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2月11日，由伦敦政治经济中国发展社团与伦敦政经全球事务研究所主办了主题为《中国：站在十字路口的国家》的第九届中国发展论坛，凤凰国际智库作为联合主办方参与此次会议的筹备。论坛特邀了英国前卡梅伦内阁商业、创新和技能大臣、前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LSE经济学教授等世界知名的政界、商界和学界专家，从九大领域共同商讨转型中的中国，分享他们对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的看法。
在本届论坛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前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针对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问题发表了英文主旨演讲。他认为，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种种弊病，并不适合转型时期的中国。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破旧立新”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
以下内容由凤凰国际智库翻译精编：
结构性改革必须发生在供给侧，实际上是一个解决有效供给制度的问题。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正在不断深化，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理论支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和我的同事在不断研究的过程中，试图建立新的供给经济学框架。可以总结为三个“破除”和四个“建立”。
“三个破除”：破除偏差，不一致和落后
在目睹了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后，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经济学家无法对危机进行准确的预测，并提出合理的解释与可行的解决方案？各国在运用经济理论处理危机时，该如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人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艰难转型？
通过梳理现有的经济理论，我认为这些国际热点问题可以用“三个破除”理论进行归纳。第一，破除对主流经济学认知框架中的“偏差”。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各有侧重，都曾为经济分析做出巨大贡献，其缺陷也不容忽视。这些理论将供给环境视作一成不变，只注重需求管理侧的政策研究，对供给管理的研究则寥寥无几。
近几十年来建立在“完全竞争”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如今应该重新被审视。这一理论并没有对供给侧进行过深入探讨，其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缺陷。后来，随着通胀压力不断加大，供给经济学派在美国逐渐崭露头角，对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创新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其理论系统同样存在明显漏洞，仍未摆脱“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束缚：着重强调激发边缘市场竞争者的潜力和活力，而在整体结构、供给制度及政府职能发挥方面则缺乏深入分析与思考。
当前美国经济的“转型问题”和“经济结构性问题”并不紧迫，但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却面临巨大的挑战。需求侧指数值相对来说更易衡量、易建模，而供给侧的相关指数则不可计数、名目繁多，十分复杂。构建供给侧变量是个“慢功夫”。既需要繁重的结构性分析，又需要有恰当的应对之策，供给侧建模可谓困难重重。但这并不能成为经济学家放弃这类研究的理由，我们也不能接受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经济理论。
第二，破除教科书主流经济理论和现实社会实践之间的矛盾。在美国这类成熟的市场中，曾经推出过一系列对整体形势至关重要的针对性供给政策无法在教科书中找到理论支持。毫无疑问，这些在实践中被不断强调与运用的政策已经超出了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范围。例如，美国为金融危机中的关键问题提供“有差别”的政府资金：起初，美国当局在“是否拯救救雷曼兄弟”的问题上颇为纠结，最终还是任由这家具有157年历史的公司崩溃，从而导致金融海啸迅速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吸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吸取教训，美国宁可动用公共资源也要果断为花旗、两房和后来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的举动成为美国现实中反危机历程的转折点，被视作供给管理中政府差别待遇的典型案例，对社会整体经济形势产生决定了性影响。在中国的反危机历程中，也存在很多此类案例，而这些重要的案例却至今也没有被引入有影响的学术文献和主流教科书中以供参考。
第三，破除经济研究在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问题上的“落后”。知名的经济学文献中很少提及“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政策”，但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的确可圈可点。上世纪80年代的《亚柯卡自传》称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奥巴马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重回美国制造”，针对性技术移民，意在鼓励新兴经济体的“点调控”式倾斜支持（如对特斯拉的电动汽车进行优惠贷款支持）等“产业政策”是美国振兴的关键一环。这些不同于教科书上经济理论的做法强调供给侧的作用，更注重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但现在不得不承认，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
“四个建立”：建立框架、原则、合作与系统
