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势汹涌的逆全球化暗流给我们什么警示？
都说世事难料。全球化突然变得吉凶未卜，便是一例。工业革命后，一直以全球化的坚定旗手自居的英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惜凭借枪炮、战舰，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将英国治下的全球化强加在各国头上。后来居上的美国，则通过推动殖民主义的终结和建立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四大国际组织，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推向新的高度。然而，因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究竟是福是祸莫衷一是，两国一半左右的民众近来竟生出深深的悔意。英国选择了退出欧盟的惊人之举；美国则选出了扬言要重新谈判乃至废弃各种贸易协定的特朗普担任总统。不但一直以来作为全球化旗手的英美两国萌生急流勇退之心，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苦乐、利弊在各国间的分配严重不均，不少民众对全球化也日益观望。逆全球化潜流正悄然兴起。
令人高兴的是，不到四十年前，还在质疑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是否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张目的中国，近年来却以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身份，一跃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推手。英、美、中三国在全球化潮流中的角色发生如此逆转，可说始料不及。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本来以为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历史潮流为何出现如此汹涌逆流，对全球化的最新推手中国来说，值得深思。
全球化出现逆转，并非第一次，原因还在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面临各国五花八门的理念和参差不齐的制度所构成的障碍，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在各国间苦乐不均的分配也容易引起反弹。例如，比起全球化的先驱英国，中国就一度是个不知不觉者。早在18世纪后期，借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原本处于欧洲边陲之地的英格兰国力大盛。中国此时却对世风已变黯然无知，仍将外人一律视为蛮夷。最怕被中国误以为不过是又一个未开化民族的英国，一心想打开中国大门，特地在本国上层精英中物色出类拔萃的一时之选，携带了英王语词恳切的私人书信，精心挑选出显示工业革命魅力的各色礼品，在马戛尔尼的隆重率领之下，不远万里前来求见乾隆皇帝，恳请中国同意自由通商。不料英国这一请求竟遭中国断然拒绝，理由是中国地大物博，不稀罕国外产品。英国的科技也被贬为雕虫小技。乾隆对自由贸易的拒绝，使中国加入全球化不但被无端推迟半个世纪，而且最后的被迫加入，也已在鸦片战争败局之后，备尝城下之盟的苦涩。
在全球化处于新的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回忆这段历史自然并非无的放矢。改革、开放政策不但正暗暗对应市场化和全球化，也使中国分别尝到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甘味。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特别是关于自由贸易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结论，本来为中国所坚决拒绝。但是，最近三十多年的切身经历使中国深刻体会到，上述结论并非虚妄之言，而是以慎密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为基础的。
近代以来，英国带领的全球化，其实是其国内奉行彻底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因而由英国引领的全球化其实是基于市场原则，即基于等价交换，自由贸易。全球化的潜在增益首先来源于李嘉图所证明的比较优势。按照这一理论，国家不分大小，无论是否经济发达、效率超人，或是经济落后，效率低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此得以通过自由贸易获利；全球化增益的第二个来源在于由克鲁格曼所证明的规模报酬递增。具有这种特征的产业，即使位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也能因全球市场的开拓而得以大大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更不要说具有市场的天然优势的大国。这两大增益来源要真正实现，非要借助全球化。所以，问题不在全球化能否带来真正的增益，而在于其增益能否为最大多数人分享，而不为少数人独占。作为旗手的英美两国在民意的夹持下，似有急流勇退之意。这一事实显示，在强调效率的同时，不能一味忽视收入分配。
本文将基于市场化原则、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作为良性全球化的定义。作为全球化新旗手的中国，今后面对的最大挑战，不但是如何借助全球化促进各国合理分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无法回避全球化增益的分配公平问题。事实证明，全球化只有成为上述定义的良性过程，才能行之久远。而且，如果在推动良性全球化的同时，中国能以自身的榜样做世界的表率，则更能令人心服口服，事半功倍。
全球化要成为良性，必须首先实现要素在国界内的自由流动
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结论是，如果生产要素，例如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在所有方向上都能自由流动，自由交换，则不但能促进效率，也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要素自由流动，导致效率提高的理由如下。要素能自由流动，就能自由组合，通过试错，就能产生可以实现自身最大价值的最佳组合。换言之，经济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通过每种要素都能实现自身最大价值而实现的。如果因地理或制度的原因，迫使某些要素牺牲自己的价值，以便使另一些要素实现最大价值，这种组合必定牺牲经济体的长远利益，例如奴隶社会，无论就效率还是公正，都十分不可取。
