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常态”在当下已经成为讨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中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中高速”、“结构调整优化”、“创新驱动”是“新常态”的三个关键词。中央勾划了“新常态”的九个特征。在走向和适应“新常态”时，我们还要引领“新常态”，调动一切潜力和积极因素，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取向，对接“新常态”，打开新局面，打造升级版，真正提高增长质量。
“新常态”在当下已经成为讨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中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首次提及“新常态”这一概念，同年9月再次提及。在不久前的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上，习总书记又一次专门展开地谈到了“新常态”。对习总书记系列讲话和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行梳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新常态”的内涵。
第一个关键词为“中高速”。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现在合乎规律地需要阶段性地有所改变，原来的两位数10％以上的高速增长状态，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无一不表明，这样的一种高速发展阶段势必要发生变化。中国现在的实际生活当中，种种相关因素及指标分析，都指向这样一个阶段性变化已经到来的基本认识。所以“中高速”就是会以不同于两位数高速增长状态的新阶段来取代原来的旧阶段。“新常态”的“新”字，首先表现运行形态上的这样一种变化和阶段性的转变。“新”字后面跟的是“常”字，所以还得进一步考虑中高速在“新”之后，怎么样趋稳，怎么样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即成为常态。
现在我们的观察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年的增长速度下行之后，并没有完成探底过程，所以现在进入“新常态”是要继续完成这样一个探底。在完成探底的过程中，中央已明确地把当下局面表述为“三期叠加”，一个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一个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还有一个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我认为在三期叠加这个描述后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把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放在三期叠加之上，意在必须强调我们主观能动因素的发挥。
“中高速”这个概念所隐含的逻辑，是在我们完成探底之后，应该趋稳，趋稳以后要得到一定发展动能的积蓄，就是蓄势。然后要对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应该力求对接到一个尽可能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虽然其具体的量值现在还不好判断。从近年来看，2012年我们是主动从8％以上的增长速度往下“破八”，提出了7.5％的年度增长目标，到2014年明确表述为“7.5％左右”，而且它不再作为年度目标，而是作为一个预期值，这是合乎客观规律的。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在波动中间去配置资源，政府关于年度GDP的具体量值的设定，科学的说法不应该认为是要求完成的目标，而应该是一个预期值。那么“7.5％左右”的表述，自然代表的是一个区间，这个区间还要进一步在探底过程中间明确它的可接受下限。这样的一个中高速的探底过程伴随着的现象后边，有实质性的追求，是更为深刻的内容。我们要通过下行之中必要的“稳中求进”的掌握，相对平缓地完成这个探底过程之后，对接到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面。它的速度和年度预期值的表现，并不是实质的问题，实质的问题是在这个演变过程中间，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是不是得到提高，人民群众是不是得到实惠。经济社会生活中可以评价的综合绩效乃至社会公众的幸福感是不是得到维系和提升——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经济的发展一定要落到“以人为本”的本原追求上。
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重要表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几十年发展过程中间，我们意识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仅仅表现在GDP增长速度上，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不能陷入GDP崇拜、GDP挂帅。经济生活必须要有更丰富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它的发展变化。那么现在对中高速平台上的追求而言，实质上要追求的东西是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而且使人民群众得实惠要有后劲，不是只得实惠于短期，而是要中长期尽可能地衔接到全面小康和全面小康以后向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发展，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结，可形成对于“中高速”实质内容的理解。关于合乎人本主义的发展实际追求的这种理解，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词“结构调整优化”。
