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主流的西方经济学把各种人的收入用边际产出的语言来解释，见不到斗争的语言，似乎一切都是数学规律的自然结果。但实际经验告诉我们，人对自己的饭碗总是有路径依赖的，也总是试图捍卫、强化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说，收入性质不同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政治经济行为影响未来的收入分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更倾向于使用西方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它们都把总收入划分为三种相互斗争的收入：地租、利润和工资。地租为土地所有者的所得，利润为资本的所得，工资为劳动的所得。一般来说，地租完全是食利收入，利润既有食利的一面也有风险创新的一面，而工资则基本是生产性和创新性的。三种收入所有者总是倾向于在政治经济上固化和强化自身的利益，从而对国家工业化积累和再生产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分配与国家的目标、政策取向及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是各种斗争、甚至战争的产物，并且强烈地影响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地租和工业利润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工业化积累的主要矛盾。而工业化、城镇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过高的城市地租会压制创新创业，阻碍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城市地租的利益大小、归属和逐利机制都必须在制度上理顺，以服务于工业化和各阶层人民的工作生活。
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竞争中，如何把利润转化为工业化积累并推动产业进步是核心问题，贸易保护或开放都只是手段。一般而言，工业化越发达的国家越鼓吹自由贸易和市场。工业化强国总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资本等手段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使国际产业链固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受过各层次教育的工业化人才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撑。广大人民能够在国家的科教体系中受教育，并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产业进步获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事业的成就感，是工业化的最大动力。
本文从这些思路出发，具体阐释地租、利润和工资在国家工业化中斗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经验，并由此得出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
地租的历史和逻辑
农业地租
马克思把地租分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在传统农业中，级差地租是由土地的肥沃程度和距离城镇的位置不同造成的，绝对地租是可出租耕种的最差级别的土地需要交的地租。两种地租都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收益，而地租收益的大小则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的高低。
显然，市场上农产品价格越高，地租收益越大。对于地主们而言，能够维持高价格当然是最有利的。但人总是要吃饭的，农产品高价格直接抬高工业劳动力成本，进而抬高工业产品的成本，降低利润。在工业化初期，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工业资本的积累。
英国在1689年通过了《权利法案》，在法律形式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经过一百多年的初级工业化发展，英国人口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加，国土狭小的英国从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1815年时，地主贵族利用其在上院、下院和内阁占有的优势，不顾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谷物法》。《谷物法》为维持粮食的高价格对粮食的进口进行限制，实际上是维持了土地所有者的高地租收益，大大影响了工业资本的积累。高粮价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由于资产阶级不愿独自承担损失，工人的生活水平也下降了。经过30年不断的激烈的政治运动和斗争（甚至包括鼓动工人起义），《谷物法》终于在1846年被废除，英国农业地主贵族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落幕了。
英国主要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解决了地租和利润的争斗，无疑是幸运的。美国则是靠战争来解决的，即1861年开始的南北战争。
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由于南北经济结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越来越大。南方经济以农业为主，由于美国相对地广人稀（这点恰和英国相反），农产品要出口才能有更好的价格，出口对象主要是英国，所以南方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经济以工业化为导向，但其时北方工业资本还比较弱小，价高质低的工业品承受不了英国工业品的冲击，所以北方主张限制南方农产品出口以降低工业化成本，以及限制工业品进口以保护幼稚的工业资本。
南北的诉求完全南辕北辙，经济矛盾引起剧烈的政治矛盾，和平解决不了只好战争解决。南北战争后，北方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南方则一蹶不振，日益贫穷。美国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有趣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明确地反对美国发展工业（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一版，第二篇第五章）：“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这种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每个家庭的妇女儿童，都能经营这种工作），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业和航海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苦口婆心劝说竞争对手自废武功，多么普世的经济学呀！
