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至少有三个特别之处：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科学论述，将成为今年我们制定新阶段发展战略、规划和一系列政策的大逻辑；二是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十三五”的规划之年，承启“五年规划”之前后，意义重大；三是2015年是为完成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奠定良好基础的关键之年。而要做好2015年的工作，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准确理解、正确遵循“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深刻认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
在此，仅就“新常态下，以创新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谈几点认识。
习总书记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鲜明地概括了新常态所带来的趋势性变化，这正是我们认识新常态的出发点。只有深刻理解、正确把握这些趋势性变化的内涵，才能科学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进而引领新常态。我感到，要加深对这一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必须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的新变化，以及由此蕴含的发展新机遇和新挑战；还必须深刻认识新阶段对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从外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世界发展格局的深度调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发展格局的影响。谋划中国的发展，必须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概括地说，世界发展格局的调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种种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可以说仍是阴云未散，晴天难期。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2014年经济增长2.2%，与前年持平；日本二三季度修正后的GDP按年率分别萎缩7.3%和1.9%，陷入“技术性衰退”，全年可能在1%左右；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零，不少经济学家怀疑全年0.8%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转轨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将从4.7%降至4.4%；印度已从2010年的10%左右降至5.6%；2014年将是拉美经济增长10年来最低水平，巴西降至0.2%；摩根斯坦利预测俄罗斯将降至0.6%。这些数据说明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着深刻的、复杂的、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绝非短时间能够得以解决，而且更需要进行深刻的体制变革。在这些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格局无疑处在极其不稳定的变动、甚至撞击之中，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二是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加快重塑。为赶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再制造业化”战略。这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时，在交通通讯等领域的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低端生产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致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更有利于处在价值链两端的发达国家。有数据显示：近几年，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利润继续增加，主要发达国家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2008年至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增长93%，达到2.3万亿美元。截至2014年3月的2013财年，日本上市企业在亚洲的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2%，再创新高。这说明分工重塑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三是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日趋复杂。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各种各样新的区域合作倡议和机制不断推出。这在深化区域合作的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贸易发展的进程。世界贸易的有关数据可以做一证明：世界贸易的增速通常是世界经济增速的两倍，据WTO等国际机构介绍，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前20年世界贸易额平均增速为6%，而2013、2014年分别为3%、3.1%。四是全球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日益增强。政治和经济是两个范畴，但两者之间从来就没有分离过。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有明显加强的趋势，地缘政治危机对区域、甚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呈现多发性、尖锐性、难以预测性。如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仅从经济的角度是难以得到完整合理解释的。
从内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变化是发展受到约束的广度和强度前所未有。一是发展绝对水平不够高和老龄社会过快来临之间的矛盾凸显。在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绝对下降的趋势。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相对减少，依靠社会赡养的人口相对增多，2013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超过2亿人，2014年已达总人口的15%，大大超过传统老龄社会10%的标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提高劳动生产率迫在眉睫。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转型发展紧迫要求之间矛盾尖锐。转型发展的根本支撑在于科技创新。然而，坦率地说，近些年我国的创新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还难以支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们多年来强调的增长动力的转换，用“青黄不接”这一成语形容并不为过。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很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发达国家。2013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的总价值超过进口原油，高达2313亿美元。
三是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新压力与人民群众对改善生存环境的新要求之间矛盾空前。201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65万亿元左右。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资源环境构成的压力远非昔日可比。与之同时，人民群众对改善生存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急迫，在人口集中居住的东北黑河至西南腾冲的胡焕庸斜线东南地区，空气、水、土地的承载能力及污染程度，可以说，大都到了极限。
四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的渴望之间矛盾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3。这一水平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长期存在的过大收入差距，引发了或者加重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另外，我国近2亿非城镇户口的城市常住人口与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社会和谐、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历史表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乃至人类的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18世纪，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了机械化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以电机和化工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电气化、原子能、航空航天时代；20世纪下半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目前，全球正在孕育以3D打印、分布式能源、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新一轮技术革命成果和上一次技术革命成果的结合，将对生产组织方式、商品流通方式、居民消费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这会带来发展的新机遇，也会从产业发展、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向我们提出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将是经济全球化一次新的大洗牌。
这些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新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具体包括：未来的发展既要注重物质财富的增长，更要注重社会的进步；既要注重财富创造的结果，更要注重财富创造的过程；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增长的集约性；既要注重经济的效率，更要注重社会的公平；既要注重当代人的发展，更要注重为子孙后代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实现这样的发展，才能做到“物当其用、物尽其用”，才能彰显社会正义，才能体现代际公平，才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大方向。
面对新常态下的新环境、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要求，我们仍要充分认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关键的重要意义。只有坚持不懈地推动发展，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才能保障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不言而喻，发展最基本的内容是经济增长。因此，在新常态下，仍必须使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增长，换挡而不失速。当然，我们所需要的增长速度是有别于以往传统增长方式而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是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的速度。
第一，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顺利迈向新阶段的必然要求。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从低收入国家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但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2013年，我国人均GDP虽已达到7000美元左右，却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与智利、土耳其、巴西等国家有不小的差距，在世界人均排名仅在80位左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建设民富国强的现代化国家，必须长时期地保持经济持续、较快、稳定增长。
首先，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是迈向高收入社会的需要。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最终状态的，是经济能不能以一定速度持续增长。过去30多年，我国GDP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长，可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把经济稳定增长保持下去。一旦增长进程中断，我们在现代化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可能会前功尽弃。其次，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保持社会稳定，必须以一定的增长速度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从劳动力供求总量关系上看，就业压力似乎不大。不过，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由于劳动力供求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会日益突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每年都会有超过700万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毕业，这些人都期望获得体面的工作。就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联性、连续性来说，只有保持与过去相比可衔接的、适度的增长，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适应社会需要的就业岗位。再次，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需要。在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金融系统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容易被资产价格等因素上涨所掩盖。事实上，目前我国已经积累了不容忽视的财政金融风险。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包括或有负债在内的各级政府债务总额高达30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GDP的51%左右。如果经济增速出现显著下降，资产价格就有可能大幅度缩水，企业利润率就会大幅下降，财政收入增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就有可能使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变为现实的威胁。