第二个关键词为“结构调整优化”。实际生活中间密切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到人民群众实惠和幸福感的，一定是资源配置中的结构优化。结构优化了，我们也才能够遏制现在已经感受到的前些年粗放型增长带来的环境危机因素。比如说以“雾霾”为代表的显著压力和危机因素：雾霾动不动就侵袭大半个中国，带来人民群众生活里面的种种不满，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结构优化便要更多体现在以低碳、绿色、循环经济为导向，更多考虑到推进节能降耗，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生产中的相关行业结构和技术经济结构。各种各样的结构优化因素合在一起，经济增长质量应该得到提升。把经济增长质量的追求体现在结构调整、结构优化上，我们对“新常态”的认识在第二个关键词之下就深入得多了。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可以验证：如果我们看到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结构优化中能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也就是在真正落实“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我们说了多年的要求。在经济探底过程中，GDP增长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观察这个过程中间增长质量是不是真的提高，我们的综合绩效是不是进入了上升轨道。
第三个关键词是“创新驱动”。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市场经济中，必须推崇公平竞争和竞争中潜力活力的释放。而要取得竞争中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改革创新者胜”。首先，管理要创新；其次，科技要创新。
这些年来，“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策。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显然有互动，比较好的管理可以鼓励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中可能成为创新者的个人，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创新潜力。但是光讲这两个层次的创新还远远不够，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创新至关重要。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是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必须要完成的转轨，以“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在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的支撑铺垫之上，还要在新的全面改革历史时期攻坚克难，把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应对好，把需要克服的矛盾困难真正化解。我们的改革显然有它的难度，我们不得不先易后难，这么多年从浅水区逐渐推到深水区以后，看到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怎样啃硬骨头，怎样真正“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生产力，怎样进一步提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境界，这些难题已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通盘部署。“新常态”之下，必须抓住制度创新这个“关键一招”，释放制度红利这个“最大红利”，通过制度安排、运行机制的创新，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空间，充分调动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社会成员、市场主体释放潜力和创造力的积极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简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或者称为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取向是中国进入1840年鸦片战争历史节点以后，整个近现代史过程中一贯的追求。1840年之后，我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被动挨打，不得不寻求改变这种悲惨境地而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上个世纪中国三件大事，都与追求现代化直接相关。第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它所提出的振兴中华，走向共和，就是以现代化为取向的；第二件大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后以“一五时期”为标志，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又是以现代化为取向，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传统体制下，甚至在“文革”浩劫中，我们都强调必须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第三件大事，改革开放，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清晰地规划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宏图。以现代化为取向的现代国家治理，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之梦。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连接，明显地不同于我们过去所说的管理。“管理调控”里边的管理与治理相比，有重要的实质性差异。“管理”所强调的是政府主体自上而下、高屋建瓴式的架构，大局由政府掌控、调控。但“治理”更强调的是政府这个主体和其他的多元主体充分互动，是把管理和自管理，调控与自调控，组织和自组织结合在一起，寻求各种积极性、潜力、活力以最大可能性来释放。这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国际社会明确宣布的我们所认可的现代文明的前沿概念——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在最大化的状态之下和解放生产力的追求之下，我们把它提炼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样的一个新的境界，这样的一套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连接，自然而然要关注的是市场要具有现代化特征。现代市场体系能够通过自身的资源配置机制达到活力的释放，多元主体互动的创新驱动，就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结合十八大以后现在市场体系建设中间所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而言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产权基石改革上，要主打混合所有制，淡化贴标签式的争议，在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的框架下，在法治的保障之下，清晰产权，把公有的、非公有的、国家所有的、非国家所有的，在一个个市场主体中混合起来，进一步打开包容性发展共赢的空间。微观层面上的治理机制和宏观层面强调的治理机制，它们逻辑上是联通的，都是给出创新驱动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创新建设的有效供给。
