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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宪政之争的名与实

  

  宪政之争的名,源于对当下中国问题的不同认识。

  中国政治中似乎存在某种循环,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呼呼新一轮改革时,各种思潮便粉墨登场。一些思潮借助中国的五四情结与近代革命精神,花样翻新,颇具迷惑性。卷土重来的宪政民主,便是一例。

  宪政的意义就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共福利。它所奉行的原则是: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宪政本身是现代国家政治进步的产物,也从制度上确保了这种进步。然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一重要成果,是推广宪政性而非实现普世性的宪政民主,比如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法国实行的是总统制、德国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其宪政性相通,而宪政形式各不相同。

  当宪政性转化为宪政民主时,就可能抹杀了这种差异性,甚至导致宪政原教旨化乃至异化。宪政民主倡导宪政、民主、法治的三位一体——民主负责权力的归属,法治负责权力的实施,宪政负责权力的制约,主要特点是:一、以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二、实行分权制衡;三、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四、建立宪法审查制度;五、司法独立;六、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

  不少人混淆内容与形式,混淆宪政宪政性,将上述六项特点作为宪政的金科玉律,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陷入中国宪政悖论。概言之,一些人倡导宪政民主的实质,是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直选、司法独立,忽视或挑战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党、依法治国的决心与信心。

  误读中国问题,是宪政民主卷土重来的时代背景;厘清中国问题,是解开宪政民主钥匙。

  中国面临着什么问题?从雾霾、腐败到社会诚信下滑,凡此种种,可归结为三大问题:一是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指望中国用近30年的时间,就把西方历史上几百年才解决的问题,或中国过去累积的学习西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全部消除,是不现实的。二是中国文明转型、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问题。中华文明五千年来首次实现从传统农耕型走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从传统内陆型走向海洋,从传统地区型走向全球。这三大转型,真正掀开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深刻挑战。简单指责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诚信的丧失,是浅薄的。

  要重建中国的传统价值,挖掘中华原生文明中优秀的东西,适应现代文明,同时还开创一种符合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这样的挑战是空前的。第三是所有的国家现在都遇到的困难,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比如全球经济不景气、全球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问题等等。17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和西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过去一直是中国解决自身的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西方解决他们的——经济危机、党同伐异。但是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相同的问题,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宪政民主显得捉襟见肘

  

  对比上述三大问题,宪政民主显得捉襟见肘。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无论规模、性质、结构还是时代背景,均超越西方历史,不仅不能解决今天西方面临的问题,遑论中国。以宪政民主的金科玉律,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药方,似乎今天的中国还要重现一百年前中国成为各种主义、革命试验场。时至今日,各种政治思潮、主义不时卷土重来,只能说明中国迄今没有走出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情结,陷入线性进化论圈套,始终在仰视西方而不自觉地失去自我。

  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只能靠中国自身的实践和创新。当然,这种实践和创新,是与各国合作、对外开放的情形下进行。解决这些问题,要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协商民主并非中国人的发明,却结合中国文化与国情,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实践中得以发扬光大,在中国就超越了宪政民主,更体现了民主的实质。就拿分蛋糕来说,西方的理性原则是我切你分,表面上解决了公平问题;中国的感性原则是给最需要的人,相互谦让,做到既要合情又要合理。经历数百年的实践,西方的协商民主边际效应递减,多沦为分赃民主、金钱民主、选举民主,原因就在于西方人将民主、人权视为目的而非塑造秩序、赢得人心的手段,陷入了路径依赖而不能自拔。程序理性之滥觞,导致西方常常自以为是地对中国的实践理性指手画脚,造成中西方关于民主-民心、人权-人本、自由-自律等核心价值观上的分歧与斗争。

  一些中国人仍生活在现代政治的托勒密体系(编按:Ptolemaic system,以地球静止不动地位于整个宇宙中心)下,乐于在民主宪政、普世价值上情绪激昂,混淆改革的历史意义与世界价值。其实,谁都不能自称民主,代言宪政,更不能因此树立自己的对立面——专制、党政。所异者,乃民主性而已。不管是西方近代民主、中国当代民主,都是民主在不同阶段、不同国情下的不同表现,两者互不否定,即不能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否定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也不能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推而广之,谁都不能以普世价值自居,只是以自身文化和实践折射出各自价值的普世性。世界发展多样性,使越来越多的价值普世性呈现出来,丰富了普世价值内涵。

  总之,普世价值也好,宪政也好,都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潮滥觞于世的产物,脱离中国实际,必须以中国梦解构之。如果简单认同西方普世价值,中国梦就不是真正的中国梦,而是普世梦在中国的实践。中国不是日本,其现代化是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而非简单的近代化,其宗旨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非变成又一个西方国家。

  宪政梦只是普世梦的具体表现之一,试图在宪政-党政上制造二元对立,借此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统,这就是宪政论的本质。严复《宪法大义》的一句话: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中国少谈点主义,多思考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民主之争,而是民主性之争;不是宪政主义之争,而是宪政性之争;不是普世价值之争,而是价值的普世性之争。唱响中国梦,才能解除各种主义的魔咒,使中国获得自主发展。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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