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常修泽教授应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邀请，在“中央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研修班”的报告录音记录稿（2016.9.8）。虽然报告已有4个月，但今天读来感到仍有味道。
［要点提示］
●过去38年，四个经济周期，跟国内政治和世界经济是息息相关的。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中国过去38年的改革历程，内涵值得挖掘。
●大家看会发现“包容”一词始终都有。我把马克思的“多元包容”理论、老子《道德经》思想和西方学者的“国家衰落之谜”理论融为一体（马中西，三合一）来研究中国改革。主张用包容性的思想来推进中国的体制改革。
●为什么在书中提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简言之，这是基于中国经济总供求关系出现复杂新变化提出来的。
●《人本型结构论》从人的发展出发，探究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当中，“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发现了一个比较令人忧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过低。
●需求侧有需求侧的问题，需求不足；供给侧有供给侧的问题，又过剩又不足。因此从战略思路来说，应是两翼齐飞，在飞中寻找“动态均衡”。要关注习近平同志“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这么一个新提法，“并重”。
●最近有朋友在报上讲，中国“展现世界领导者的风貌”。我建议不用这种“世界领导者”，我们不是世界领导者，我们是参与者，我们是建设者，我们也当不了这个“老大”。
●两种模型，一种是偏于市场决定的供给管理，一种模型是偏于政府主导的供给管理。到底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主导的呢？三个试金石，第一看微观看企业，第二看市场体系，第三是看政府。
●现在有人提出一个新的论，叫“政府驾驭论”。就是说市场决定中央已经定，但在市场的上头，再有一股力量“驾驭着市场来决定”。我觉得这样做市场决定是要打折扣的，拐弯抹角的还是讲“政府主导”。
●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新方略的实施，应按三线展开，一条线是释放，第二条线是消解，第三条线是创造。三线推进。
●既然要“烘烤出一块新的馅饼”，那么，对在座的金融机构负责人来说，应着力推进金融创新。即使有难度，我认为也应坚持金融创新。但是注意，推进金融创新有一个与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问题。
很高兴能够和来自中央金融机构负责人、央企高管人员一起来讨论问题、交流思想。
两星期前，我应邀在这里参加了中改院和井冈山学院联合举办的关于中国转型论坛。在论坛上，针对2016年出现一个新动向，即民营企业投资大幅度下滑问题，作了一个发言。中国民营企业投资大幅度下滑，由此引发我的制度经济学思考。我那天在这里讲的题目是十二个字：《产权保护 市场准入 政府重塑》副标题是“民企投资下滑倒逼的三大改革”，逼着有关部门必须实行严格产权保护，逼着必须要放宽市场准入，逼着必须要推进政府重塑。
今天的学员是来自中管的金融企业，银、证、保都有，以及国资委管的中央企业，包括领导干部由中央组织部管的企业，济济一堂。今天井冈山学院安排我讲“需供管理相结合新方略”，根据新情况，加上“中国经济大势分析”，题目为：《中国经济大势与供需管理相结合新方略》。讲四个大问题。
一、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大势与G20峰会的价值？
在讲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之前，我想结合最近这段新的情况，来谈中国经济发展大势与G20峰会进展。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今天早晨6点钟我出来散步，看到电子屏幕显示毛泽东同志1965年到井冈山来写的那首著名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里边有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中共中央决定改革开放开始，到今也恰好是38年，也觉得是“弹指一挥间”。
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研究，这38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如何？我试图用一张图来说明这问题。
图一
从图可看出，1978年12月份开始到80年代的中后期这算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底部”是1982年提出经济整顿。从体制来讲，中共十二大采用陈云同志经济理论，称“鸟笼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经济工作上叫做“调整”。