制度安排、机制建设所带来的创新驱动，应该合成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互动的发展潮流，来支撑我们的“新常态”。按照合意的这样一种前瞻和预想，要争取给出对冲我们面临的下行压力后的净升值，即对冲下行压力以后，净的上升值能够对接到比如说7％左右、尽可能长的增长平台上，这样的增长状态有质量，由其带来的升级版的种种正效应，就可以给人民更多的幸福感。而且，增速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大规模经济体里面，仍然是名列前茅的高增长。中高速的增长对于中国这样发展中经济体的领头雁、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代表来说，如果在未来8年、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段里面，能够维持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同时成功打造升级版，那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就一定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把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
第一个特征，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是整个经济活动给社会成员带来实惠的具体环节。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明显感觉到新的时期我国的消费呈现排浪式的特征。“老三件”和“新三件”这种当时人民生活中最看重的三大件，经历了排浪式的替代。“老三件”、“新三件”排浪式的消费过后，又有升级版的私家车、住宅，还有现在仍可看到余波的旅游(包括出国旅游)，其中组团的旅游就带有排浪特征。我国曾有到某一国外目的地的旅游会出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旅游团，其排浪特征非常明显，比如从开始的“新马泰”再到后来的欧洲旅游。但是到了现在，中央作出判断是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了。比如我们看到出国旅游现在更加推崇的是有弹性的个性化设计，小团组，一个家庭或者一些比较亲密的朋友，以不大的规模、多样化的设计来形成各种具体的安排。不像过去那样了，一下子来一个简单的模式，有一个信息出去，多少人就踊跃参加。这样的模式趋于个性化、多样化，符合经济体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城市风貌中曾有排浪式的时尚，
比如说一段时间里面，某一种服装成为大家追捧的对象，我记得曾经有红裙子、黄裙子，大家都是趋同。而现在人们更认同的是在服装这种事情上，一定要努力避免“撞衫”。从一个具体角度来看，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越来越表现的就是与众不同的个性。消费方面这已变成了主流，表现在各种各样的一般消费品，耐用消费品，特别是大家所看重的前沿上的一些消费形式上。这样的阶段显然对我们的“新常态”，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要求。
第二个特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我们的基础设施，首要价值是支撑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在改革开放以后，客观上需要一轮又一轮的升级换代，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速度在加快，跟城镇化伴随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可避免地在不断升级。从首都北京来看，比如说航空港已体现为首都机场几轮的扩建改造，一二十年期间就展开了三轮机场扩建，已经扩建到了T3航站楼，但仍然满足不了需求。北京已经在设计、建设第二机场。北京的公交体系开始试图在地表从二环、三环一直建到现在有规划的七环。原来想得相对简单，当二环开通的时候，市领导同志非常兴奋地说：“北京开始出现了没有红绿灯、畅通无阻的环形干道，以后的交通状况就今非昔比”。但是很快发现有二环还无法满足需求，需要打通三环，三环之后，所谓“摊大饼”的模式一直摊到了七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继续摊大饼不能够适应需要了。现在这些年采取的应急性的对机动车限购、限号、限入等等措施，还只能缓解当下的严重塞车拥堵，使矛盾后移。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升级换代。必须在北京这样的中心区域，下决心加快建成和纽约、东京、巴黎、慕尼黑等等国际著名中心城市类似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北京的地铁非常遗憾“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20世纪60年代初建的时候，与国际上的起步时间相比动手不算太晚，但当时的设想是与那个时代强调的防空、备战备荒等等联系在一起考虑。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开始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把地铁的成网建设上来。现在我们正在不遗余力地加快地铁成网的建设，其带来的好处是可想而知的。纽约机动车的拥有量比北京高得多，它为什么不用限购、限号、限入?当在中心区轨道交通以平价方式基本解决了一般交通需要的时候，机动车的购买者持有它主要是为了应急和周末节假日往外开去享受生活。其他的中心城市大同小异。中国现在有一大群百万人口数量级以上的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的公交建设出路，就是中央所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体系进入新境界。与其相关的，当然有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我们要充分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提供有效供给。北京的地铁四号线，是引入了香港的资本与政府合作，从而加快了四号线的建设，解决了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引入了很好的管理经验和机制。北京地铁四号线的商业模式，在现在我们称为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现在更多场合意译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新常态”就要特别注重创新驱动下发展新商业模式下共赢的新机制，运用好新技术，创造出新产品。
