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的天空总是明朗得没有一丝阴霾，但当今的世界经济却一点也不像这个瑞士小镇那样晴空万里。1月20日至23日举行的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云集了从美国副总统拜登、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到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外长以及众多世界顶尖经济学家等的重量级嘉宾，从与会媒体的报道来看，不安情绪弥漫在达沃斯的各个角落。
事实上，正像英国《金融时报》近期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的，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全球性焦虑”，“……从北京到华盛顿、从柏林到巴西利亚、从莫斯科到东京，政府、媒体和公民无不感到紧张不安。”
2016年第一个月里，全球股市持续暴跌，迄今已有逾4万亿美元市值蒸发，其中2.3万亿美元市值是在今年第一个星期内蒸发的，创下20年来最差的新年开局。包括标普、日经等在内的美、日、欧各地基准股票指数在一个月里下跌了近10%，眼下，至少已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股市已进入技术性熊市。与此同时，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国际原油价格一度跌至每桶28美元，创下11年来新低。
悲观情绪仍在发酵。有人断言，本轮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现在正开始上演它的第三幕——即第一阶段自2007年始于美国，第二阶段从2010年起转移至欧元区，现在进入第三阶段，新兴市场经济体。这次，世界各国能够有惊无险地度过这一不确定期吗？
疲弱的经济复苏
自2007-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形势正在逐步好转，但其向上攀升的势头却日益疲弱，并且表现得参差不齐，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用“太慢、太脆弱、太不均衡”来形容本轮经济复苏。
为此，联合国、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几乎所有国际组织每年都要多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期。IMF在2015年里先后四次下调了未来经济增长预期，其在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世界经济2016年将增长3.4%，虽较2015年的3.1%有所提高，但仍然相当缓慢。稍早之前，世行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则称，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2015年的2.4%提高至2.9%，但低于去年6月时预估的3.3%。
当前世界经济的最突出特点，大约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
第一，这是历史上所有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最缓慢和最乏力”的一次复苏。IMF在将近一年前曾警告说，世界已迎来“低增长时代”，其总裁拉加德用“新平庸”(new mediocre)来描述这一新常态。而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拉里•萨默斯则相信，全球经济进入了自上一次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令人沮丧的“长期停滞”时期。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的信心和信任的大幅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
2015年达沃斯论坛期间，路透社对全球1300位CEO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3多一点点的企业高管认为世界经济会在可见的未来内改善。而且，CEO们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信心均在下降。路透社的另一项调查还表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众对企业及政府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第二，这种复苏还因为充满了不平衡和不确定性而极为脆弱。美联储加息、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通货紧缩、生产率下降、颠覆性技术创新、全球贸易倒退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都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各自独立地看，这些脆弱性可能都只会拖延经济复苏的步伐，尚不至于构成真正的“危机”，但它们聚合在一起，则足以触发一场新的危机。
花旗(Citi)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去年10月份曾表示，主要由新兴市场引发的一次“温和的全球衰退”在未来两年内有55%的发生可能性，这一观点得到了著名的《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认同。而IMF定期发布的对主要地区“衰退风险”评估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则认为，虽说当前发生“严重”全球衰退的风险似乎相当低，但在某些地区——最典型是拉美——这一风险甚至超过了50%。
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2015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演讲时也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形势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为复杂严峻的一年
横向来看，可以用“分化加剧”来形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各主要经济体的面貌。
如果说全球经济就像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的话，传统上它的四个引擎分别是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在黯淡的态势下，美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即便增长的强劲程度还不如人们所期待的，但过去5年来美国经济一直都在稳步复苏。鉴于美国经济的坚实基础及其在制度及创新能力等各方面拥有的巨大优势，这种复苏的趋势未来依然可期。
而欧元区或许的确已经度过最危险的难关，主权债务危机暂时消退，至少不再是新一轮全球危机的首要风暴眼，经济也略有回暖，但它目前还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风险，仍未摆脱重陷衰退之虞，其高得难以接受的失业率也是随时都有可能引爆重大政治经济危机的一颗定时炸弹。
在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央行“印钞”与财政加大赤字支出）射出已有一段时日，它们在刺激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动能正在迅速衰减，已成强弩之末。由于“第三支箭”（结构改革）迟迟未见实质性动作，甚至达成它的政治共识都尚未取得，加之上调消费税率，日本经济可以说步履蹒跚。日本经济能够不拖全球经济的后腿就已是万幸，我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它充当拉动增长的正面力量。
再看其他发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资源出口型国家因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而遭受重创，韩国等国则受迫于同中国之间贸易的降温。