第二个周期1985—1993，“底部”是1990、1991年。当时口号叫“治理整顿”。当时淡化改革开放而提出所谓“以反和平演变为纲”。从制度经济学来讲，是改革中的旧体制回潮。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离开北京，去南方视察。第一站武昌，到武昌让关广富书记拿小本记下，“你告诉北京，谁不改革谁下台”。当天晚上传到北京后引起反响。这就是著名的所谓南巡谈话、实际是“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后，人们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1993——到2007年这算第三个周期。这个周期的底部是在1997－99年这里。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首先泰国，泰铢贬值，索罗斯袭击，中国也未能幸免。
到了2007年达到一个高潮，但从2008年以后又下来了，原因在于出现美国信贷危机、次贷危机，后来叫金融危机。2010、2011年又上来一点，但现在还在比较低的状态运行。好在我们还6.7%左右。
这就是过去38年，基本上四个周期。按照我的研究，四个经济周期跟国内政治和世界经济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经常问：世界经济跌宕起伏，我们自己如何，你还好吗？这个图是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中国过去38年的改革的历程，内涵值得挖掘。
（二）当前及明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有18个季度低于8%，连续5个季度低于7%。今年（2016）、明年（2017）的日子怎么样？我这里是引自《世界经济展望》比较权威的预测概览。
我依据它的数据，做个分析。
1. 从全世界来看，去年是3.2%，IMF预测今年是3.2%，应该说全球经济依然平淡。明年有所提高，约3.5%，但不同板块情况不太一样。
2. 发达国家现在平均起来1.9%。IMF预测美国今年2.4%，可能估计低了一些，我看的资料现在势头不错，全年估计在3%以内，失业率明显降低，在发达国家中可能经济最好；欧元区1.6%，其中德国最突出可能1.8%；欧元区外的英国2.2%。日本约1.1%，表现一般。
3. 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4.1％左右。俄罗斯在去年较大下滑后，今年可能探到谷底，负增长不到1％；亚洲平均6%多；中国去年6.9％、今年估计6.7％左右；印度7.5％，表现亮眼，亚洲速度最高，不要老说“风景这边独好”，当然它经济规模小一些，大约只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
4.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多大？一般预测今年是6.7％左右，略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6.6％。全世界增长3.2个百分点里头，预测中国能占到1个百分点左右。
（三）杭州G20峰会主题内涵之我见
这次杭州G20峰会，主题叫做“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在G20前一天有个B20会，主题叫做“创新.开放.联动.包容”。最后形成的目标，叫做“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
大家看会发现“包容”一词始终都有。这个理念是中国人的智慧。它来源于老子《道德经》里的思想。《道德经》里有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字，若当名词就是“王”，就是首领，就是领袖；要作动词就是管理、统治、领导。老子有大智慧。老子说，“公乃王”，这是老子的大智慧——如果你办事公平、公正、公道，你就威信高，就推选你当头，你就能当王，就能够统治这个地盘，就是叫王。“公乃王”，要害是“公”。接着，老子继续往前推，怎样才能“公”？“容乃公”。容量要大，心胸广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容乃大以后，才能不排斥人家，一碗水端平，公平。“容”是“公”的前提，心胸要开阔，容量大，办事公平。老子再往前推，怎么做到容量大呢？怎么能够心胸开阔呢，老子说“知常容”。你要知道这个“常”，要掌握这个“常”。这个“常”是全部问题的实质。知道它你就容量大，心胸宽广。所以整个《道德经》里边5000字最珍贵的字就是“常”字。“常”是什么？常规，规律，客观规律也。
中国智慧是博大精深、有感于此，我用几年时间我写一本书《包容性改革论》。
而且我特意把《道德经》里这个“容”字，放大印在封面上。我试图把马克思的“多元包容”理论、老子《道德经》思想和西方学者的“国家衰落之谜”理论融为一体（马中西，三合一），研究中国改革。我研究的专业是“制度经济学”，主张要建立一种“包容性的制度”，要用包容性的思想来推进中国的制度改革或者叫体制改革（具体见《包容性改革论》一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今天不讲）。
这次G20会议，人们逐步了解中国理念，不仅增长要包容，我们改革也要包容。那么下一步G20关键就是落实。“与时俱进.知行合一.共建共享.同舟共济”，就是我这里给诸位列出来的，关键在落实。与时俱进，不要因循守旧，不要固守原来的老思路；知行合一，规律知道后，要行动合一；共建共享，不是要搞自己的“后花园”，而是搞百花园；同舟共济，世界经济很严峻，未能走出困境，要共同奋斗。
二、 我为什么提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结构性矛盾
