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应该是人类在思想上最艰深的学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矶加大作研究生时，我认识几位读哲学的，知道当时的哲学系分伦理（ethics）与逻辑（logic）两部分。伦理牵涉到价值观，是深是浅很难说；逻辑学是无底深潭，可幸有简化的阐释。
逻辑哲学是科学方法（methodology of science）的重心，验证假说是实证科学的主旨，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研究院是个热门话题。正规的经济课程没有教，但哲学系那边有卡尔纳普（R. Carnap）教本科，同学们都嚷着去听，而经济系本身的布鲁纳（K. Brunner）是个动不动以逻辑为先的人。是的，当年在加大的经济研究院内，科学方法是我和几位同学经常讨论的话题，主要当然是验证含意的规格。离开加大之后我自己的发展，是重视“看不到则验不着”这个原则，认为经济学用上的无数术语皆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实际用场。
从论文《佃农理论》开始，我的推理习惯是每走一步必以验证为大前提——那刚好是在科学方法上跟同学们吵了几年的时候。在该论文分析合约的选择时我提出“卸责”这个无从观察的理念，耿耿于怀久之，终于放弃。后来凡属变量我皆着重于观察，着重于真有其“量”。今天，在实证上，我对世事的看法跟当年的师友是有着颇大的分离了。《科学说需求》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我详尽地把自己的验证方法写了下来。
经济学格外重视方法逻辑
经济学者着重于科学方法起自李嘉图，后来的马歇尔执着于验证。近代经济学者的方法争议的导火线，无疑源于老师阿尔钦一九五○年发表的关于自然淘汰与经济理论的文章。那是阿师的旷世杰作，当年我读后有好几晚睡不着。行内的科学方法大辩论源自弗里德曼一九五三发表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弗老在文中提到阿师给他的启发，写得不是那么好，可以商榷的地方多，于是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大辩论持续了二十多年。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平息，但没有大家同意的结论。是不幸的，因为博弈理论八十年代初期在经济学卷土重来。博弈理论违反了“看不到则验不着”这个实证科学的基础原则，也漠视了经济学的基础概念。
这就带到本节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所有验证科学中，只有经济学重视探讨科学的方法。那是为什么？虽然今天的经济学者对科学方法似乎失却了兴趣，但曾经有很长的时日他们对科学方法的讨论远超其他需要验证的科学。科学方法是哲学逻辑那方面的学问。专于此道的人一般对实证科学没有染指。他们的兴趣是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natural或physical sciences）例如物理、化学、生物等能有那么强的解释或推断功能。尤其是经过维也纳学派的耕耘，可以被推翻的假说（falsifiable hypothesis）就成为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核心哲理。可以被推翻是指可以被事实推翻——假说不以事实为凭是无从验证的。
另一方面，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从事者很少涉及科学方法这个哲学逻辑上的话题。我曾经拜读过爱因斯坦与哲学大师波普尔在科学方法上的辩论的来往信件，获益良多，但自然科学家中对方法逻辑有兴趣的，爱氏是个少见的例子。我认识不少在自然科学有点成就的朋友，皆对科学方法一无所知。他们天天在实验室操作，是成是败用不着问苍天。
经济是社会科学中唯一走自然科学的路
经济属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中还有政治、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等。除了经济，其他社会科学很少涉及科学方法的讨论或争议。这些社会科学当然着重事实的考查，也重视解释，但这些其他社会科学不是公理性质（axiomatic）的，即是不以一些公理或定律或武断的假设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绝少用上“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从事，验证的科学方法因而少受注意。
萨缪尔森曾经说经济是社会科学中的皇后。这是言过其实了。我不懂政治与社会学，但从历史与人类学中学得不少，很佩服这些学问的好些论著。不是公理性，因而不搞假说验证，但往往有令人拜服的学问，其解释力可以自成一家。解释不一定要通过假说的验证。经济学呢？有令人尴尬的一面。上述的萨缪尔森是经济大师，此君2009年谢世时举世颂扬，但也有两位行内专家算出，萨氏生平对重要经济发展的推断没有中过一次！萨缪尔森无疑是个创造模型的天才，但他对需求定律、成本概念、竞争约束等的掌握一律不到家。
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公理性是指有武断性的假设与有一般性的定义或定律，从而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验证是求错或求“证伪”，要以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从事。没有被事实推翻就算是过了关，即是通过假说的验证而作了解释。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以公理性的原则从事解释，但所有自然科学皆属公理性，解释的方法跟经济学用的相同。然而，前文指出，自然科学的从事者很少问津哲学逻辑的科学方法，但经济学却频频涉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没有人造实验室却要解释自己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首两个是浅的，只需略说。第三个原因不浅，但有意思，由我自己想出来，要多花一点笔墨了。
