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这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因为未来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本文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综合借鉴熊彼特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有关分析思路，着重阐明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类型特点、形成特点和作用特点)，将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统一起来进行分析。这一分析的政策含义是，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四、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与波动的作用具有两重性特点：一是高位增长，二是强幅波动。
1.高位增长
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投资的周期较长，其产业关联度很高，所带动的产业链很长。在房地产投资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原材料及电力之间，以及进一步与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煤炭、石油等矿产品之间，产生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就汽车产业来说，与其直接相关的产业有合成材料工业、轮胎制造业、钢铁工业(以薄钢板和钢带等汽车用钢为主)、机械工业中的机床工业(特别是数控机床)、石油开采及加工业、仪器仪表产业等，此外还有围绕汽车发展起来的服务业群体，如高速公路、加油站、快餐、汽车修理等。
同时，中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对房地产(特别是住宅)和汽车的潜在需求很大，会进一步促进它们的发展。从住宅的潜在需求看，据有关专家估算(王国刚，2005)，在未来20年(到2025年左右)，现有城镇家庭(1.55亿户)以每户100平方米计算，需要住宅155亿平方米，而目前城镇住宅存量为90亿平方米，二者差距为65亿平方米，20年内每年需要建设住宅3.25亿平方米；如果加上未来20年城镇人口以每年0.8个百分点增加，到时城镇家庭约2.61亿户，以每户100平方米计算，需要住宅260亿平方米，与目前城镇住宅存量90亿平方米相比，缺口达170亿平方米，20年内每年需要建设的住宅上升为8.5亿平方米；如果再加上城镇拆迁、危房改造等，则每年需要建设的住宅应在10亿平方米左右。而近几年，全国城镇每年新建住宅面积只有5—6亿平方米，远不能满足需要。
从轿车的潜在需求看，据有关专家估算(福格尔，2001)，美国从1910—1970年对轿车的收入弹性为2.6，如果今后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同时中国收入增长对轿车需求的弹性也和美国上述时期相同的话，到2015年，中国每年将购置1000万辆轿车，而目前中国轿车的生产能力只有每年150万辆(2002—2003年的平均产量)。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5年中，中国轿车的生产能力需要增加6倍。如果中国年均6％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到2024年，轿车收入弹性不变的话，到时中国对轿车的需求将达到4500万辆，相当于目前全球轿车保有量和购买量。尽管就现实的发展看(出于资源、能源、环境等方面的考虑)，中国未来轿车保有量恐怕会小于这个预测数，但其潜在需求的巨大是可以肯定的。
总之，从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产业自身的产业链特点及未来潜在需求看，蕴涵着较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潜力。
2.强幅波动
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具有高位增长作用的同时，它们还具有强幅波动的特点。这是因为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需求制约，特别是资源制约等。
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在其传导过程中之所以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是因为：其一，产业内的独立循环。房地产和汽车的产业关联度很高，在其投资和生产过程中，与原材料、能源、矿产品等投资和生产之间所产生的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具有产业内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性。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中，会形成“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滚动扩张。其二，需求的夸大。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不仅是根据其现期需求，而且是根据其预期需求进行的。在其现期需求和预期需求中，甚至还会包含投机需求。在其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市场会充满乐观的预期，由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实际需求会被夸大。这时，在高价格、高利润的驱使下，会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盲目过度扩张。其三，金融的推波助澜。在市场前景看好的情况下，金融企业为获取自身的赢利，会从金融角度支持房地产和汽车，以及与它们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的过度扩张。
这种过度扩张，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有：
其一，需求制约。对房地产和汽车的有购买力的实际需求，是与人们一定的高收入水平、一定的收入积累、一定的信贷支持和自身负债能力，以及一定的相配套的基础设施条件(诸如社区服务设施、道路、停车场等)为基础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积累和负债能力是有限的；金融企业从其自身获利出发，对经济风向的变动最为敏感，信贷条件是最易变化的；同时，相关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不是一下子能满足的。因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购买热潮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而不可能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对百元级、千元级的小型和中型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那样一浪紧接一浪地排浪式进行。而一旦房地产和汽车的需求发生阶段性变化，将造成房地产和汽车在短期内的产能过剩，导致其投资与生产的剧烈波动，同时也带动各相关产业的连锁波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美国20世纪20年代房地产和汽车的大发展，及其后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大萧条，最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大繁荣的20年代”、“富有生气的20年代”、“狂热的20年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个新的和永无止境的繁荣纪元。首先是工业和建筑业的广泛扩张，这基本上是以汽车制造、电气设备制造和房屋的大量建筑为基础的；其次是铁路以及运输设备的扩充；另外还有企业合并、收购的浪潮。实体经济领域的扩张和繁荣给美国带来了实惠。在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工业生产的几乎翻一番，人均实际收入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当时，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繁荣的两大支柱。就房地产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用建筑被大大削减，战后对新建住房的需求之大，几乎达到怎么扩建也满足不了的地步。1921年，城市和乡村的新建住宅为44万9千幢，而1925年跃升了1倍，达93万7千幢，并引起了狂热的房地产投机活动。