为什么我在书中提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据我的研究结论，简言之，这是基于中国经济总供求关系出现复杂新变化提出来的。
我在去年8月份出版的《人本型结构论》这本书里边，提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2015年版）。
这是国家十二五的重点图书之一。我用4年半的时间写作这本书。2011年，我预感到中国下一步应该聚焦“结构性”问题，推进“结构性”改革。于是把书名定为《人本型结构论》。就在这本书里我提出一个命题：“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第5页）。
供求——就是供给这一方与需求这一方，这俩一定要结合起来考虑，两翼齐飞。这是基于中国经济总供求关系出现复杂新变化提出来的。
为什么说中国下一步应该聚焦“结构性”问题？因为“结构性”问题乃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三大矛盾之首。中国经济新阶段面临着三个深层次矛盾。第一就是结构性矛盾。当然，这个不光我们遇到，整个世界都面临结构性的矛盾。所以大家看G20，它通过的文件里边的新思想，就是“结构性改革”。一会儿我要给大家详细分析G20结构性改革抓几个方面。特别是跟在座金融界有关，也与我们国有大企业有关。结构性矛盾这是深层的矛盾，第一位的问题。第二是体制性矛盾，这个有些国家没这个，有些国家有这个问题，中国有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经济面临体制矛盾，且体制矛盾跟结构矛盾又纠结在一起。第三是周期性（以及总量性）矛盾。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周期性（以及总量性）这三个矛盾交织在一起。我研究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以及总量性）矛盾，但根源在于结构性失衡。这是深刻矛盾。
中国经济面临什么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我这本书里边提出六大结构性矛盾。第一是需求结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和终点，都是需求。马克思说，消费需求是起点，同时也是终点。第二是供给结构。第三是要素投入结构。马克思时代是三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马克思去世100年以后又增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今天是五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管理。第四是资源环境结构。这个按说也可以放在第三个里边，也是一种投入，资源的投入、环境这种要素的投入，但是它跟上边那五个不太一样，我把它单独拎出来，是另一种要素投入结构，叫做资源环境。第五是城乡结构。第六是区域结构。
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六大结构。今天重点讲两个，一个需求，一个供给。供给站在产业角度，它主要是产业结构。
（二）总供求关系复杂性分析（上）：消费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总供求关系失衡，在需求方面突出的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先看总的消费率与投资率关系出现的复杂性变化（图二）。
图二
上面蓝线是消费，中间红线是投资，底下绿线是净出（就是出口跟进口抵消以后的净出口），这是从1952年恢复国民经济以来，这60年大的一个总势头。
突出的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我从人本型结构论出发，专门抓住“居民消费率”。我这本书的名字叫《人本型结构论》，从人的发展出发，我探究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当中，“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发现了一个比较令人忧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过低。低多少？请看图三。
图三
我是2011年开始构思写这本书，到2014年写作后期的时候，我用了世行2012年的数据，是34.6%。同年总消费率是48.4%，但这个总消费率包政府的消费在里头。把政府的消费大约有10个百分点减去以后，得的是居民消费率。全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是60.4%。我们比全世界平均数要少20个百分点。2014年，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居民消费率提高了三个百分点，全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下降了二个百分点，但相比还是少20个百分点。
站在人出发研究，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一是从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投资率高压低消费率，消费率里边政府又占了13、14个百分点，又挤居民。两头挤，投资率高，政府消费率高，最后居民消费率低。二是居民消费本身问题，包括能力问题、社保问题、消费安全问题和消费质量问题。
