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来自于需求的不足。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增长率已经快于GDP的增长率。尽管通过结构调整，消费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效果恐怕不是太明显。相比之下，投资的效果更为直接。在企业订单下降、投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成为投资的主力。可以适度地扩大财政赤字规模，这是非常英明的举措。
【作者简介】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供给侧改革是近期国内经济界议论的一个热词。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制定的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也是围绕着供给侧改革展开的。那么，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和目标是什么？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中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中国经济赶超的驱动力是什么？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占据主导地位。凯恩斯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是创建了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在政策方面，凯恩斯提出的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大萧条的，侧重于从需求面着手解决问题。战后美国经济进入长达20多年的以投资和消费需求为先导的空前繁荣。然而，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即一方面增长速度下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在这个背景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应运而生。这个学派以反凯恩斯主义的面目出现，认为需求扩张已经走到尽头，美国经济要想走出滞胀，就必须提升经济的供给能力。这个主张不仅成为当时宏观经济学的主流，而且得到里根和撒切尔这两位主导80年代西方政治的保守领导人的青睐。事实也证明，供给学派的主张把握了当时美国滞胀的症结，为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供给学派是在美国两次繁荣的长周期的间歇期产生的，而经济长周期是由技术革新造成的。二战之后，西方国家进入传统工业化的高潮期，电气化是其主导，但它的能量到上世纪60年代末已经消耗殆尽，西方国家需要新一代的技术来引领经济增长。然而，此时的技术前沿已经被日本夺走；在随后的20年里，日本开创了微电子时代。在这期间，美国经济经历了痛苦的调整，最终，90年代兴起的以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让美国重新夺回了引领世界技术前沿的优势地位。
从发展轨迹来看，我国经济基本上重复了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走过的路。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的20年里，日本经济以出口为导向，实现了年均9.2%的增长率。自80年代中期开始到2010年，我国经济也以出口为龙头，实现了和日本相近的增长率。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我国的出口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并带动了我国经济的空前繁荣。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萨默斯和西北大学的戈登）悲观地预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时期。他们的理由是，人类在过去150多年里发明的新技术都可以带动整个经济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但现在这样的技术已经非常稀少，目前盛行的互联网并不足以和这些技术相媲美。他们也许是正确的，但也可能忽视了一些正在酝酿的革命性技术。比如，电动汽车及其智能化一旦成为现实，就能颠覆性地转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再比如，新能源的开发也有可能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然而，悲观论者的一个观察可能是正确的，即发达国家再次进入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样的调整期。我国能否和当时的日本一样，成为这一时期引领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呢？
供给侧改革必须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60多年的积累，我国已经拥有了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而过去20多年的飞速发展，又为我国积累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的财富，两者结合起来，我国就具备了引领世界前沿技术的物质基础。而供给侧改革正是要消除我国成为技术引领者的体制障碍，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形成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技术革新的风险往往很大，因此，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组织方式一定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过去，我国的多数科研成果是科研院所完成的，“研发”中“研”的部分已经比较充分，但“发”的部分远远不够，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体制性的。如何在“发”的部分充分引入市场因素，是供给侧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引入市场机制不是说不要政府的作用。在科技领域，政府的作用是鼓励基础研究，重点则是“研发”中“研”的那部分。
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
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提升我国的长期增长潜力，而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周期性下行阶段，因此，政府面临一个如何处理长期和短期关系的问题。2016年是十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完成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进行翻番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2015年第四季度，增长速度已经“破七”。
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
在结构方面，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期。目前，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按汇率计算已经超过7500美元；工业化已经达到顶峰。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向生产率比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持续转移，因而经济增长速度较高；当工业化达到顶峰之后，生产率进步比较慢的行业价格涨得更快，资源开始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从而使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
在周期方面，我国经济受到国内外周期性因素的冲击。在国际方面，全球贸易增长缓慢，2015年更是出现了下降。这是21世纪头十年全球贸易飞速增长之后的一个周期性的调整。由于已经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我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次调整的冲击。在国内方面，目前也是我国自身经济周期的下行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经历了4次以7年为周期的规律性变动。1992年到1997年是第一个高速增长期，1998年到2003年是第一个低速增长期，然后又是一个7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目前正处在第二个低速增长期。
与1998年至2003年的低速增长期不同的是，我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开始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经济波动将通过金融体系放大。在金融领域，对未来增长前景的乐观信心是市场稳定的基石。实施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实施2016年五大任务中的前三个任务，必然涉及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如果把控不好，就会打击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就短期经济形势而言，和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停滞+通胀不同，我国现在的情形是低速增长+通缩。通胀的原因是需求跑过了供给，因此需要提高供给或削减需求；而通缩的原因是供给跑过了需求，因此需要提高需求或削减供给。