就汽车制造业的大发展来说，1923年，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上台时曾宣称，要让每户美国家庭的锅里都有一只鸡，每家的车库里都有两辆汽车。从1921年到1929年，私用车从年产146.8万辆增加到445.5万辆，增加了2倍；商用车从年产14.8万辆增加到88.2万辆，增加了5倍。私用车的拥有量，1920年为813万辆，当时人口为10571万人，平均每13个人1辆；到1929年，私用车的拥有量达2312万辆，当时人口为12200万人，平均每5.3人1辆。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钢铁、石油、化工、公路建设等一系列工业和交通部门的发展。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也是美国消费信贷大发展的时期。消费信贷为住宅与汽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当时，在美国国内市场出售的汽车、家具及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大部分是按赊销的办法推销的。汽车业的迅猛发展也得益于实行分期付款。最先实行赊销的是通用汽车公司，在20年代，其销售量增长了667％，市场份额由1921年的13％上升到1929年的32％。但预支的社会购买力产生了巨额的私人负债。随着消费者债务负担的不断增加，对住宅与汽车的购买开始下降。住宅建筑在1925年、1926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后，开始下降；汽车工业也在1927年以后急剧衰落。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的衰落，成为1929—1933年大危机和大萧条的前奏曲(菲特、里斯，1981；米切尔，2002；余志森，2002)。美国20世纪20年代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变化的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从中汲取强幅波动的教训。
其二，资源制约。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产生了对各种原材料、能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的高消耗，还有相应的对环境的高污染。这其中有许多资源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来说是稀缺资源，同时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其中某种重要资源的供给缺乏弹性或完全无弹性时，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将难以进行。当国内资源不支撑而需要依靠进口的情况下，大量的进口将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同样会阻止国内经济增长。日本在1955—1973年近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大量依赖石油的进口。每当投资旺盛、经济增长加速时，就因大量进口而产生国际贸易收支的严重赤字。在这二十余年中，曾五次(1957年、1961年、1963年、1967年、1973—1975年)因大量进口所产生的国际贸易赤字而不得不进行紧缩性的经济调整。
在各种资源当中，特别是土地资源，涉及到农业和粮食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是难以承受的。除各种自然资源外，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以及所带动的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还使用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资源。据专家估计，中国每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大量资金来自银行信贷，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直接得到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以及通过卖“期房”而间接得到的居民购房消费贷款。这就容易积累银行的潜在金融风险。
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下，在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即工业化中期，是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刘树成，1996)。上面所提到的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所发生的大繁荣和随后的大危机、大萧条，就是处于美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事情。中国现在正值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时期，客观上说，正是经济波动幅度加大的时期。
综合以上分析，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的高位增长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但是，与此同时所具有的强幅波动特点，却是对经济平稳运行的一种新挑战。为了既保持经济的适度高位增长，又避免强幅波动，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决不能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经济快速而平稳地增长。
五、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体制和制度手段、法律法规手段，大力促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促进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环节的产业和产品的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房地产和汽车业的发展不仅要“量需而行”，而且要“量力而行”，
也就是说要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承受度，有阶段、有节奏地推进。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测算和把握，是正确分析经济波动态势和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基础。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正常限度地充分利用，且不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现实的经济运行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如果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过高地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各种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就会非常严重，经济运行就会绷得很紧，产业结构失衡，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快速增长难以为继；反之，若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过低地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失业问题不好解决，有可能带来通货紧缩，企业经营困难，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各项社会事业也难以得到发展。现实的经济增长率可在一定的、适当的幅度内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既不引起资源的严重制约，也不引起资源的严重闲置，物价总水平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这一波动幅度可称为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确切地判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不同的测算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同时，一定时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也还需要参考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化。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单纯是一个测算问题，其中也含有经验把握问题。就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来说，一般有三种方法：H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菲利普斯曲线法。