我们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走势，首先要看需求，需求里边我们必须关注居民消费需求。现在居民消费率这么低，对我们中国经济的掣肘是相当严重。
认为需求方的主要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这是我与“投资驱动论”者不同的地方。主张供给为主的朋友，猛烈攻“刺激需求”。若攻“刺激投资”，我没有意见，但是，您为何不分青红皂白，一起指向包括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在内的总需求？忽视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是不是有缺憾？
（三）总供求关系复杂性分析（下）：供给方面“又过剩又不足”
总供求关系另一方面是供给。一个热词：所谓“供给侧”，其实就是供给。这个“侧”字，没有什么特别含义，侧就是这边那边的“边”。但是很多人问什么特别含义，找了麻烦。文件一定要通俗易懂，不要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不要故作艰深。供给侧就是供给，需求侧就是需求。
从实际来说，现在供给比消费要复杂。有两类问题，一类是供给过剩，一类是供给不足。2016年的中国，在供给问题上要两只眼睛看——有的是过剩，有的是不足。
首先是过剩。过剩表现四个方面。
第一大问题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不过剩？这就是我书里的一幅图。我在2011年到2015年写这本书，我尽量用比较新的数据来写。这个书的第6页，有这个图。
图四
这个图，我试图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东西？不光给一条鱼，要给你一张渔网，你去打那个鱼。我告诉大家，这个工具现在是有分歧的。我发现两把尺子，两个标准。一个是国际经验标准81％到82％是个分界点，就是说如果产能利用率能达到81%、82%，这就不叫过剩，低于它就是过剩，其中75%以下属于严重过剩。我在书里写了。但这个观点是国外经济学界朋友他们的看法。中国有一本书叫《增长动力转换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出版）。她里边持的就是81％、82％的观点。另一个是有关部门，一般来说产能利用率是按78%作为标准。我在这个书里头采取第三种意见，比较折中，以80％做标准。80％以上不过剩，80％以下过剩。我们钢铁、煤炭、水泥、建材、化工这几个行业过剩很厉害，水泥67％、粗钢67％、平板玻璃68％、电解铝78％、造船60％。
还有一个，不仅仅是传统产业过剩，有些新的产业我觉得也过剩，如光伏。
第二大问题是，房地产分化严重：“一边过热，一边积压”。
图五
这个图展示的是中国从上世纪以来到现在，房地产库存方面的情况。你看，最近这几年库存蹭蹭地往上走。总量看，库存积压，但这个库存积压应该做结构分析，一是什么房子积压？我看住宅积压厉害，营业用房、办公房不太严重。二是哪里的房子积压？中国房地产现在一分为二，冷热两重天，一线二线，特别是一线，这块现在很火，三四线情况很严重过剩。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一定要分开讲。过剩主要是三四线城市，要找准呐，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现在压力很大。开发商现在投资增长率也下降。
第三大问题，是企业跟产业的成本太高。特别是税收成本高，企业家对此不少反应。
第四大问题，是中国的杠杆率过高，这是杠杆率的全景图
图六
杠杆就是有多少自有资金，能撬动多少资金（从银行贷款，或者从其他经济组织借钱）。下边是政府，再上是居民，上边是金融机构、最上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如何？这个图大家可看出来，整个国家这些年的杠杆率是明显的上升。后边我就分成几个门类：政府的杠杆率是上升的，居民的杠杆率是上升的（房贷汽车贷款），金融机构（银证保）的杠杆率是上升的，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更是上升的，更是大头。分析这个图，就可以发现主要矛盾：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第一重点”。
若问，宏观经济的供给方面什么问题？从供给侧的这方研究，从过剩这个角度来研究，是以上四个问题。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方面，供给还是严重的不足。我们真正需要的一些公共性的供给、创新性的供给又跟不上。我今年4月份到了宁夏贫困地区，7月份到了贵州贫困地区，我一看，我们的供给，特别是，跟老百姓相关的公共性的供给又很缺乏，我们有那么多兄弟姐妹还在贫困当中。4月份我写了一个宁夏脱贫的报告，即将公开发表。
总之，供给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有过剩问题，有不足问题。
（四）结论：供需结合，两端发力，两翼齐飞
我们把需求、供给两方面综合起来考量——需求的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起不来；供给侧这方面供给又过剩又不足。在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我个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需要采取“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我主张供、需结合，两端发力，两翼齐飞。需求有需求的矛盾，供给有供给的矛盾。两边都有问题。正因为两边都有问题，应是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相结合。于是，我写到这本书里头，去年8月份出版。
