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建议全文公布，作为指导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领域的纲领性规划，建议中积极进取的增长发展目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雄心、注重新供给学派的创新、强调公平、以及关注绿色发展等都可以称之为亮点，体现了新一届领导人的经济治国理念。
当然，“十三五”期间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国际国内的挑战亦不容忽视，未来五年如何应对美国维持一强独霸的强硬态势和行动，如何处理好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以及伴随着资本项目开放中如何协调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仍是未来五年需要重点解决的难题。
首先，“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有如下亮点：
第一，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
近年来在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工资上涨与老龄化以及环境污染等成本刚性上升等压力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所下滑，今年三季度中国GDP跌至6.9%，低于政府目标，结合更为悲观的发电量、企业利润、货运量等数据，不少质疑甚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或比官方数据更低。然而，此次“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考虑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与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预计“十三五”期间GDP底线目标仍将定于6.5%以上。这意味着如若“十三五”将稳增长置于首位，确保中国经济不跌破上述增长底线挑战仍然不小。
第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相比于过去对外开放的表述主要集中在通过参与全球分工合作，促进国内贸易投资增长，抑或是以开放促改革等方面，“十三五”规划更进一层，希望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预计“十三五”通过“一带一路”及人民币国际化两大战略可以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影响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例如，通过“一带一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缓解产能过剩，同时，推进双边与多边合作，特别是加强与欧洲交流，防止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的挑战。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发挥作用以及11月人民币加入SDR，将带动人民币国际化更进一步，使得“十三五”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水到渠成。
第三，突出新供给学派的创新?。
“十三五”建议将创新单列，显示其战略地位。在创新框架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致力于释放新需求；制造业2025意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推动产业升级；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等又符合制度创新的内涵。简言之，“十三五”规划注重从供给端发力，破除增长困境，释放增长红利。除了创新以外，“十三五”放开二孩政策是应对劳动供给约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必要之举；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是注重人力资本对增长的作用；坚持绿色发展，则是应对环境约束逐步加大所必须选择之路。
第四，效率优先但不牺牲公平。
效率与公平经常被认为是矛盾和冲突的，但两者也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职能协调的重要考量。伴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早前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近年来居民贫富差距有所拉大，继而引发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十三五”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收入分配改革则是重中之重。“十三五”建议从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十三五”要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从共享发展的角度提出缩小收入差距，预计未来户籍改革、公共服务改革都将加快。
第五，绿色发展指引产业升级。
“十三五”中国经济增长更加注重环境约束，如新能源汽车作为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产业位列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产业的名录，或将带动制造业升级以及服务业发展。“十二五”期间后三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工业且一直保持比重上升态势，截至2015年三季度，服务业占比上升到49.5%。未来若要实现绿色发展，通过进一步开放服务业促进其占GDP比重进一步提高是方向之一。而金融方面，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债券市场、绿色股票指数、绿色保险等，将带入更多民间资金投入到绿色产业，也有助于推动“十三五”产业转型。
当然，机遇与挑战同在。在笔者看来，未来五年中国还不可避免的面对如下挑战：
第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挑战。
近几年以来，中美两国有关南海争端、网络安全等话题一直热度不减，而亚投行申请事件、TPP孤立中国等又将两国在金贸领域激烈角逐体现的淋漓尽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美两方如今谈判往往以指责对方开始，如美方常常抱怨中国政府对于企业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实施不公平的补贴，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中方则不满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准入实施限制等问题。
今年4月中国外长王毅曾在高层发展论坛演讲中提到，现有的国家秩序中的缺陷，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总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不太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中国的外交理念是合作互利为出发点，并希望以此改进国际关系的准则。而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也表态，中国不认为现有的国金融机构实现的是最佳行为准则，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不会照搬，会更多的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此次“十三五”建议，中国提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考虑到中美摩擦背后的实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预计“十三五”中美双方在经济、政治、外交领域的摩擦将不断加剧，中美BIT谈判或将进展缓慢。而应对中美关系的重塑与调整，中国需要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特别是与欧洲的合作以应对，考虑到中欧关系交好，欧洲难民潮加剧了欧美间隙，“十三五”是中欧合作应对美国超级大国挑战的关键时期。
第二，国企改革与稳增长目标能否兼得？
改革的加速推进从长期来看有利于进一步释放红利。近期一系列文件也释放了“十三五”改革利好，例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价格改革方面，“十三五”中期，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财税改革方面，以税改为突破口；金融改革方面，全速前进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国企改革方面，尽管顶层设计与相关配套文件下发，但不少关键问题如何演化尚待观察：例如，大举提倡国企高管限薪，保留行政级别如何真正做到激励相容、政企分开？国有股强势如何激起民间资本热情以实现混合所有制？特别是产能过剩困扰中国经济，亦凸显政策难题。
具体来看，如果不抑制政府投资的冲动，产能过剩得不到解决甚至会愈演愈烈，而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对中期经济增长有一定制约，也会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反之，如果压缩产能，采取不破不立，关停并转势的方式，也会短期内影响经济与就业。毫无疑问，国有企业是产能过剩的重灾区，国企改革与稳定经济增长两个目标如何兼得尚待考验。
第三，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协调监管的困难。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回想今年年中发生的股灾，虽然造成了20万亿财富蒸发，但很难想象，如果次轮股灾发生在资本项目开放之时，后果将何等的惨痛。在笔者看来，如何在“十三五”利率与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深入的阶段，做好金融协调监管显然关乎金融稳定。
毫无疑问，本次股灾暴露出“一行三会”协调监管十分薄弱。正如笔者在早前本专栏中所提，现有中国“一行三会”体制下，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三大领域的监管，导致金融市场的机械分割，不能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新情况，难以形成高效、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灰色地带更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建议以“十三五”加快部门改革步伐，成立由国务院分管领导、人民银行、财政部、三个监管当局等领导组成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整合监管资源以进行更高层次的宏观审慎混业监管，才有助于达到监管的规模经济，降低监管成本的同时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