(1)HP滤波法。这是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用来得到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而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我们用HP滤波法，对1978—2004年中国GDP增长率进行平滑(由于采用的是年度数据，推荐使用的λ取值为100)，由此得到趋势增长率为一条曲线，其范围大体在8％—10％之间(见图8)。我们可以将这一区间视为以9％为中线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附图
图8 实际GDP增长率与GDP趋势增长率
(2)生产函数法。运用该方法估算潜在增长率，面临以下问题：很多进入生产函数的变量，并不能找到现成的数据，而需要进行估算，比如资本存量、就业人口、人力资本等，对这些变量的估算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因此结果也就很不一样。现有两个较有代表性的运用生产函数法估算GDP年均增长率的例子。一是林毅夫等(2003)的估计结果：2004—2014年为8.56％，2014—2024年为7.08％；二是王小鲁等(2000)的估计结果：2001—2010年为6.58％，2011—2020年为6.21％。这两个结果相差较多。有鉴于此，本文没有使用这一方法进行估算。
(3)菲利普斯曲线法。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我们可以建立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为避免伪回归，我们先对样本期1980—2004年间的通货膨胀率(以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率表示（注：CPI从1985年才公布，1985年以前的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代替。）)与GDP增长率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变量。于是，可以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可得回归方程：
CPI=1.006*CPI(-1)-0.412*CPI(-2)+0.966*GDP-6.558
(6.3891) (-2.6316) (3.4179) (-2.1478)
R[2]=0.71 调整R[2]=0.67 DW=2.04 F=17.13
方程中，为简化起见，以CPI代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CPI(-1)代表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CPI(-2)代表滞后两期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式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计量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回归方程的经济含义：其一，CPI上涨率受其自身的影响。滞后一期(即上期)CPI上涨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同向变动1个单位，这很符合适应性预期假说；同时，滞后两期CPI上涨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反向变动0.41个单位。综合起来，过去一期和两期CPI上涨率的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同向变动近0.6个单位。其二，CPI上涨率受GDP增长率的影响。GDP增长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变动0.97个单位。反映出CPI上涨率变动与GDP增长率变动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用CPI上涨率来衡量经济是否过热，即GDP的增长是否过快。根据这个回归方程，可以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见表2)。所谓稳态，是指增长率保持不变。稳态通货膨胀率，即没有加速通货膨胀。根据经验，社会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5％以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8.9％。
表2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单位：％
附图
综合上述分析，HP滤波法得出以9％为中线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8％—10％，生产函数法(林毅夫等的估计)得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8.56％，菲利普斯曲线法得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8.9％。如果我们以简单的平均递增法来计算1978—2004年GDP增长率的年均递增速度，则为9.4％。以上HP滤波法计算的样本期是1979—2004年，生产函数法(林毅夫等的估计)预测的时间段是2004—2014年，菲利普斯曲线法的样本期是1980—2004年。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看，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当经济增长越过9％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引起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紧张；当经济增长冲出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大幅起落；而当经济增长低于8％时，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就业压力明显增大。根据以上各种计算和实践经验，特别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再考虑到资源约束，一定时期内有购买力的需求约束等因素，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把握在9％，适度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
但是，若从未来的更长时期看，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有所降低。这是因为：一者，消费需求的高质量化。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将从“量”的提高上升到“质”的提高。对一般消费品的需求不再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而是“从有到好”、“从多到高”。这在客观上将会抑制未来一般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二者，资源约束的强化。随着前期经济的长时间高位增长，资源约束会越来越强，在客观上就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整个经济增长质量。三者，投资预算约束的硬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必然会使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不断地“硬化”，企业需要为自己的投资行为真正负起责任。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为防止外部风险，需要不断矫正资源配置中的种种扭曲，如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隐性担保等。这些都会抑制投资冲动，减少投资的盲目扩张。四者，人口的老龄化。随着2013年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这一方面会使整个国民储蓄下降，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上升，因而促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3.谨防新一轮经济过热和防范(国际)外部冲击