11月份以后，本书这个观点引起争议。后来我在1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还是坚持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这个文章发在凤凰国际网上。今年2月，针对争论，我写了答辩文章《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发表在2016第2期《改革与战略》杂志。基本观点，需求侧有需求侧的问题，需求不足。供给侧有供给侧的问题，又过剩又不足。因此从战略思路来说，应是“寻求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的动态均衡”，两翼齐飞，在飞中寻找“动态均衡”。
非常高兴，就在前几天——9月4日下午，习近平同志在这篇他的最新讲话——《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里边提出，“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据我所知，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这个出处在20国领导人杭州会议的开幕辞。我把它引出来，供大家思考。我们要关注习近平同志“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这么一个新提法，
要害是“并重”。
三、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新方略：究竟新在哪里？
概言之，三个为主，三个结合。
去年有关方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个人认为它重点是针对着金融危机以来刺激投资需求的政策而言的。因为在2008年以后，采取的是一种刺激投资需求的政策。现在情况跟那时比有变化。变化在哪？就刚才我分析的，又不足又过剩。针对出现新的情况，所以侧重的讲供给侧的问题。强调供给有其道理，但是今天我们要全面把握这个，不应该是“单打一”的思路。
在最近一段的讨论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提出一些提法。一个就是“中国过去只有需求管理，没有供给管理”。我的基本看法，不能说过去只有需求管理，没有供给管理。我认为实际上中国过去也在实施供给管理，但供给管理到位不到位是一回事。第二个，有人说，“中国过去没有供给侧的结构改革”。我认为这个话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虽然没有提“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但是有这个行动。小岗村的农民自发的起来把土地的使用权分到户里边，包产到户，多打粮食，它不属于供给侧的问题吗？第二个，它不属于结构性的改革吗？
（二）以结构改革为主，结构改革与结构调整相结合。
我们过去确实很少讲结构性改革，我们经常讲体制改革。那么，仔细研究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有结构自身的问题，也有结构里面的制度性的问题。现在结构性改革这个命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而且这几个月不断的升温。这次杭州会议一个突破性的东西，我认为是在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
过去说宏观经济都是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进行调控，但最近完整的表述是，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等。结构性改革成了这次杭州峰会的一个重要的品牌。
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什么？我看目前应该说有三个不同层面的含义，就是人们在使用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时，三个不同范围。
第一个，比较窄领域的改革。比如说，劳动力市场、行政权力的结构性改革。行政权力的结构性改革就说这个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个权力结构怎么改革。
第二个，比较中等的。某一侧，比如供给侧、需求侧的改革。中央领导同志讲供给侧结构改革时，注意：他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这两个方式，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协调发展。我觉得比刚才那个单领域的要宽得多，涉及到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个就不是刚才某一个单项，它涉及的范围就大一些。
第三个，更广义的理解：结构性改革是指“结构全面转型，加上与之相应体制改革”。我个人是从比较广义理解的，所以我这本书，六个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在这里边也都有（不仅仅是调整产业结构）。一个结构一章，六大结构都打开，一个结构一个结构的讲，每一个结构里都有体制，最后一章是相应总的的体制改革。中国这六大结构都需要全面转型、全面改革。
