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经济史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诺斯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是解释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作为外生变量的制度看做内生变量，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主要代表作有《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及《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等。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虽然摆脱了数千年的“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但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大分流”的现象，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长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基本上都一致认为技术变革是近代西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理论界也一真把近代的产业革命看作欧洲经济增长的原点。
诺斯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穷国为什么穷，富国为什么富”这个古今中外长盛不衰的话题。他说，“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关键疑难问题是，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差异甚大的原因，不同的社会是怎样分叉的？怎样解释它们的绩效特征差异甚大的原因？穷国与富国之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比曾经存在的差距更加拉大了，怎样解释这一差距？”基于他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重新书写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按照过去的理解，人类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投资积累、专业化分工等。但是，在诺斯看来，这“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要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诺斯的这种将增长归结为“制度”的经济增长理论，在他的《1600一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得到了和很好的体现，诺斯认为，虽然1600——1850年间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多大的发展，但由于对海盗行贿，或者提供护航服务，海洋运输变得安全可靠，从而使得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因此认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1973年，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出版，这是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形成完整体系的里程碑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诺斯指出，市场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就有了制度的必然性。早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英国无论在现代财政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还是金融制度层面都已经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扫除着种种的障碍。
无论是1215年限制王权的《大宪章》，还是1624年出现的人类最早的专利制度，包括1694年全球第一个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1773年成立的伦敦证券交易所。这些保护技术产权，并且能够为技术的发展提供金融环境的制度都出现在英国。诺斯的解读，也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印证，在希克斯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本质上不是技术革命，而是金融革命。因为工业革命时期那些技术其实早已经出现，而只是在有了股份公司、现代证券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之后，技术才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力。
诺斯认为，社会需要技术进步是一回事，人们是否愿意投身于技术创新以及由此决定的技术进步率是否加速则是另一回事。诺斯异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见解，这就是：“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而他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在笔者看来，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仅可用于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更可以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的崛起和经济奇迹。按照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过去30多年中国的高增长无疑是因为制度变迁导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从联产承包，到自发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从公司制度的引进到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建立，以及在金融、劳动力市场等等方面的变迁，都成为过去中国经济过去增长的主要原因。
当然，对于下一步致力于实现创新驱动，努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而言，诺斯的理论更具有指导意义。按照诺斯的解释，技术创新能否推动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制度。这可谓点到了中国创新方面最大的软肋。比如，在体制机制上，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还比较薄弱，在文化上还缺乏对创新者的包容，在教育上，目前的教育体系和成为创新者有很多背道而驰之处，在金融制度上，金融还无法为创新提供真正的支持。
这也意味着，下一个五年，中国成为创新经济体的关键在于能否为创新构建起真正的制度和公共政策架构，这是诺斯的告诫，也是最正确的路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