那么，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没有可能采取妥协的方式解决呢？比如多数地主都用地租收益投资工商业，从而和资产阶级结为一体？有的，虽然不是一帆风顺。
普鲁士的土地贵族阶级叫做容克，在经济上掌握大部分土地，是统一的德意志政权的核心力量。在十九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容克地主逐渐开始从事资本主义经营。他们一方面农商并举，大量加入工业和银行业，同时又改变农业经营形式，由收租的地主变成农业企业家。同时，资产阶级力图挤入贵族行列。最终，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日益融合。
可要实现这样的合流，需要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对国家工业化的前途有明确的意识和认同感。这一认同感在普鲁士是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工业能力和战争能力是正相关的。列宁称这一形态为“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和通过《德意志帝国宪法》是其成功及继续前行的标志。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的邻居——好学生日本。日本在这方面的政策明显借鉴了德国的经验。
城市地租
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占总体经济的分量较重，所以农业地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工商业主要活动在城市。如果一个国家能完成初级工业化，农业经济的比重就比较小了，农业地租也不再重要，而城市地租成为主要问题。
完成初级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在50%以上，并继续地向上走。城市地租包括住宅地租、商业地租和企业经营用地地租。经营用地地租和商业地租是作为管理费用直接计入企业成本的，而住宅地租是从企业支付给员工的薪水中支付，实质也是企业的成本。显然，城市地租对当地企业的影响类似于农业地租。
城市地租也可像农业地租一样，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不同的是，农业地租、特别是传统农业级差地租带有明显的自然性，而城市地租则完全是社会性的。城市本就是社会大生产的产物，城市地租的大小只取决于它的位置。如果所处位置好就学、好就医、环境佳等，那地租就高。一般来说，一个能走到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其政府的行政能力多少总是有一些的，而城市地租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所以，城市地租往往有非常强的寻租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城市地租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
香港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展过一段时间像制衣、钟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香港后来的经济繁荣则来源于其独特的地缘地位。香港经济腾飞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由于大陆对西方的贸易打开，香港很自然地成为大陆的贸易通道和中国对外的窗口。之后香港的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大陆，香港经济成了贸易、金融和房地产的经济（这些年还得加上旅游）。
在确定香港97回归后，从80年代开始港英政府施行了一套贻害深远的房地产政策。港英政府先划出了一些区域确定为永不开发区域，然后由政府每年出售有限的土地来兴建住宅和商业地产，同时伴随香港人多地少、房价必涨的舆论炒作，加上房地产商主动配合从中牟利。结果，香港房价不断上涨，造就了一批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食地租阶层和利益集团。比如，英资的香港置地在中环有10栋A-class的商业楼宇，年租金过千亿。这是一个现代城市版的封建地主经济。中央对香港的让利和支持就这样源源不断地进入地租食利者们的腰包。
在这样的制度和环境下，所有人的一生基本就为了那小三分地而奋斗，但有了钱投资置业又是最好的选择。由于买房的人大多花光了现在的和未来的积蓄，房价还不能跌，一跌所有中产便会哭爹叫娘，进一步形成了政治绑架。
高地租基本遏制了年轻人的创业可能和冲动，也遏制其他产业的发展。香港政府也不是没想过搞高新技术产业，为此还投资建设了几所颇有科研水平的大学。但是培养出来的理工科博士在当地是找不到对口工作的，要留下来只好转行做金融和贸易了。还搞过叫“数码港”的高新开发区，可最后还是变成了房地产项目。这令人不得不感概房地产制度遗祸之深。
香港没有高科技产业，但和香港人口面积相近的新加坡却有电子石化造船等高新产业。与香港相反，新加坡施行了一种普惠式住宅房产政策——组屋制度。这一制度保证了80%以上的新加坡居民（90%以上的国民）能（且只能）拥有一套较宽敞舒适的住房，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低地租环境。
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都比较极端。其他有治理能力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使用一种每年征收和房价挂钩的税金的方法来抑制房价过高，美国就是其中的典型。美国的房产税由地方政府征收，税率大概为房价的1%-3%。法律对房产税的使用有明确规定，必须要用于所在区域的教育及公共服务支出。这实际上一种地租正反馈机制。你花高价格购买这个区域内的房产，再每年付一笔较高的费用来维护这个区域内的高地租。
所以，美国的典型性在于这笔税金和房价挂钩能抑制房价过高，而特殊性在于这笔钱实际上是你每年花钱购买所在区域的公共服务。这倒是符合资本主义原则，有钱人花钱享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环境、更多的警察。但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教育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美国这种房产税做法还有另一个问题，一旦家庭出现重大意外，就算是没有房贷也意味着要搬家，对于不幸的人可真是雪上加霜。
