 逐步成为独立的决策主体，其生产与投资决策已由市场导向和受到市场制约。（2）金融体制的变化。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 其贷款决策也已由市场导向和受到市场制约。怎样看待体制上的这两个重大变化呢？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这两大变化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们对于抑制旧体制下的“投资饥渴”和盲目扩张冲动具有积极的作用。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和商业银行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如何在树立了防范风险意识的同时，培育起顶着“风险”上的企业家精神和银行家精神，培育起积极的创新意识和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尚需一个过程。因此，这两大变化在短期内对我国总需求的扩大，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扩大，以及整个经济增长的回升，会产生出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结构调整。
近几年来，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数量型外延式扩张，开始了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内含式增长的转变。为此，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一者，从产业面看，主要是压缩第二产业中的一些部门和行业。二者，从企业面看，不仅国有企业在调整，而且前些年曾经高速发展的乡镇企业等也面临着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三者，从地区面看，前些年曾经相当高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亦面临着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结构调整的深化，一方面，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长远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必然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五，周期性的宏观调控因素——“软着陆”的转换过程。
以抑制经济过热、挤压泡沫、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软着陆”，经过1993—1996年连续4年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4年的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产生了一定的下滑惯性。在实施“软着陆”的后期和“软着陆”成功之后，已采取的一些刺激国内需求的宏观调控措施，其力度有一个由小到大逐步展开与适度转换的过程；其政策手段的选择，开始时主要是靠货币政策，比如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5 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等。在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虽比改革开放以前大大提高，但与一般标准相比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主要靠利率杠杆来启动需求、刺激经济回升，则难以收到明显的效果。最近，有的研究提出，我国总体市场化程度已达60%。我们认为，这一估计不一定是恰当的。一来，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其他要素市场的商品化程度是难以确定其权数的，因此，总体市场化程度要以百分比表示出来，尚需仔细研究。二来，金融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占有核心的地位。而我国金融方面的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低于商品方面的市场化程度。仅从利率杠杆尚不能灵敏地发挥其调控总需求的作用这一点来说，也不能对我国市场化程度估计过高。进入1998年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加大了投资力度。但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措施，从其出台、到位和发挥出遏制、扭转经济增长率下滑趋势的作用，
需要有一个时滞过程。
有同志指出，1999年以及今后几年，经济增长率还可以适当下滑，这有利于充分利用市场约束来挤压泡沫、推进改革、调整结构。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趋势是应该遏制和扭转，还是应该继续？是在经济增长率的继续下滑中，还是在经济增长率的稳健回升中挤压泡沫、推进改革、调整结构？
我们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不利于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长时间下滑，亦不利于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这是因为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所谓“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供给面的宏观环境；另一方面，是需求面的宏观环境。在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在经济增长率波动的上升期，增长速度往往过高，需求环境较为宽松，而供给环境趋紧，企业正常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的供给都十分紧张，供给面的短缺时常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我们在讲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时，主要强调的是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供给环境。而现在，在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下滑中，供给环境较为宽松，而需求环境趋紧，市场需求的制约作用逐渐突出起来。具体说，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下滑会产生六种不良循环：（1）生产领域的不良循环。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企业之间和部门之间具有一定的投入—产出关联效应。一些企业和部门，其生产增长的长时间下滑，会通过这种投入—产出关联效应而扩散，致使整个社会生产陷于下滑的连锁之中。（2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良循环。生产增长的长时间下滑，影响到居民收入增长的下滑。现期和预期的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增长，决定着消费需求的增长。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80%左右，占国内总需求的50%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需求增长的下滑，进一步影响到生产的下滑。