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昨日报道，2007年，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村民何吉上因举报村支书侵占退耕还林款未见“效果”，多次上访，被认定“冲击国家机关”。在检察机关认定其不构成犯罪之后，双牌县委书记郑柏顺签发“劳教”文件。2009年8月，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何吉上劳动教养一年。
这一事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举报”二字。就在近日，针对举报人是否得到了有效保护，不同的机构和媒体有一些不同的解读，而随后又传来全国人大为了更好保护举报人正加紧立法的消息。在这个时候，与闻一个村民因举报而惹上麻烦的消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虽然何吉上的举报掺杂有个人利益的诉求，但这不能改变这一行为从根本上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性质。至于何吉上的个人利益诉求是否合法合理，在这里不准备轻率置评，但细读报道可以肯定的是，在何吉上一边举报村支书一边提出个人诉求时，当地官方的处置有欠妥当。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官方的联合调查组的结论露出了诸如“委托死人领款”等几点破绽，而正是这些破绽无法说服举报人，从而引发了其一波又一波的上访。
回头审视，当地官方在处理何吉上举报的过程中，先后走过了几个节点：先是针对举报进行调查，这是正确的，但当调查结论失信于举报人引发后者上访而使事态升高时，他们没能顺延正确的步骤，未在如何以理服人上下功夫，而是以势压人，直至抬出专政手段作为其最后的利器。即使不是缘于举报，单纯作为上访者的何吉上的权利也本应受到法律的保障。
面对各种上访者，想到运用专政手段，这并不是双牌一个地方的发明。只不过双牌指称的罪名颇堪玩味。当公民到自己的政府反映诉求的行动居然被打上“冲击”的标签时，这是对谁的讽刺呢？国家机关的尊严当然是需要包括官员在内的每一个公民精心维护的，但在双牌官员的眼里，国家机关的尊严难道只有通过对公民示威才能凸显出来吗？其实，当地一位官员私下里已经一语破的，“上访户会影响上级对本届县委、政府班子主要领导的考评”。“何吉上等人的行为已经令地方领导相当头疼”。
“令地方领导相当头疼”，对何吉上来说，后果可谓非常严重，直接导致了其被劳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处罚颇有“曲径通幽”的味道。在先后指控的几项罪名均未得到认可的情况下，经县委书记签批上报，上访者终于进了劳教所，无法再让领导“头疼”了。真是“欲置之罪，何患无法”！如此另辟蹊径，法治的尴尬显露无遗。如果一个地方的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上，又怎么可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呢？不仅可能做不到相互制衡，相关部门甚至可能一起变质为损害公民的怪兽。
在基层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现实下，让领导头疼的何吉上的遭遇几乎就是无法避免的。不能用法律治你，就用法规治你，不能抓你进监狱，就让你进劳教所，“总有一招能治你”，这样一种思维与法治格格不入不必赘言，而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这种思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本次事件中，签发劳教文件的双牌县委书记郑柏顺是重要角色。今年，郑书记先后因“发言门”和“台历门”成为媒体热议的公众人物。两“门”之后，上级部门曾有一个结论，“这主要体现在县委领导对政协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学习不够，对我国的政体、国体和基本的政治制度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现在看来，在何吉上事件中暴露了“总有一招能治你”心态的双牌县委主要领导，岂止是“对有关法律法规学习不够”这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