第三个特征，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我们前些年，具有很明显的劳动力低廉这个相对优势，这几年已经看到，这个相对优势逐渐成为过去式。这几年从我们的生活中间可以感受到，称为“农民工”的劳动者，他们的收入是翻了倍的。当然这对企业的影响也非同小可，但企业在这过程中间，劳动用工成本上升的同时，实际上也是一种压力和动力，促使他们更多地考虑技术、工艺升级换代，更多地注重在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同时，通过创新开创局面。而在实际生活里边，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是什么?是低端劳动者收入提高，就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在低端就得到了体现，他们的收入“芝麻开花节节高”，越来越有奔头，整个社会从原来的低收入阶段，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又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我们未来的愿景是希望能够一路发展到高收入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寻找新的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已经更多地注重高水平地引进一些东西，不是再简单的“大路货”式招商引资，而且是开始努力大规模地“走出去”。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以后，注重在创新点支撑下有亮点地“走出去”，以高铁为代表，我们的领导人现在不光是在亚非拉，就是到了欧洲，到了美洲，照样会推介我们的高铁。这一种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在“新常态”之下，同步发展，当然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怎么样掌握好，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间真正把我们新的比较优势形成和发挥好，是很现实的重大问题。
第四个特征，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为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这和第一条说到的消费多样化、个性化，显然有内在的联系。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要的是服务业更加丰富多彩。服务业里边，有和新兴产业的互动——新兴产业不止服务业，但是与服务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国家曾经规划过“七大战略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发展过程中间，可能直观表现为一些新的企业聚集园区的建设，而这些园区内的服务自然就会有新的要求，比如这些企业很少再考虑自己建一个什么食堂，他是首选服务外包的方式，可能是要通过竞争性的招投标，选择市场上的供应商给自己的员工提供工作餐，还包括给自己的机构提供绿植、外卖、清扫服务等等。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在城乡的生活里边可以无孔不入地去生长，因为实际生活有这个需要，方便群众生活，方便企业运转，会使我们的经济活动更方便更有效率，同时也使整个社会活动更丰富多彩。小微企业这些年已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支持，通过工商登记的便捷化，通过结构性减税里面一系列的优惠，已经看到了正面效应。这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下行过程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探底，但是引入“新常态”的一个值得我们肯定和欣慰之处，是增长速度滑到了8％以下，2014年又可能滑到了7.5％以下，但是我们的就业却完成得相当好。2013年GDP增幅是7.7％，同时提供了131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一个GDP的增长点，对应于170万个以上新增就业岗位的提供，这是若干年前不可想象的。当然大学生就业难等等这些问题是需要重视的，但总体而言，就业的总体局面还不错，这和小微企业的发展是有较大关系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当然这样一来，生产的小型化、专业化细分和“船小调头快”的特征，就更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了。
第五个特征，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人口的老龄化这些年我们已有明确意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农业的富裕人口的供给，已不像前些年那么丰富了，我们要素规模的驱动力，从简单以资本、以劳力的投入来形成的发展总体而言，正在走下坡路。这种要素投入在前面几十年代表了我们粗放型特征的增长，加大投入，就形成了高速度。而现在我们面临人口老龄化，又加上要素规模的驱动力在下滑，我们便需要在经济增长中间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提高和技术进步。这种要素到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里，特别看重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离不开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所以不能再简单像原来那样延续粗放型增长，而一定要抓住国民素质的提升、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使人力资本的升级换代伴随着技术进步来打开我们“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的空间。