（3）生产、 消费与投资之间的不良循环。生产增长与消费增长的下滑，使生产资料市场和生活资料市场变得狭小，从而使投资和结构调整失去了方向。同时，随着生产增长的长时间下滑，企业的收益亦下滑，这就影响到企业自筹投资的来源。投资增长的下滑，又进一步影响到生产与消费增长的下滑。（4）金融领域的不良循环。如果经济增长率长时间地下滑， 生产、 消费、投资都陷入了下滑的不良循环之中，那么， 企业的经营效益就难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下滑，通过企业间、企业与金融系统间的债务关联效应，不仅不会使旧的呆账盘活，而且还会生出新的呆账坏账来，从而使资金周转不畅。在一定的货币供给量下，资金周转的不畅进一步使社会总需求趋紧。（5）经济与财政之间的不良循环。 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下滑，必然影响到财政状况。财政状况不佳，就不能对经济增长给予有力的支持。（6）就业的不良循环。 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下滑， 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职位。失业人员和下岗人员的增加， 通过收入和支出的关联效应，影响到市场需求，进而又影响着经济增长。
以上种种不良循环，集中表现到一点：使社会总需求趋紧。在这种宏观环境下，是难以推进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我们应该努力遏制和扭转经济增长率长时间的下滑趋势，在促进经济增长率的稳健回升中进一步挤压泡沫、推进改革和调整结构。
四、若干“未变”因素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国内外环境已发生了四大重要变化（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国内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国内体制大环境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还有一些重要因素尚未发生变化，或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因素亦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中的速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里，主要提出值得重视的四大“未变”因素：
一是基本发展因素。目前，我国人均GDP水平仍很低， 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从这一大背景出发，在未来的中短期内（8年左右），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仍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1953—1978年的26年里，我国GDP年平均递增率为6.1%；改革开放以后，1979—1991年这13年中，我国GDP年平均递增率为9%，1979—1998年这20年中，为9.7%。从我国现有的供给能力来说， 在未来几年内，经济的适度增长区间仍可继续保持在8%—10%，以9%为中线，这可以视为我国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短期的现实经济增长率与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短期的现实经济增长率是由需求面决定的，即在一定的供给条件下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需求等变量组成的总需求函数所决定的；而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则是由供给面决定的，即由一定时期内的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还可以包括能源、原材料等变量组成的总供给函数所决定的。“八五”期间（1991—1995年），我国GDP年平均递增率为12%， 这是由短期内过高的总需求所推动的，这显然是一个过高的难以持久的现实经济增长率。今后，我们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要降低的是这个过高的现实经济增长率，而潜在经济增长率在未来几年内尚不会降低。目前的启动，就是要使我国经济的运行从现在处于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边缘（7%—8%），逐步推进到适度增长区间的中、上限（9%—10%）。
二是人口与就业因素。近几年来，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的情况更加突出。因此，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的中、上限运行，有利于缓解劳动力就业压力。如果经济增长率在目前7%—8%的水平上继续下滑，失业问题将会超出社会可承受度。
三是地域因素。我国地域辽阔，有着巨大的潜在国内市场，产业结构的梯度推移有着广阔的空间。这是东亚一些国家所没有的自然大优势，也是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维持较高水平的原因之一。
四是旧体制的扩张冲动因素。在我国市场化的程度仍然不高，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任重道远的情况下，旧体制所固有的扩张冲动仍不可忽视。比如，如果我们单独依靠财政政策（无偿拨款）来启动经济，那么，各地方、各部门争投资与争项目的情况又会重演。
五、我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与波动轨迹
综合以上所述，在新的景气上升期的开端，一些“已变”因素中，有的因素（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国内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国内体制大环境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将会对经济增长率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其中包含有抑制盲目扩张、抑制泡沫经济产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积极作用；一些“未变”因素中，有的因素（基本发展因素、人口与就业因素、地域因素）又对经济增长率有着支撑作用。总起来看，对我国未来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格局的把握，仍应以我国现阶段的适度增长区间为准。那么，就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来说，在未来的一轮波动中，即跨世纪的经济增长中，应努力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波动轨迹呢？
在1953—199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的8次波动中（见图1），波动轨迹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大起大落”，即在波动的空间幅度方面，经常超出适度增长区间的上、下限，峰位很高，谷位亦很低。8 次波动中，上升期振幅（谷—峰落差）平均为15.9个百分点，回落期振幅（峰—谷落差）平均为16.1个百分点。二是“短起短落”，即在波动的时间长度方面，上升期很短，回落期亦很短。8次波动中， 上升期平均为2.25年，回落期平均为2.5年。