而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可以说一直是支撑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多年来，来自中国的旺盛需求不仅让大宗商品与能源出口国得以共享繁荣，也极大地稳定了德国这类以高端制造业见长的贸易强国的经济增长。但曾经是最大的“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现在增长正在减缓，这既是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结果，也将是全球经济今后一段时期内进一步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直接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也严重影响到了经济结构不合理、极度依赖石油天然气等初级资源出口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其中最明显的是俄罗斯和巴西。它们都是体量庞大的巨型经济体，预计这两个国家在今明两年将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危机策源地——实际上，俄罗斯的经济在2015年里已经陷入严重困境。
近年来全球经济的重要亮点出现印度，2015年印度的GDP增长预计将高达7%。有人乐观地预测，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未来它将逐步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引擎。
因此，当前的最大问题是，仅仅依靠美国这一台引擎能否驱动全球经济以及能够使这种脆弱的复苏维持多久？在现代经济史上，还很少有这么多大型经济体同时陷入如此捉襟见肘的境地。这就是IMF总裁拉加德所抱怨的全球增长“失衡”。IMF还认为，美国终将独木难支，而且，其他地方的经济低迷意味着美元更加坚挺，但这反过来很可能损害美国自身的经济增长。
发达经济体艰难爬坡
在过去20年中，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此消彼长，总体上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化。但在最近3年里美国在恢复其全球经济领导地位方面赢得了明显的成功，重新登上了曾经把持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增长首要驱动者的地位。2013、2014和2015三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分别达到2.3%、2.8%和3.1%，不仅超出预期，而且不断加速的势头似乎昭示了美国经济复苏的强劲动能和可持续性。这也是去年12月美联储决意升息的基础。
然而，正如美国国内对美联储的升息存在激烈分歧那样，也有人坚持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根基并不稳健，增长动力有减弱迹象，甚至判断这一轮微弱的经济扩张期已经接近尾声。他们的理由是，美国制造业、对外贸易以及企业核心资本开支等数据均不甚理想。与此同时，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近年来不断两极化的民意所造成的潜在政治风险也可能不利于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这一点，可以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许多言论中窥得端倪。
相比于总体前景看好的美国，欧洲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自2010年以来，持续深化发酵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一直是悬在世界头上的头号警报，以至于2011年9月马赛G7会议期间，一位与会美国高官毫不客气地说“世界经济75%的困难”都是欧元区造成的。过去几年里，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政府也一再向欧洲领导人施压，要求它们采取果断措施，以切实提振经济。
一般来说，对欧洲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欧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体，也分别是美国和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和中国分别有1/5和1/4的出口产品销往欧洲。如果欧洲发生严重的解决衰退，势必影响到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许多与欧洲存在重要贸易关系的国家，例如俄罗斯。鉴于美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与欧洲的贸易占其经济的比重不高，而中国则是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欧洲经济的衰退对中国的挑战要比对美国大得多。
但第二，更危险的还在于越来越多的欧元区国家可能出现的债务违约而引发的欧元区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甚至欧元区本身的解体。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就会毫无疑问地将整个世界拖入第二次大萧条。今天已很少有人记得，上一次大萧条的主要导火索之一，正是奥地利和德国银行的连环纷纷破产。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拥有许多欧洲方面的敞口，所以在金融方面美国可能会比中国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
但不管怎么说，比起欧债危机最危急时的2011年，当下欧洲的整体状况看起来已露出了些许曙光。2015年和2016年，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分别增长1.3%和1.7%。在该地区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中，意大利经济预计将连续三年缩水，法国经济陷入停滞，就连多年来势头一直良好的德国也急速放缓了增长的步伐。不过，也有一些原先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国家重拾增长动力，其中西班牙有着明星般的表现，它去年的经济增速可望超过3%，是此前预期的两倍。葡萄牙、爱尔兰、拉脱维亚等国也有不俗的表现，只是他们的经济体量不足以向外部辐射。最近两三个月，欧洲的制造业增速已升至两年来的高位，也令人对未来有所看好。
在另一方面，债务危机本身也有所缓解。数据显示，欧元区2015年的财政赤字很有可能低于3%，一些国家的公共财政重建和金融系统整固也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当前欧洲经济中的最大制约因素依然是两个：第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第二，通货紧缩的威胁。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
在经历了3•11大地震的沉重打击以及“安倍经济学”前两支箭的强劲刺激后，日本经济的复苏现在似乎走到了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造成的日元走软以及贸易竞争力的提高所带来的短期经济动能目前已显露疲态。2014、2015和2016年，日本的GDP增长分别仅为0.4%、1.1%和1.7%（预计），这使得人们对“安倍经济学”的激进改革方案的信心正在减弱。
如此超大规模的“印钞”计划似乎并未能够达到日本央行期待的推升长期通胀率的效果，一方面，人们不再那么相信这种改革能够真正打破该国的债务和通缩周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这种雄心勃勃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政府借贷成本上升，最终酿成欧元区那样的债务失控。