第六个特征，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质量型、差异化也对应着消费的个性，对应着中小微企业和它们的互动，对应着我们在具体打造升级版的过程中间更依靠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带来的创新。以它们来支撑在公平竞争情况下质量型、差异化的这种有效供给，是大势所趋。这既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又是现实生活中间的机遇，凡是有这种创新潜力的主体，企业也好，研究者也好，产学研互动的各种各样的开发平台也好，就要看清这个大势，抓住质量型、差异化的取向，使自己的有所作为的要素充分涌流出来，变成在竞争中间做大做强发展的现实。这里大的背景是市场充分竞争、市场配置资源。如果能够维护公平竞争，大家就有了更好的预期，在这些方面就会更好地放开手脚去追求质量，在这一追求中间实现自己的特定相对优势。
第七个特征，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雾霾是个典型，表明环境承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甚至在某些区域突破了上限。对雾霾的成因还在进一步研究，但是至少几大要素不可回避，如机动车的尾气，能源使用中各种各样的废气排放，特别是燃煤的大量使用，还有粗放型施工过程中的扬尘等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形成了以PM2.5为代表的雾霾，对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这一环境承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的局面，一定要求我们在“新常态”之下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方式，要找到节能降耗的长效机制，找到动员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企业，在经济手段为主的调节之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自觉去节能降耗的一套制度安排和机制。“新常态”之下很多的改革正在发挥作用，以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推进节能降耗。比如我们现在看到，2014年12月1日开始，煤炭资源税的“从价”改革正式推出。“从量”变“从价”以后，因为结合着对各种各样的收费作整体清理，在第一阶段，煤炭行业实际负担基本不变，但是机制变了。以后资源产品如煤炭和其他物品的比价，市场中会越来越体现它的稀缺性、金贵性，随着它的价位走高，“从价”的依法的资源税，是在价格形成中间的一个有分量的规范化的影响因子，在比价关系上促使大家越来越重视节能降耗。从煤到电，基础能源在中国，它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需尽可能地市场化，这样就会在产业链的传导过程中间，使我们的企业从利益出发自觉考虑，于比拼之中谁能够更有效地节能降耗，谁就可能胜出，谁就可能做大、做强；那些不能经受这种考验的企业，就有可能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之下被淘汰。这就是所谓的优胜劣汰，被淘汰的就是所谓的落后产能、过剩产能。政府要掌握的是改革力度。在每一轮改革推出来时，大多数企业经历努力可以继续发展，少数企业被淘汰出局，一轮做不到位，可做第二轮，通过这样的方式推进结构优化，淘汰落后产能，使那些更能够节能降耗的企业得到生长发展。到了老百姓这里，也会影响最终消费品价格，比如说水会更贵，电会更贵，我们现在出行乘地铁的票会更贵，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政府要做的是什么?需要设计好方案，在水、电等等价格变化过程中，有必要的话，及时适度提高低保标准，让社会成员里面最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人，在比价关系之下，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消费行为，逐渐促使大家更认同于低碳化的生活，产生种种新的合理消费习惯。这样一来，从企业到居民，能够在总体来说接受这种变化，又可以引入这种经济手段为主的“新常态”长效机制，去推进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
第八个特征，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这首先是给社会一个信心，即大家所关心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可控制在安全区之内。但是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些风险前些年在社会上已经被人们所看重和讨论，比如说中国整体金融概念中的M2，已经相当于GDP的两倍，有些人拿中国和美国比就非常担心，是不是“杠杆率”太高了?我们不排除数据上有这样的特征。但中国有自己的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直接金融不发达，主要是间接金融，造成M2一轮一轮的累积计算较多等等这些因素。虽然总体的判断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央给出的应该是一个比较权威的意见，有相关的分析论证，我认为是具严谨性的。今后需要化解高杠杆，但是总体的风险现在仍然在可控状态之下，说清这一理性判断可以引导理性预期。大家都关心房地产市场有泡沫化表现，那么现在显然已得到了遏制；地方债达到天文数字了，有没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风险?现在可认为总体上是在安全区，我们有把握避免因为地方债形成系统性的风险。这都是很重要的大判断，这些判断给出来，有助于使市场、企业人士对全局有一个理性把握。虽然看到问题，但是不至于简单地跟着一些情绪化的说法，
动不动就感觉前景非常不妙。人家来一阵子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的舆论压力，很多社会成员甚至一些企业家就觉得压力空前大难临头。中央现在给出经济风险总体可控这个判断之后，大家还要有一个思想准备，那就是消化各类泡沫和不同类型的风险因素，要持续一段时间。比如说在房地产市场上，要更多通过政策的适应性调整，让市场来发挥优化配置作用，消化掉那些泡沫比较明显时期形成的不良因素。2014年十一长假之后，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显然有了新的动态，结合其他区域的信息，这使我们更有信心地说，房地产市场在中国不是所谓崩盘，不是所谓断崖式跳水。总体来说，它经历了一个健康的“市场分化”以后的阶段性调整，使我们今后更有把握防止过度泡沫化。
第九个特征，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初始点是原来的产能结构里面有过剩因素，比如钢铁行业，现在还比较痛苦，总体的产能过剩之下，全国平均一吨钢实现的利润一度就只相当于一瓶矿泉水，曾逼近全行业亏损。但是产能过剩怎么化解?不是简单依靠行政手段为主的关停并转就可以了，关停并转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它主要是解决一些成规模的企业、重点企业里的一些看得清楚的问题，大量的、数以千万计的市场主体，它们的产能过剩还是不过剩，政府没有本事去一一甄别，所以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优胜劣汰中来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现结构优化与产业创新。所以化解产能过剩这样一个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命题，在中央的“新常态”相关要求里面，也颇有新意：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要更多靠市场竞争给出的引导，在市场充分起作用的情况下，健康地去实现。