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学要解释的是人类的行为，也即是经济学者要解释自己。这使不少经济学者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自己认为是理想的世界，不容易置身事外地看问题。然而，置身事外地客观是科学的一个起码要求，经济学者不容易做到。为了约束自己的价值观左右着真理的追求，一些认为需要客观判断的就引进哲学逻辑的方法来约束自己。话虽如此，那毫无解释或推断功能的福利经济学到今天还是驱之不去，问津者还是大不乏人。当然，加进自己的切身利益，或为利益团体服务，经济学者往往把自己的灵魂贱价出售。
第二个经济学重视科学方法的原因，是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没有自然科学必有的人造的实验或化验室的支持、协助着假说或理论的验证。自然科学的从事者天天坐在实验室操作。原则上，经济学者应该天天到真实世界的街头巷尾跑。但他们没有：要不是坐在办公室推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模型，就是拿着一些没有多少真实细节的数据搞回归统计。任何题材，实情究竟如何，经济学者一般没有足够的掌握。因为这项大不足，科学的方法逻辑就变得重要，好叫经济学者能约束一下胡乱推理的倾向。
漠视变化细节带来失误
这些年有些经济学者尝试“建造”自己的实验室，称“实验经济学”（其中两位主要人物我认识）。他们炮制一些实际的情况，让不知情的外人进入这情况中，然后观察行为。这种“实验”显然是源于考查真实世界过于复杂，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内操控，所以要设计一些特殊或指定的情况来试验那些不知就里的被验者。原则上当然可以，但谈何容易？真实世界非常复杂，以人工调控的简化容易搞出笑话。更为头痛的问题是：经济学的公理或定律是从人类的行为反推过来而成立，有着多而复杂的变化。以炮制情况来作实验，充其量只能验证一些没有什么变化的行为。
不论炮制情况这项玩意，我可举一个所有经济学者相信、所有学生必读的理论，但因为不知世事而错得离谱。那是以需求弹性系数不同来解释价格分歧。这理论逻辑井然，但因为弹性系数近于无从观察，没有谁见过有说服力的验证。为此我观察了多年，发觉该传统的价格分歧理论推出来的间接含意一般与真实世界的现象有出入。最后我想出资源空置是价格分歧的原因，跟着的考查验证百发百中。其他例子如捆绑销售、全线逼销等，也因为在街头巷尾跑得多，我找到足以跟任何人打赌的解释，皆与书本或他家说的相去甚远。很明显，真实世界的现象细节非常重要，争取这些细节，经济学者别无选择，要到真实世界的街头巷尾跑。
空中楼阁的处理需要另一种天赋
最后一个经济学重视科学方法的原因，比以上两个多了不少新意，说起来有点冒险，但重要，是本节要说的经济学的哲学性质的重心所在。上文提及，所有自然科学皆属公理性，但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属公理性，而公理性的科学皆着重于假说验证。
这里我观察到的要点，是作为一门属公理性的科学，经济学的公理，除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从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武断假设到需求定律到成本定义等，一律是空中楼阁，不加进些什么这些公理的本身难以触摸。自然科学的公理，虽然有时也属空中楼阁，但出发点近于一律是原则上真有其物，有可以观察到的物体的支持。例如物理学讲什么原子，化学有元素，生物学有DNA及基因等。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自然科学十分神奇。好比在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之前，生物学家已经肯定有DNA这东西。
让我说清楚一点吧。自然科学的公理的起点，一般是基于真有其物，或从事者相信真有其物。是神奇的学问，因为先前无从观察但认为是有之“物”，若干年后往往被证实为有。爱因斯坦几次推中，其天才无疑属神话了。经济学呢？公理的起点一般不是基于真有其物——例如功用、需求量、均衡、极大化等不仅全属虚构，有道的经济学者知道是空中楼阁，不会愚蠢地试行证实其存在。我不怀疑经济学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爱因斯坦、孟德尔、达尔文那个水平的天才；但我怀疑这些自然科学的天才可以把空中楼阁处理得像一小撮经济学者那么好。半个世纪前老师赫舒拉发对我说：弗里德曼攻物理不会是另一个爱因斯坦。我回应：爱因斯坦攻经济不会是另一个弗里德曼。
是一个湛深的话题。我把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翻为“自私的假设”这个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公理，认为是源于斯密的《国富论》——虽然中国的老子早就提出过。斯密可没有说人是天生自私，而是说为了生存人不能不自私。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伟大的自然淘汰的想法——整本《国富论》都有自然淘汰的味道——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我们的老子就没有这样的功力了。