相对上述应当“消除”的问题而言，我们更注重“建立”的过程。需要将中国实际与国际经验相结合的广阔的视野与创新的思维。第一，要在经济学中建立对供给侧“基本框架”的认知。这一命题来源于金融危机的刺激，我们也应该将其视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的一个重要创新环节。在基础理论中我们应强调以下几个方面：在理论创新的思维下，人类社会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持因素，是有效应对需求----长期来看，供给能力的决定性特点导致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分化。
当然，需求作为原动力的意义在发展过程中不言而喻。但是需求在过去的经济学家眼里，则是起主导作用，通过需求才能达到有效供给。这与在经济中驱动体系的新观点密切相关- 供给侧应考虑关键的动力形成机制。它具有从基本理论出发的普遍性，同时也通过强调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供给能力的决定性作用的角度出发理解“形成供给能力”和供给机制的联系，特别适用于解决中国和其他类似发展中国家实现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此外，从这个角度理解和解决问题，供给侧也可以帮助发达国家在全球危机之后将理论应用于实际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解决需求方“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问题，以及供给方的“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特别是“如何优化制度供给”的问题。这项研究紧密结合了需求与供给，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变得日益重要。
第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与假设中”支撑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以更好地对应现实情况。例如，应该对以“不完全竞争”为先决条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因为这是关于资源配置的实际情况，也涉及诸多供给侧问题。虽然以前有许多经济学理论是基于“完全竞争”的假设提出的，但它只是一个1.0版本的模型，明显滞后于目前的发展情况。现在我们应该重点讨论不完全竞争，因为它更好地反映了资源配置的现实环境，涵盖各种垄断问题及其他情况。将模型升级和扩展到2.0版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洞见现实。
需求分析主要涉及指数均匀、单一和一致的总量问题，而供给分析则复杂得多，它需要处理系统性结构性问题，并且具有非单一且难以比较的指标，同时还涉及“政府－市场”的核心问题，在模型扩展中必然会面临挑战与困难。这些问题在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供给侧研究难以避免一些中长期和“慢变量”问题。至于结构性问题，可以在“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节中自然得以解决，这在以前的经济研究中只有寥寥数语，但我们相信，基于不完全竞争理论，结合供给侧的积极因素进行深入研究，该理论可以得到不断升级。
第三，认为基于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市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应该发挥各自的作用，寻求合作以实现“一体化”。在承认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还应探讨市场、政府、“第三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共利益团体等）在资源配置优化方面的劳动分工、合作与互动的作用。在不同环节，分工、合作和互动的选择和特点随阶段和领域变化而变化。基于“公共- 私营伙伴关系”（PPP），这些主体的“失败”，“替代”和最终“合作”，以及劳动分工概念的演变，反映了人类社会中不同主体关系下，随着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
第四，应将制度供给纳入供给分析中，构成有机的认知“系统”。根据新的供给经济学理论，供给侧经济学应从“物质资料”和“人”的角度对制度及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进行研究。还应把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来做一个囊括其中，力求融会贯通。中国特别需要通过体制的“建立”来满足转型经济下的实际需要。
我们的核心概念是，在建立理论和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过程中，更应注意“理性供给管理”。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艰巨历史任务，我们对“赶超”这一飞速发展过程需多加注意。在供给方面则侧重于系统和机制的创新和结构性优化。此外，我们还要结合经济学和其他有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去看待这个科学体系。在供给侧研究中应该有机结合“物质资料”中的生产力因素以及“人类”生产关系和制度因素的分析，以帮助我们更好“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反过来影响和改善生产力”是客观发展规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为了进一步理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政府需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理解和尊重市场。为了对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政府应该进行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发挥结构性调整的积极作用。同时，要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如何更好发挥政府职能”的挑战性问题，提升供给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质量和效率。
除了上述中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中的“破除”和“建立”，我们还需要了解需求侧。由于经济领域已有足够多关于“需求管理”的理论成果，我们还是希望提高对供给侧与对认知框架的对称性的理解。根据中国的现状，经济学家势必会“以改革为中心”，在“全面改革”的新时期对供给侧进行系统转型。这是有效解决“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福利陷阱”等风险与矛盾的关键举措，也是迎合中国迫切需要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更是实现现代化“中国梦”的“最大福利”。
（本文未经作者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