我看到9月6日这天习近平同志做闭幕辞。这里边透露出一个清单：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G20公报里边的闪光点。
G20确定的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
1.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
2.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及获取教育与技能
3.鼓励创新
4.改善基础设施
5.促进财政改革
6.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
7.改善并强化金融体系
8.增强环境可持续性
9.促进包容性增长
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第一，贸易和投资的开放。贸易问题比较复杂，现在最新动态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这种思潮“沉滓泛起”。保护主义成当今世界贸易拦路虎，中国商品出去遇到很多困难。这次美国两党的竞选，共和党首领特朗普先生，他的执政纲领带有比较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这也不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思潮，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潮。针对贸易保护主义，这次会议提出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反保护主义。
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以及教育和技能的获取。涉及到员工，劳动力市场的改革问题、流动问题等等。
第三是鼓励创新。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改革，属于刚才我说的第三个（要素投入结构）。靠鼓励创新，靠技术的创新，靠商业模式的创新来推进经济增长。
第四，改善基础设施。这里边涉及到国家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包括一些垄断性行业，电力、电信、铁路、民航、港口等等基础设施部门。
第五，财政改革，尤其是税收制度改革。
第六，商业环境。重点是要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打破垄断。
第七，金融体系改革。要改善金融体系，并且强化金融体系。这里边涉及到世界性的金融组织，如IMF、世行，涉及金融组织股权比例、表决权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改善和强化。
第八，环境的可持续性。包括巴黎气候协定的落实，涉及到我们资源环境体制的改革。
第九，促进包容性增长。
看了这九大结构改革的优先领域，我个人形成一个印象——公报所使用的“结构性改革”一词是一个“广义的结构性改革”。它这里边有供给侧的问题，也有需求侧的问题；有结构本身的问题，也有制度的问题。而且公报最后提出，各国各不相同，应关注与自身改革联系最紧密的优先领域。这九个是共性的问题，给大家一个自主权，就说各国回去以后，联系自己的问题来研究。
这应该说G20到了2016年的9月6日所形成的一个集体智慧。中国在里边做出了贡献，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先拿方案，别的国家也带出方案，20国集团都带来，最后形成是大家的智慧，这是一本合著的作品。
对此，最近有朋友在报上讲，中国“展现世界领导者的风貌”。我建议不用这种“世界领导者”，我们不是世界领导者，我们是参与者，我们是建设者，我们也当不了这个“老大”。
结构性这个转型或者叫调整，“转到深处是体制”。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积压，还是企业（特别是国企）杠杆率过高等等，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因此解决的出路，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风险，增加有效供给，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根本办法都要依靠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我的结论就是以结构改革为主，结构改革与结构调整相结合。
结构性改革实质是什么？就优化要素配置而言，我认为实际上是想着用市场化来激活中国的五大要素。
第一要激活资本，包括国有和民营资本。现在中国的资本量很大（数以百万亿计），但效率比较差。
第二要激活土地。最近中央在用很大的精力在农村推“三权分置”改革。毛泽东搞土改，就讲一个权——所有权，“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的所有权没收，然后分给农民。就这六个字，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所以中国的革命，实质是土地制度的革命。毛泽东讲一权。邓小平第二次土地改革，讲两权。注意，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但把土地承包权，给农民，或者叫回归农民。两权分置，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户的，俗称“包产到户”。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38年。