第二，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新动力。观察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既可以从市场需求的视角来观察，也可以从要素投入的视角来观察，还可以从资源要素配置结构的视角来观察。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观察，旧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在其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新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应是，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从要素投入的角度观察，旧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劳动力大规模、粗放式投入，技术进步在其中的作用不够突出；新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应是，经济增长要靠资本、资源、劳动力的高效集约使用，技术进步在其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资源要素配置结构的角度来观察，旧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是，增长所依赖的配置效率改进主要来自于资源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的转移；新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应是，这种配置效率改进将更多来源于部门内、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
经济增长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动力基础之上，才能应对世界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的挑战，获得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才能以较少的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突破环境对发展的严重束缚，有效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创造永续发展所需要的支撑环境；才能满足新常态下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新期待，有力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
三、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把创新作为形成新增长动力的根本途径
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关键又在于创新。我们必须进行产品创新，开辟新的市场，使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进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工艺创新，以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诚如美国数学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所言，“技术是上帝的礼物，除了生命之外，它可能是上帝赐予人类最大的礼物，它是文明、艺术和科学之母”。
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创新，要谋划好创新的方向，明确创新的关键领域，统筹利用各种创新资源，创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我们要紧密围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需要，适应新常态下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把握全球科技进步的总趋势，调动一切创新资源，推动中国由创新资源大国变成创新能力强国，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和推动转型发展的强大引擎。
第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4世界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占全球总量的32.1%，超过美国和日本，总量接近于美日两国的总和。从专利申请总量来看，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创新大国。不无遗憾的是，我国的创新层次还比较低，在被授权的专利中，发明专利不足1／6，外观设计超过30%。同年，日本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总量的比重超过3／4，外观设计所占比重不到14%。这充分说明，未来我们应在科技创新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作为现代化后起国家，在传统技术领域，我国有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后发优势，但也有只能在“边缘地带”创新的后发劣势。在新的技术领域，如增材制造、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机会走在创新的前列，甚至走在创新的最前沿。应统筹配置创新资源，以在这些新技术领域实现创新的重大突破。
第二，要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和优化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有利于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如：福特流水线的建立就显著降低了汽车生产成本，提高了汽车生产效率。在福特新的生产线上，汽车底盘的装配时间仅需要1.5小时，比原来少用11小时，效率提高近10倍。创新成果的应用，也有赖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如大家所热议的物联网技术，只有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也会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提出要求。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带来的个性化需求的增长，对定制化、分散化生产的需要也会增多。中国是人口大国，即使在消费市场需求日益分化的背景下，特定人群的消费总规模依然很大。对中国而言，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需要把握两个方向：一是应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优化大规模、集中式生产组织流程；二是适应市场需求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小型化、个性化生产。
第三，要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活动是社会再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商业领域的创新不仅仅影响商业本身的发展，也会对处在其前端的消费领域和后端的生产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助于扩大既有市场，创造新的需求；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引导生产更好适应消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特别是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业已并将继续为商业模式创新开辟广阔的空间。阿里巴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迅速成长起来的世界知名企业。我国有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民间蕴藏着创新商业模式的智慧。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宽松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但是也要引导和规范商业模式的创新。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化诚信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监管系统适时应对能力，坚决杜绝以商业模式创新之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切实保证商业模式创新走在健康的轨道上。
第四，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历次技术革命。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很难独立担负起新技术革命的重任。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已有较为丰富的创新资源。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创新，而要以更为开阔的胸怀，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创新经验，广泛借鉴其他国家的创新成果，更大程度、更大范围扩大合作创新的内涵和形式，充分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当然，在创新过程中，也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果这种能力不能得到提高，我们就很难参与到全球创新的过程之中，也很难分享更多的创新成果收益。我记得，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罗兰早在19世纪末曾说过，“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并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更富裕吗？但我们忘记了这样的事实：他拥有面包，这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这段话深刻地启示我们，要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胜利，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拥有世界级的创新成果。
第五，要加快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正像树木生长离不开阳光雨露一样，创新也需要适宜的生态环境。创新生态环境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其中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是四大主体，它们在创新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尽管不同，但都是不可替代的。政府的作用不仅在于为创新提供政策支持和体制保障，还要在前沿技术、共性技术等领域，发挥创新的引导乃至主导作用。大学的作用重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研发机构的作用重在为基础科学探索和开辟应用的途径。企业作为创新主体，重在把研发成果产品化、产业化。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首先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四者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完善国家创新政策体系，把国家有限的政策资源和资金资源，集中用到决定中国长远发展前景的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域。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快推进各领域特别是科技创新领域的改革，建立健全创新所需的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潜力，贯通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发、研发成果产业化、创新价值实现之间的链条，让创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历史经验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表明，随着技术的进步、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一国的发展总会从一种常态转换到另外一种常态。新的常态是过去发展的产物，又是未来发展的条件，影响着未来的发展。但未来发展并不完全决定于这种新的常态，它还决定于人们的战略和政策抉择。做出正确的战略和政策抉择，需要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重大思想为指导，集中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为直接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的政策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愿意与大家一道，共同探讨应对经济新常态之策，为把中国经济发展推向更高阶段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此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2015年1月10日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5”上的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