去产能采用的思路是削减供给，其初衷是好的，但管理不好，却会打击市场信心。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没办法及时关闭，银行还在不断地给它们提供贷款，从而挤占了大量资金。如果把这部分产能压缩下来，信贷资源就可以释放出来，并流向真正需要的企业。另外，因为产能过剩，企业之间打价格战，钢筋、水泥的价格更是回到20年前，压缩产能还可以稳定价格，遏制通缩，进而提升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需求不足的约束下，压缩产能并不可能提升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压缩产能会促使一些企业倒闭，从而引发坏账表面化等问题，结果可能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收缩，经济扩张速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通过提振需求来对冲去产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去库存是沿着去产能的思路实施的调整政策。但是，去库存的源头是消费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一直较高，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有限。加速城市化进程，是通过调结构来增加消费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新进城人口的消费能力有限，政府需要通过一定的财政手段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比如，政府可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用政府举债收入购买二、三线城市的过剩房产，以低价向中低收入人群出售或出租，从而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既提高了中低收入百姓的福利，又实现了去库存和去杠杆。
如果以M2来计算，我国经济的杠杆率非常高，超过了GDP的两倍。M2是整个经济的债务累计值，它的快速增长和过去十多年我国外汇占款急速上升有关，也和我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有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市场。
目前，杠杆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维持企业或项目的存续而产生的资金空转，说白了，就是因“借新债还旧债”产生了新的债务。这其中肯定有“僵尸企业”或项目在作祟，但是，也不排除三角债的累积最终导致企业与银行之间债务增长的情形。三角债的积累是有先例的，上一轮发生在1998-2003年的经济下行期间。此轮三角债增加的原因还是经济增长率下降。企业缺少订单，所以就互相欠债，最终欠到银行头上；银行为了避免坏账，只好增加贷款，让企业还旧债。
在这种情况下，硬性降杠杆无非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让企业破产，变卖资产以抵债，降低企业侧的债务；二是核销债务，全面降低杠杆。然而，前者在产能过剩行业的可行性很小，因为这个行业的资产缺乏竞争力，无法吸引买家；后者会将原来隐藏的坏账率表面化，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萎缩。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债债务问题的唯一办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企业有了订单，经济就运转起来，相互之间的债务就得到自然的清理；即使出现坏账，经济体量的增加也足以吸收其影响。
总体权衡，目前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释放技术创新的潜力，而不应该成为短期调整的唯一手段，同时实施供给侧改革必须辅以有效需求管理。
投资与中国经济赶超
有人认为，实施供给侧改革，就意味着对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否定。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最重要贡献是创造了收敛理论，即给定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稳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其中资本存量较低、因而收入水平也较低的国家拥有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收入较低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完全来自于资本积累。所谓稳态，就是增长率保持不变的状态。稳态下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完全取决于技术进步率。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达到了稳态。我国在科技方面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正在稳步增长，科技人员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超过2%，而十三五结束时定将超过2.5%，达到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稳态下的技术进步率将接近美国的技术进步率。然而，我国目前的人均资本拥有量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因此，我国仍然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事实上，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是不现实的。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世界先进技术的领跑者，但在1974-1993这20年间，日本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3.5%；美国和西欧经济已经进入稳态，增长完全依靠技术进步，但美国的长期增长率在2% -2.5%之间，西欧的长期增长率更是低于2%。原因是，技术进步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难度却非常高。
我国的投资潜力还非常大。我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内部差异很大。过去20多年的增长，主要集中于沿海9个省市，而它们当中的多数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所设定的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但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仍然还很落后。从收入水平来看，它们比沿海地区落后大约10年；从经济结构来看，它们比沿海地区更是落后15年以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三个一亿”的计划，即要解决已经进城的一亿农村居民在城市落户的问题，解决一亿城市棚户区人口的住房问题，解决中西部一亿农民的进城问题。这“三个一亿”需要海量的投资。我国不仅存在全国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且存在本国内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赶超，两者叠加，意味着我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增加投资的方式维持未来10到15年的增长，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在短期，投资对于防止经济增长失速、提振市场信心可能更为重要。很明显，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来自于需求的不足。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增长率已经快于GDP的增长率。尽管通过结构调整，消费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效果恐怕不是太明显。相比之下，投资的效果更为直接。在企业订单下降、投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成为投资的主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可以适度地扩大财政赤字规模，这是非常英明的举措。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基础设施仍然很薄弱，政府在这方面还大有可为。
有人可能担心扩大投资会让我国经济回到依赖投资的低效增长老路上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首先，计算投资效益不能仅算经济账。比如，高铁需要大量投资，但要盈利非常困难。然而，高铁大大方便了普通百姓的出行，提高了百姓的福利，从社会收益的角度来看，高铁的回报非常高。其次，投资是在短期内提振需求的最有效手段，即使在长期过度投资不利于效率的提升，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错过了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良机。
还有人可能担心，政府债务的提高会增加后代的负担。首先，我国在过去15年内积累了巨额储蓄，反映在金融账户中，就是超过GDP两倍的M2存量，如何消化如此巨大的名义财富，是我国现阶段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必须破解的重要课题。无论采取何种解决方案，都离不开把名义财富转化为未来的收入流这个途径。如同发展股市一样，政府发行债务，就是让百姓把存在银行的钱变成源源不断的收入流的一个办法。其次，尽管政府债务会提高后代的负担，但是，当代人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代价，相比之下，我们的后代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让他们分担一些当代人的债务是合理的。而且，与世界水平相比，我国政府的债务还很低，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