相对而言，英国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境况有点像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印度，虽然它也无法逃脱欧元区的拖累，但由于卡梅伦和奥斯本采取的紧缩政策已显著奏效，其总的经济状况要比欧洲大陆好得多。
新兴市场的“新常态”
中国是这一轮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的触发者之一。新年伊始，受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大幅下挫的冲击，新年第一个交易日里，沪深股市便触发刚刚启用的熔断机制。在随后的几个交易日里，中国内地股市再次两度触发熔断，以至于中国监管当局在压力之下不得不紧急宣布暂停这一初衷旨在使市场免受因非理性抛售而造成更大损失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事实上，短短半年多来，上证指数已从本轮行情最高时跌去将近一半。
虽然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对中国经济长期的看好，但目前似乎都还不足以完全化解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的确，中国经济极度不平衡，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储蓄率、浪费极大的高投资率、高债务率以及大量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再平衡”过程，但它们无一是能够轻松解决的。过去三年多来，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制造业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用中国领导者的话来说，中国经济的现状是“国内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实现制造业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升级发展，和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到消费与投资协调拉动的转换，是一个“充满阵痛、十分艰难”的过程。如果说美国和西方发达经济体应该由重视消费转型重视投资的话，中国则恰好相反，这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再平衡”。而在这一“再平衡”过程中，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说法，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这么多年来，世界经济界的一个最大的共识可能就是：我们已经见证了数十年的轻松实现8%、甚至两位数以上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当这一天真的来到时，世界却仍然显得措手不及。由于中国经济的规模如此之大，又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商品贸易国，因而它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以说几乎达到了美国经济全盛时的程度。过去有句话说，“美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就感冒”。今天这句话依然正确，只是还要加上下半句：“中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也感冒”。很大程度上说，未来全球增长的前景将日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放缓程度。
好在由于中央财政整体上尚属稳固，货币政策也未向美欧那样用到极致，中国政府的政策武器库里依然有不少可以用于应急的弹药。此外，即便GDP增长下降至7%甚至6.5%以下，这仍然是很高的增速。中国经济在总量上早已今非昔比，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Paul Sheard)表示，“就对全球GDP的增加而言，中国今年6.9%的GDP增长相当于2009年大约14%的增长。”
当然，有一点需要全世界提前做好准备，即便中国能够平稳地转向服务业主导的消费驱动型的新增长模式，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能够支撑大宗商品市场的日子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同于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冷热分化，新兴市场经济体几乎是出现了全面的“结构性放缓”。事实上，新兴世界的弱点已暴露出来一段时间了。只是在过去年景很好的那些时代，单凭廉价货币和丰厚大宗商品利润便能为资源出口型新兴经济体带来轻松的高增长，而大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也只需坚持“扩大出口”这条简单的经济策略，就能实现强劲的经济成长。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好年景”得来容易，多年来，没有几个新兴国家建立起了那种足以推动它们跻身世界一流富国行列的多元化高效经济。
然而，这样的好运已经过去。由于本轮经济危机造成了战后发达经济体内部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它们的消费能力随之大打折扣，这使得新兴经济体对它们的出口遭受前所未有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经济体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便暴露无余：首先，它们的金融体系和政府监管远不如发达国家那么坚固和完善；其次，发达经济体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很可能对它们产生的外溢效应，例如严重的资金外逃；此外，有些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和企业有过高的负债，随着美元汇率的升值，其偿债成本水涨船高。
许多机构认为，由于外部环境危机四伏、内部结构性弊端重重，当前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疲弱问题或许比之前的预估更大，也更持久。为了落入避免经济学家经常提及的“中等收入陷阱”，新兴经济体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清除阻碍经济增长的一切制度性障碍，但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从亚洲到拉美，再到非洲，除了印度以外，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几年都将面临增长显著放缓的局面，而在其中，“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和巴西以及拉美的阿根廷等国家则已经或将要陷入衰退。
危机终结于起点？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美国经济的复苏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是世界经济摆脱“后危机时代”，成功重回正轨的最重要的基础。本文从世界各国的“横向”视角审视了当今全球经济的概貌，在本文的下篇中，我还将从“纵向”，即当今世界经济中存在许多深层次问题——如通货紧缩风险、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和全球化倒退等——来进一步剖析走出危机的对策。
美联储上月的升息拉开了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大幕，这宣告了廉价美元时代即将结束。接下来的总体趋势是，充溢于全球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内的流动性将会重新回流华尔街。如果我们运气不错，世界经济得以有惊无险地度过未来的一段不确定期的话，那么，全球金融危机最后将终结于它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