在1991—1998年的第9轮波动中，波动轨迹有新变化。 一是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变为“大起缓落”，峰位仍很高，但谷位已上升。这轮波动中，上升期振幅为10.4个百分点， 回落期振幅为6.2 个百分点（1998年经济增长率暂以8%计算）。 二是由过去的“短起短落”变为“短起长落”。这轮波动中，上升期为2年，回落期为6年。
总结我国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在跨世纪的未来几年中，我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应努力实现一个新的良好轨迹：一是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和“大起缓落”转变为“缓起缓落”，使经济增长率在8%—10%的适度区间内缓起缓落， 使波动轨迹向着在较高而适度增长水平上的平滑化、微波化的方向“变形”，也就是使过去那种峰谷反差鲜明、年度间起伏很大的波动轨迹，变形为峰谷模糊、年度间起伏较小的波动轨迹。二是由过去的“短起短落”和“短起长落”转变为“长起短落”，使景气上升期延长，回落期缩短。 美国在1959 —1969年的11年中、1983—1990年的8年中、1992年以来的7年中，三次出现过这种良好的波动轨迹。日本在1955—1970年的16年中、我国台湾地区在1963—1973年的11年中，新加坡在1965—1984年的20年中，也都出现过这种波动轨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
六、启动经济要有新思路
通盘考虑我国经济的跨世纪增长，目前在启动经济中，启动的路径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总思路是：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改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区”，以“区”带“面”，寓“点”于“区”（“点”指行业，“区”指区域，“面”指全国）。比如说，借助长江抗洪抢险之势，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集中加大长江流域整治与开发的力度，以此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带动我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这样做的理由是：
1.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以“点”带“面”，而是以“区”带“面”、寓“点”于“区”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以东部沿海的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五个省份（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后来又陆续加进海南、上海所带动的。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时曾说过：“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页。）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指出了在开发沿海特区、沿海省份和上海之后，由沿海向内地推移的具体路径：以上海为龙头，向整个长江流域推进，带动全国。现在，我们在启动经济时，正是实施邓小平同志这一战略设想的大好时机。我国地域辽阔，借助江河流域，使经济增长由东向西推移，使东中西部发展相连接，这是东亚一些国家所没有的自然大优势。在我国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的高速增长中，政府并没有人为地去号召或“引导”全国居民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而家用电器这个行业“点”，却随着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和全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是说，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的过程中，政府的有关政策措施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产物，是与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对应的客观结果。在没有居民收入水平相应提高的情况下，人为地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难以奏效的。即使是推行消费信贷，也需要有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应提高作为经济后盾，否则，消费信贷只会扩大收入的高低差距，因为只有高收入者才能借得起消费信贷。
2.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来启动全国经济，可以有机地做到几个“相结合”。
（1）短期启动与长期发展相结合。长江流域的整治与开发， 是浩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已有的开发方案和已有的建设基础上，以3 年作为启动，先从沿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沿江中小城镇建设、江道与两岸的整治（以欧洲莱茵河、多瑙河为榜样）开始，有选择、先易后难地分段实施。这样，在当前既起到启动全国经济的作用，又与推动我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相衔接。
（2）投资启动与消费启动相结合。 在第一批沿江整治与开发地区的中小城镇（不是大城市），率先实行工资结构的改革，使年工资收入与购买住房、小轿车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并同时实行住房与小轿车的消费信贷，以此带动住宅业与汽车业的发展。目前，这在全国大面积做不到，而可从长江流域开发中的局部地区先做起，既可立即见效，又起到试点作用。
（3）大面积解决就业问题与经济启动相结合。采用市场机制， 吸引下岗干部和下岗职工流向长江流域，参加长江流域的整治与开发，这样可以大规模地解决就业问题。
（4 ）“点”启动与“区”启动相结合。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所带动的范围与力度，远远超过仅由几个行业“点”所能带动的范围与力度。如果仅从行业“点”来启动的话，“点”选少了，启动力度不够；“点”选多了，又会“撒了胡椒面”。
（5）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 在长江流域的整治与开发区内，率先进行各种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全实行新体制，既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有利于推进改革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6）国资与民资、财政融资与信贷融资、内资与外资相结合。 大规模的投资资金，可采取多种形式，从政府、金融机构、民间、国外筹集，并借此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与发展。
（7）一般技术与高新技术相结合。长江流域的开发， 既有利于推进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又有利于推进一般技术由东向西的梯度转移。
（8）建设与环保相结合。在根治长江的同时， 将长江流域建成我国美丽的大型旅游区。
原文来源：《经济研究》(京)1998年第10期 第3-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