最近，习近平搞土地制度改革，讲三权。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不变；农民土地的承包权，是农民家庭的，是私人的，也不变；但承包权的经营权，可以流转，交易，买卖，10、20、30年都可以，经营权流转的价格实际上土地的承包权租金，收租。为什么搞三权？我理解中央是看准了土地巨大的潜力，要搞活它，又不能让农民失去承包权，承包权是你的，但是在承包权这个下头，可以拿出经营权来。这就是说，是用土地的承包权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我去年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其中写到，搞土地制度改革，毛泽东讲一权，邓小平讲两权，习近平讲三权。中国要说动所有权承包权，比较难。
在这两个权都定下的情况下，可以动经营权，动经营权本身就可以把土地搞活，出去打工，可以把经营权卖。我到东北延边朝鲜自治州调研，到了汪清县，到了安图县，到了图们市，因朝族朋友去韩国打工或到山东韩资企业打工，一些地都荒着，现在可以转让给其他的大户来经营，也可以转给城里的企业。哈尔滨的一个机械厂，到伊春租地种蓝莓。对我很有启发，这样地就活了，免着地在那荒着。
中国现在闲置的土地资源太多了。有人算过一笔账，18亿亩耕地，假定经营权出让的话，以一年700块钱一亩，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
除了承包地以外，中国农村土地里边还有一部分资源潜力非常大的，就是农民宅基地。宅基地这块大约现在是2亿2000万亩，它的潜在的价值量也很可观（以万亿人民币计）。当然，不可能都卖。还有农村建设用地。我今天讲这个问题，就是要用市场化来激活这个要素，要把土地的要素激活的话，那这里边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是非常可观的。
第三是劳动力，劳动力这里边需要激活的，人这个潜力非常之大。
第四是技术。技术怎么搞活？让技术资本化。技术经过评估之后，可以作价，可以折股，就把技术员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
第五是管理。我在1994年出的书叫《现代企业创新论》。在里边提一个观点：中国的管理要素一定要资本化。就是说千千万万企业的领导人的管理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个生产要素，也有产权。他的管理才华和管理的业绩应该能够折成股份，这跟技术资本化是一样的。1994年提出，写到书里头，对此学术界有争议，说管理要素一定要资本化是企业家“以权谋私”，不是的，学者应该说实话。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始搞试点。启动这个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里边注意经营骨干，我高兴的看到，我们这个班叫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班”，“经营管理人员”这六个字很好。大家可以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混合所有制那部分，明确提出了一个职工持股。我认为并建议过，“混合所有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怎么混合？其中一个就是让企业内部的员工持股，这个员工是谁？包括普通员工，也包括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我用的概念就用的经营管理人员，而且重点还是经营管理人员，包括中层干部。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搞试点，就是说改革有新东西。
搞活这五大要素，它的最终目的是让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里边的资本财富、土地财富、劳动力财富、技术财富、管理财富多啦，但我们现在现行体制是压着这些财富，没让它流出来。
（三）市场配置为主，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
我这里画了一个表，试图给各位一个思路，把模型跟大家说一说。
两种模型，一种是偏于市场决定的供给管理，一种模型是偏于政府主导的供给管理。到底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主导的呢？我给大家提供三个试金石，第一看微观看企业，第二看市场体系，第三是看政府。微观层、市场层、政府层。整个经济活动就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角度，首先看企业看微观。如果讲这个问题——国企主要是增强效率，淘汰僵尸企业，“混合所有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大体上属于市场决定型的供给管理。如果是把国企看成是二政府，这样大体上属于政府主导型的供给管理。