中国故事
新中国建立时，我国是一个农业经济国家，面临的首先问题是如何实现工业化。可以想到，必定面临农业地租和工业积累冲突。土地改革全面实施后，地租仍然存在，只是归了小农所有。虽然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但由于人口增长较快，人均粮食产量长期增长缓慢。如果农产品市场全面放开，必然价格高企，地租高涨。
中国采取了农村经济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来应对这一问题。首先，农村经济合作化有利于避免农村贫富差距扩大，形成新的地主阶级，重蹈历史覆辙。其次，合作化有利于组织劳动兴修水利，有利于积累资金购买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力。最后，合作化有利于实现统购统销政策，为城市工人提供低粮价，降低工业化成本。
合作化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基本实现了这三大目标。当然，在大跃进中合作组织向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过渡太急功近利，犯了大错。后来，为了减少对农村和农业的压力，我国从1961年起一直从国外进口粮食，这样就相应地减少了工业设备等的进口。并且，为了让大家在吃上能够同甘共苦，在城镇长期实施了粮票制度，这是一种粮食短缺下保证公平的无奈之举。
我国粮食状况的好转出现在70年代末，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一，1973至1976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70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80年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增加约20%-30%。
二，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而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工业设备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并利用这些技术对原有化肥厂进行改造和扩建，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当时化肥导致的增产幅度一般达20%-40%。
三，合作化以来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并且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承包制对增加副食品有一定作用，但对粮食增产并不起主要作用。1984年出现卖粮难，之后劳动力大量流出。到现在是老人农业了，可粮食产量还在增长，中国的农业成了靠种子、化肥、农药堆出来的现代化小农农业。不管怎样，粮食大幅增产，让中国的工业化松了一口气。
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我国的城镇土地都是采取国有土地划拨的方式来使用的，不少人住在自己单位的院子里，交很少的租金住单位的房子。实际上，由于单位负担着院子里大多基础设施、住房、甚至幼儿园和学校的建设，单位效益好就会建得好些，所以从市场的观点看，不同的单位院子是有不同的地租的。
在改革开放后，土地和房产的使用逐步市场化。到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市场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引进外资建出口加工区和各种工业园的浪潮。一般的运行模式为，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把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城镇国有土地，再投资并利用银行贷款搞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开发区，以吸引外来投资。同时也留下一些土地，供失地农民建住宅和商业门面。在兴建开发区的过程中，各地都竞相使用低租金来吸引投资建厂，有的园区的租金甚至为零。开发区的建设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引起商业地租的上涨和政府税收的增长。总体而言，这是一种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较好模式，当然还没有充分解决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因为来打工的农民工大多没有变成市民安居下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住宅房产价格终于蠢蠢欲动起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股炒房风潮从温州、杭州吹到北京、上海。炒房的实际操作取材于香港经验，房价连连翻番，令人叹为观止，产生了一批暴富阶层，伴随着巨量的寻租腐败。有一段时间，中国富豪的排行榜中站在前面的全是与房地产相关的人物。
除了北京、上海这种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无可替代的超一线城市，大多数城市如果房价超过当地产业发展水平，是无法维持的，长远来看，反而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一个报告，称中国居民的自住房拥有率近90%。其实这报告说得也没错，有城市户籍的人大多数房改时都有自己的房子，来城市的农民工在农村也有自己的房子，只剩下刚毕业的、父母没帮着买房的城市青年没有自己的房子。可是这么统计符合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吗？现在各地的房价对中等收入人群尚有压力，较低收入人群如何实现安居？我们认为，重庆的公租房模式提供了极好的经验。
重庆公租房的资金来源1/3靠政府投入，2/3为银行、保险、基金等渠道的融资。通过公租房和与之配套的商业店面的租金来逐年偿还融资的本金和利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公租房系统完全能实现保值增值。另外，承租人可在租满3-5年后以成本价购买有限产权，但在退出环节只能以购房价加同期银行利息由公租房管理局回购，避免了权力寻租。从2010-2012年，3年间重庆建了4000万平米的公租房，户型主要有35-38平方米的单间配套、46-47平方米的两室配套和65-72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目前，重庆公租房有超过4成为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居住，其他主要为大中专新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及本市住房困难户。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总结重庆公租房经验时表示：“大量建公租房，不但能够保证弱势群体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而且大量的公租房也会改善重庆投资环境，对当地经济产生推动作用。通过公租房降低生活成本，吸引人才和企业的进入，带活重庆经济发展，这远比高房价下的土地财政更有意义。”