道金斯与达尔文的观点
这里我先略说另一本重要的书：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此君从动物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出发，推理与论据详尽，说动物天生有自私基因的存在。那是一本博大湛深的书，很有说服力，但说有自私基因只是从间接推论而得的结果。然而，经济学说的“自私”只是一个武断的假设或公理。我们要在斯密面前跪下来，因为过后可见，他的论调含意着的自然淘汰观能让一些经济学者用“自私”的武断假设而达到道金斯说的那个深入层面。
即是说，引进自然淘汰观，经济学不需要顾及有没有自私基因这回事。
这里我也要顺便提及作本科生选修某科时得到的一点启发。老师教：长颈鹿之所以有长颈，因为该鹿以吃树上的叶为生。该鹿原来也有短颈的，其基因分长颈与短颈两种。基因属短颈的吃不到树上的叶，死得早，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有短颈基因的遭淘汰，余下来的只有长颈鹿。这例子当年被引用来证明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观是错，因为达氏提出自然淘汰时不知道有基因这回事。但达尔文真的是错了吗？要看我们怎样算。只看短颈鹿吃不到树上的叶而遭淘汰他没有错，看长颈鹿的生存与吃叶的行为达氏不需要引进基因——只引进自然淘汰足够。
从人类行为与自然淘汰反推过来的公理
这就带到本节要说的核心话题——即是问：经济学的哲学性质究竟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作为一门以武断假设或公理为起点的科学，除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些公理不是基于一些可以观察到的或真有其物的生理细胞或基因的运作，而是基于自然淘汰，是从人类的行为引申回头而获得的定义或规律。不同的公理或武断假设之间没有矛盾，推得出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假说，就成为一门实证科学了。因为经济学的公理的非真实性比自然科学的来得普及，科学的方法逻辑就比其他自然科学有较大的监管用场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多年以来我坚持要多到真实世界观察，重视市场与非市场的现象细节，然后反推过来与经济学的公理、定律或定义印证，看看这些概念或理念在细节上的变化是否需要修改，或在阐释上是否需要补充。换言之，经济学的公理一般并非真有其物，而是从人类的行为，经过自然淘汰的左右，然后让使用这些公理的人能在细节上作补充或修改才可以发挥这些公理的解释功能。
考查细节重要的两个实例
好比需求定律，真实世界没有那条需求曲线，需求量不是真有其物，课本上的解释拖泥带水，说不上有广泛的用场。是我之幸，当年在研究院三位老师教这曲线各各不同，都教得非常好。然而，当我拿着该定律的曲线在香港跑工厂跑市场时，竟然发觉该定律与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有点格格不入。我要经过好些时日，以观察到的细节对价与量的阐释作了大量的补充，保留着该定律的基本原则，才感到该定律的解释威力无穷。换言之，我是从“适者生存”的市场与非市场的行为来给需求定律的阐释加上变化，对“价”与“量”作了多方面的补充，使用该定律时才感到得心应手。
好比成本的定义或概念，也属空中楼阁。一七七六年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得对，显然是源于他的自然淘汰的思维。一八四八年米尔出版他的巨著时也用得对，但一八九○年马歇尔在他的《原理》中却弄得一团糟。说来尴尬，“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这个不可或缺的定义，要到我作研究生时才算是一般地被经济学者接受了。然而，只背得出这个定义，不懂得引进真实世界的细节与变化，这定义的用途不多。也难怪今天搞博弈理论的众君子对成本概念的掌握令人尴尬。
在成本的理念上我也在真实世界观察了多年，重视细节，提出了上头成本、挤迫效应、租值消散、合约结构、竞争约束等皆与成本有关的理念。这些变化让我们大幅地增加了对世事的理解，于今回顾，这些补充一律是经过自然淘汰的人类行为而获得的。另一方面，认为没有大用场的经济学公理或概念，我不管也不用，因为以自然淘汰作补充是很麻烦的工作。
结语
人类的行为有规律。要不然，我们不会有社会科学这回事。在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后者与自然科学相同。自然科学的公理一般是以真有其物为起点，然后推断行为或现象。经济学的公理一般是空中楼阁，本身无从观察。自然淘汰是伟大的思想，源自斯密，发扬于达尔文，以天才之笔引进现代经济学是阿尔钦。我是阿尔钦的入室弟子，寻寻觅觅五十年，终于明白：自然淘汰的思维，用于经济学，不仅是竞争下的适者生存可以挽救一个非真实的公理，远为重要是经济学的公理或定义的细节调校与补充，引进自然淘汰会有令人惊喜的好去处。
同样是公理性的科学，自然淘汰的思维，用于自然科学要从公理含意着的微小现象的变化入手，但用于经济学则要倒转过来，以人类行为的规律细节把公理或定义作修改或补充，是对还是错，最终的衡量是问这些公理约束着的人类的行为能否经得起自然淘汰的蹂躏。从哲学逻辑的角度看，二者的解释或推断能力一样。
从科学解释的真谛衡量，我们不可以把事实或现象歪曲来挽救理论的失灵，虽然好些不学无术的经济学者这样做。但我们可以把理论调校来迎合行为或现象的变化。为了避免特殊理论（ad hoc theorizing）的丛生，这调校要从有公理性的概念或定律入手，但要基于行为或现象细节的观察，因为这些公理或定律的成立需要通过自然淘汰那一关。世界多么有趣！
文章来源：张五常博客“经济学的哲学性”2014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