我今年的8月20日在黑龙江参加东北振兴论坛做了发言。我说针对东北地区特殊情况，要实事求是改革。全国全部非金融企业国有净资产的比重是30.2%，但黑龙江是64%，吉林56%，辽宁45%，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更超过浙江、江苏、广东、福建这些水平。因此我建议东北不宜再提做大国有比重，东北国有企业主要是效率的问题，不是比重问题。讲了以后，有争议。这个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对症下药。这是第一个角度，微观。
第二个角度，市场体系。这里边的要害在哪？就是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论”。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到2013年是92年，第一次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因为过去讲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留了一个很大的漏洞，在基础上边似乎还有一个决定的拍板的力量。针对这个问题，中央拍板决策，把基础论改成决定论，只有市场来决定，没再有第二种力量来决定。政府起它应该起的作用。所以我说，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作用。
但现在有人提出一个新的论，叫“政府驾驭论”。就是说市场决定中央已经定，但在市场的上头，再有一股力量“驾驭着市场来决定”。市场的主体是企业，虽还是你决定，但是有一股更高的力量驾驭着你来决定。我觉得这样做市场决定是要打折扣的，拐弯抹角的还是讲“政府主导”，还不相信企业，包括不相信国有企业，还是“政府主导”在那起惯性作用。
第三个角度，就是政府体制本身。是减少三张清单，减少管制，还是政府主导、投资驱动？
我今天详细讲这个表，就是说供给侧这个思路提出之后，在实践中很可能出两种不同供给侧改革。旗号是一样的，但是里边的瓤不一样。供给侧管理，有被利用搞成新一轮“政府主导”的可能，我是说可能。会不会变成现实？要观察。如果搞成新一轮“政府主导”，这就标志中国的体制改革倒退。按照习近平同志讲话“我们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用凤凰涅槃的精神来推进中国的改革”。我看到这八个字，一个叫“壮士断腕”，一个叫“凤凰涅槃”，应该不同反响。
这是今天我讲的第三个大问题。
四、下一步如何实施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新方略？
我建议，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新方略的实施应按三线展开，一条线是释放，第二条线是消解，第三条线是创造。三线推进。
释放新需求是试图解决需求侧的问题，我们需求侧不是没有问题的。习近平同志在杭州讲并重，而且需求侧摆在前头。既然提出了需求侧的问题。那怎么样释放中国新的需求？怎么样挖掘亿万群众的消费潜力？怎么让老百姓敢消费、能消费、放心消费、实惠消费？这里边文章很多。
要刺激这个需求，老百姓潜力很大。每一个都可以做很多文章。最近我看了德国人的一个报道，他说你们中国，自己用有毒的奶、有毒的食品来坑害自己的同胞，这样的民族我们不敬重。从经济上来讲，主要是放心消费，以及政府对消费安全的监管，但这个问题涉及到更深层的问题，是人性这里头出了问题，需要反思的太多了。
该砍掉的坚决砍掉，这里边就是要减产能、减库存、减杠杆、降成本。要消减，需要砍东西。
中央用的话叫“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三去一降还有一个补短板”。但是这个话我们需要理解它的精神实质，不能钻牛角尖。“去产能”是去不合理的那一块，即超过合理线以上的部分。“去库存”也是去不合理的那一块。“去杠杆”更是指去不合理的那部分杠杆，它实际上是一个“减杠杆” “降杠杆”的概念。这些都是“消减”。
创造是最难的，所以这次杭州会议，把创新放在第一位。中国的五大新理念也是把创新放在第一位。要创造新的供给，这个方面需要做的文章更多。天下没有，我们去创。鲁迅说，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怎么创造新供给？要研究需求结构的新变化。创新什么东西？我们今天来自国资委还有其他一些系统，好多企业，现在国家盼着大家创新，应对需求结的变化进行研究，把握哪些产品，哪些服务，哪个最急需。不要消极理解供给对消费需求的适应性。
要考虑创造市场，“不是取得一份较大的馅饼，而是设法烙出一块较大的馅饼，最好是烘烤出一块新的馅饼”。不要仅仅搞存量竞争，要参与创新竞争。
关于“烙新饼”的哲理
“不是老想分享市场，而是要考虑创造市场。不是取得一份较大的馅饼，而是设法烙出一块较大的馅饼，最好是烘烤出一块新的馅饼。”（美国托马斯 《乱中取胜》1988年版
三种竞争境界：
1、存量竞争——多分饼
2、增量竞争——做大饼
3、创新竞争——烙新饼
（常修泽等《现代企业创新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既然要“烘烤出一块新的馅饼”，那么，对在座的金融机构负责人来说，应着力推进金融创新。即使有难度，我认为也应坚持金融创新。但是注意，推进金融创新有一个与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问题。在座的金融系统同志请您注意：要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在确保不出现系统金融风险前提下，坚持金融创新，有所作为。
［本文作者常修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