“新常态”的九大特征，联系到前面所分析的三个“关键词”，可以相对完整地理解“新常态”的相关内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八个“更加注重”：在“新常态”发展演变过程中间，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这八个方面，过去曾经在中央的精神里面、在很多的相关指导文件里面都有体现，现在结合“新常态”又提出来，形成了有机结合的关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第一，继续稳增长。企业和地方政府在下行中受到的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稳增长“稳”字当头，首先要维持整个基本局面可接受。
第二，培育新的增长点。除了稳之外，创新驱动，对增长点的寻找、打造和怎么样更好的培育，是非常重要的。在稳住之后，要进而追求长期发展的后劲可持续，必须以创新驱动形成新的增长点。
第三，加快转变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式。我国农业生产以粮食产量为代表的九连增，十连增，到十一连增，这个成绩之下我们要看到问题：比如，我们的土壤中间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现在有很多的不良要素积累，形成土壤的板结和面源污染，又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食品安全和长治久安。所以从2015年度开始，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方面，中央有了前所未有的更明确要求。
第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优化，从国家的层面来看，至少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代表，还有不同的功能区的搭配，怎么样使空间格局更合理，前些年就有探索，有一系列的规划精神。习总书记高度重视京津冀一体化，这是在各种各样突出问题里边摆得比较靠前列、首先要优化的一部分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北京是“首善之区”，但怎么会出现公交体系的半瘫痪威胁危机，北京及周边地区屡屡被雾霾事件所打击?所以不得不考虑怎么样更好地科学发展，首都的非核心功能要往外疏散，但方案如何做，涉及内容非常丰富，意义非常重大。对外还有现在明确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这样一些宏大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调整方针，其从内到外的战略意义，非常明显。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对这样的一些空间格局问题要优化，首先是政府要更好地引领专家群体，在规划方面提升水平。因为规划不能靠企业市场主体“试错”解决，必须政府牵头组织专家力量来做，而且要有高水平的拍板。专家可能有分歧，不同专家提出的不同方案、不同意见，需要有远见的决策集团最后拍板选择，这都是必须要经受的考验。那么现在，中央已经拍板的“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这些都看得出来思路的高瞻远瞩。
第五，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这是多少年来一直强调的。在目前这个阶段，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很多很实际的问题，如大家所关心的保障房建设，从棚户区改造开始，另外要根据实际情况把公租房廉租房概念并轨，因为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很难形成清晰界线了，就应并成一个“公租房”概念；又顺应老百姓的需求，推出“共有产权房”这种概念，比公租房的档次高一点，购买者多出一点钱，有部分产权的特征，而入住者收入还会继续提高，若干年以后在他自愿的情况下，可以再出一笔钱，把这个部分产权房变成完全产权。很可能一些大学毕业生、年轻白领，住进去以后，也装修也成家，又带上了孩子，住得挺满意，收入允许的时候，再出一笔钱就实现了自己完全产权房的心愿。这种事情，要充分优化设计。另外，我国新医改还在攻坚，怎么样在这个世界性难题方面交出高水平的答卷，我们还要拭目以待，还要共同努力。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新常态”的打造方面，中央在给出前面九大特征的具体描述、八个更加注重以及五项任务的这些要求之后，还有宏观政策方面的交代：2015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要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增长。要精心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依靠促改革调结构，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中央最后所强调的我们面对未来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考验和合乎规律地告别了“两位数”高速发展阶段之后，中国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市场潜力最大、增速最高的一员，特别是弹性即可塑性、回旋余地和“后发优势”，绝非其他大国可攀比。在走向和适应“新常态”时，还要引领“新常态”，我们要有这种基本信心：中国的改革需要攻坚克难，会有一些困难，也不排除会有一些曲折，中国的发展也不可能简单地一帆风顺。但是要充分意识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这种顶层规划以后，我们应充分看到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下我们的希望之所在——就是调动一切潜力和积极因素，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取向，对接“新常态”，打开新局面，打造升级版，把我们增长质量真正提高起来，为中国人民造福，也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共赢和平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