地租展望
中国的城市地租问题既是财政收入问题，也关系国家的竞争力，更是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的基本问题。我们对待地租的态度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抑制城市地租，二是地租归公。
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城市土地的供给，而且土地出售收入对地方财政很重要，所以地方政府想必都能明确意识到城市地租的意义所在，但中心思想应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不是相反。
在现行分税制模式下，地方税收收入不足，过分依赖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造成错误的利益导向。税制也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动态变化的，从现实来看，需要做出新的调整，使地方的税收取决于综合经济发展，降低地方炒房动力。
地租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在国有矿产资源采矿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一级市场和相关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出让人的主体就是国家，地租归公没有问题，关键在过程、结果都公开透明。对二级市场应建立起良好的税收体系，做到合理限度的地租归公。
矿产地租与资源税
现在我国的资源税大部分还都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缴税，只有部分地区部分产品采用了从价计征。实际上，从价计征更符合地租的征收原理，因为矿产价格高时地租也高，价格低时地租也低。由于供需状况的变化，资源价格低时就少征甚至不征税，价格高时就多征税，这样有利于建立正确的利益导向。采矿企业应多从提高生产效率上下工夫，避免靠天吃饭，一时暴发户一时哭奶娃。
建议我国所有的资源税都以从价计征的方式征收。最近和将来一段时间，大宗商品价格都可能在低位徘徊，正是改革的好时机，先减少税负应该阻力小些。
住宅与房产税
对住宅应遵循“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长期政策导向。对于2015年以来的房地产困局，长期来看要靠收入不断增长来解决。短期如果危及银行，可以学习美国房利美债券的处理办法或其他办法来应对。
(a) 低端有保障
一个城市的运转和繁荣总是需要一部分低收入工作者的，他们同样有安居乐业的权利，他们的孩子也应该有在城市平等成长的机会和权利。
建议推广重庆公租房的模式来保障低端。公租房的位置应交错在中高端社区之间，以保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b) 中端有市场
商品房一般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要销售对象，房价也与他们的收入正相关。这里的问题实际有两个：一是房源是否足够，二是房产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我国城市空置房率达20%，这些空置房不啻对资源的浪费。
房产税试点，把征税范围划定在增量上，达不到把目前的空置房逼入市场出租的作用。假设把征税范围拓宽到存量上，就能把空置房逼入市场，市场房产租金可以很好地反映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状况。
但这种征税方法存在的问题是，这一税金可能会加重承租人的负担。比如100万的房产，0.6%的房产税就是6000一年，平均每月500，是不是看着有点多？考虑到空置房入市会改善租房市场的供求关系，实际租金还是有可能下降的。
计税的另一个可能依据是租金收入，比如现行房产税就是对出租房的租金征12%的税。建议这两种计税方法同时使用，从低征收。房产税的定位应是调控房产市场，促进资源有效利用，不应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
相对房产税，更需要重视、修改和加强管理的是土地增值税。现行的土地增值税有两个问题，一是税率偏低，二是征收时避重就轻。人们炒房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转卖时赚取差价吗？房地产商为什么敢于囤地不开发，不就是囤地能享受的增值收益大于成本吗？土地增值税就是对差价征税，显然，阶梯税率越高越有利于抑制炒房冲动。目前的征收办法中，如果无法提供买入价或评估价就执行简易方法，按1%征收，这完全是在放纵逃税。按照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计税规则，无法正常征收都是从重征收，哪有从轻的道理？
政府应对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办法进行修改，并提高税率（起始税率就应该达到50%以上），更好地做到地租归公。这样一来，投资房产的思路才能从赚取差价转移到收取房租上来，并把房地产商的平均利润率降下来。来一个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不是都要长期定居的，市场上能提供足够量的住宅房产出租也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c) 高端有约束
之所以要对高端进行约束，是因为高端房产占用过多的土地资源，这种消费是不值得提倡的。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就是对别墅等高端房产征税，可以作为房产税的特别补充。
商业地租
随着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网商和物流快递的发展，商业地租的前景暗淡下来。特别是等到习惯网购的80、90后成为消费的主力之后，一批百货商场将倒闭，商业地租会明显下降。商业地产将更多用于餐饮、娱乐、服务和小便利店等。
为了大家自己的福利着想，请多多网购吧。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黄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工程博士，西藏民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微博@觅山河 。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袁岚峰博士（微博@中科大胡不归）和会员@吞食者达雅、郭晓明博士（微博@西西河氏唵啊吽）、陈经等人对本文的诸多有益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