本文在前面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因素进行分类时指出，冲击还可分为持久冲击和暂时冲击。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正向技术冲击，属于持久冲击。现在，要指出的是，就近期的一至三年看，还存在着可能出现的、较大的正向暂时冲击。目前，从GDP增长率的季度数据看，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9.6％—9.9％)，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回归，经济增长的位势并不低。就近期的一至三年看，有几件“大事”，如2006年开始实行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7—2008年党政换届，2008年奥运会等，所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一轮“大起”。以“换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的几次“大起”，如1983年GDP增长率上升到10.9％，1987—1988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1.6％和11.3％，1992—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也都含有“换届”因素的影响。经济发生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为了防止2006—2008年经济的“大起”，以及避免随后2009—2010年可能出现的“大落”，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患于未然，特别是防止各地借机追求政绩，大兴土木，大上项目。如果能够较好地调控2006—2008年可能出现的“大起”，那么就能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国内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和经济波动趋于平稳的情况下，防止(国际)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从外贸看，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很高，由1978年的不到10％(9.8％)，上升到1990年的30％，又上升到2000年的44％，2004年高达70％。在出口方面，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在进口方面，将面临国际上石油、矿产品、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价格与供给保障问题。因此，需要对外贸的高度依赖进行必要的调整，在促进进出口继续适度增长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外贸冲击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贸易增长应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贸易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外资看，今后，外资流入除采用FDI(海外直接投资)形式之外，将更多地采用非FDI形式。非FDI资本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流动性”非常强。对投资者来讲，流动性强易于规避风险；但对于流入国来讲，受资本流动冲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加紧完善针对非FDI的监控体系，防止非FDI的大进大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
4.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么情况下转换宏观调控的方向，在什么情况下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及在规范市场准入和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应该建立和健全明确的政策规则，以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中，是要“政策规则”，还是要“相机抉择”，在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也一直存在着争论。在宏观调控中，所谓相机抉择，是指政策制定者根据经济周期波动不同阶段中经济运行的不同态势，机动灵活地采取逆向调节政策。其目的是熨平经济波动，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这被比喻为“逆经济风向而行事”的政策。这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由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宏观调控政策。
但是，后来在实际政策制定中，这种反周期的相机抉择政策演变为不受任何约束的、任意的“纯粹”相机抉择政策。比如，在美国，在任的执政政府事先承诺要采取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但后来在总统大选中，为了赢得大选，改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生产和扩大就业；而在大选之后，通货膨胀显现出来，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改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这种纯粹的相机抉择政策，产生了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人为地制造和加剧了经济波动，丧失了公众对政策制定者的信任。政策制定者事先承诺要做什么，与其后来实际上做了什么之间的不一致性，被称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情况下，当局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市场参与者行为与预期的不确定性，而市场参与者行为与预期的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影响了当局政策的不确定性。这样，市场参与者与当局之间形成了博弈，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针对相机抉择政策所带来的问题，美国学术界提出要制定一种“政策规则”，以限制宏观调控政策的任意使用。所谓政策规则，是指政策制定者在决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遵循的一种事先确定的规则。然而，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因为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按照一个不变的规则行事。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中，实际上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的方法，也就是把一定的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相结合，避免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目前，在中国宏观调控中，采取的是“双稳健”政策，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一种松紧适度的中性调控政策。在执行中，这一政策并不排除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或针对新出现的某些问题，而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微调。但这种调整或微调也不宜频繁。总的说，在经济形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时，应注意保持宏观调控基本政策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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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经济研究》(京)2005年第11期 第10-21，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