要素自由流动，也能改善收入分配，理由如下。某种要素在某地之所以能获得暴利，也称经济租，当地的供给一定存在严重短缺。如果能排除该要素从其他地方，甚至其他国家自由流入的障碍，则该要素在该地的价格必然下降，导致经济租的暴利机会就会消失。同理，有些要素在某地之所以价格低廉，无人顾问，是因为受到地理或制度的阻碍，无法自由流动到这种要素短缺的地方，实现自己的更高价值。所以，在所有要素能够自由进退的竞争性环境中，要素获得暴利的机会既不可能长期存在，价格低廉，无人问津的情况也不可能长期存在。要素在这种环境下，既无法取得暴利，又能充分实现自己正常的价值，必然有利于贫富悬殊的改善。
要发现要素的长期均衡价格，必要条件是允许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这其实就是市场化。既然全球化追求的正是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所以，全球化必然以市场化为前提。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良性全球化必定要求在一国边界之内允许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一旦全球化后，才不会加剧本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理由如下。如果一部分要素借助自己的地理、政治或教育等优势，得以通过全球化，通过自由交易，实现自身更高的价值而获益；而另一些要素因为没有上述优势，而被屏蔽在全球化过程之外，无法分享全球化带来的获得自身增益的机会，则这部分要素的收入分配就会相对恶化。
要素的流动可分水平方向和垂直（指阶层之间）方向。一般来说，地理障碍仅仅是造成要素在水平方向上流动阻滞的障碍之一，更主要的是禁止要素自由交易，禁止货物自由贸易的制度。与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相比，地理障碍毕竟还容易克服。即使并无舟楫之利的远古时代，人类都发生了横跨大陆或远渡重洋的大迁移。到了近代，技术的改进和财力的增长，修路、铺桥、建设机场、开通港口的能力大增，越来越多的地方交通变得大为便捷。影响水平流动自由度的越来越是制度性的障碍，地理障碍的影响日益下降。
和要素在水平方向上的流动性障碍相比，要素在垂直方向上的流动阻滞则主要来自不合理的制度，也是今后大家更应关注的。如果一部分要素获得制度性特权，能够比较自由地流动，例如中国的城市土地，另一部分要素受到制度性的歧视，不得入市或转换用途，以实现更高价值，例如中国的农村土地，则要素的收入差异就难以弥合。影响垂直流动的主要障碍除了制度性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来源于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使蓝领和白领之间难以自由转换，因而低收入阶层难以向上流动。城乡教育质量的良莠不齐，既可能来自农村教育设备的简陋，也可能来自农村学生因机会不平等，觉得读书无用。两者都可能造成人力资本差异。所以，教育设备和社会制度两者相互交叉，造成教育质量在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
若没有政府的政治意愿，主动发起改革，或至少服从民意，顺势而为，则制度障碍只能靠流血革命才能得到拆除。消除不同阶层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并使就业机会不因户籍的不同而不同，既与推广教育的努力有关，也与废除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有关。东亚的经验表明，农村人口在接受良好教育之后，如果没有进城定居的制度性阻隔，仅仅几代的时间便能从社会底层整体性地上升到中产阶级。
在现有的全球化框架下，非熟练劳动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并无自由流动性，唯有资本和熟练劳动深受各国欢迎，获得高度的流动性，因而资本和熟练劳动的拥有者的收入高出一般民众。例如，资本可以从劳动成本比较昂贵的国度流向劳动廉价的国度，在那里和廉价劳动结合，生产各类劳动密集产品，然后高价返销本国，获取暴利。如果要防止本国非熟练劳动收入的恶化，就要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技能。又如，如果资本可以容易地流向土地供给严重短缺的地方，当地土地的用途转化又受到不当管制，造成了地价和房价的奇高，则资本可轻易获得该处的地产和房产的暴利。
由以上分析不难理解，为何对全球化持有最多疑惑的是美国中西部的广大居民。恰成对比的是，东西两岸居民却大多支持全球化的深化。细思其中的原因，其实和要素流动自由密不可分。主要由于地理，而非制度的障碍，美国广大内地的要素要和世界融合毕竟多了一层距离带来的障碍，因而无法像东西两岸一样得到全球化的眷顾。几十年来，虽然这些地方知识和技能较高的人口可以逐渐移往东西两岸，但是代表资本利益的当地企业可以更迅速地移往别处，甚至外国。当地剩下的居民因在技能和知识的升级上（所谓垂直的流动性）受到阻滞，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当地居民对全球化的怨愤自然会与日俱增。
此刻回顾一下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定义，会有特别启发。帕累托改进所需的条件过于严格，要求某人福利的改善不得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使得现实中很难有改进的机会。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将条件放宽，只要某种改进对获益者所带来的增益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便值得尝试。不过，这样一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可行性也就聚焦到一点：如何说服受益者拿出足够的增益补偿受损者。
这里除了涉及如何估算增益和损失，关键是如何对受益者和平地征收他们的部分增益并公正地转移到受损者的手中。政府既然是唯一拥有合法暴力的政治力量，由政府担任这个角色自然最为合理。这就对政府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政府本身没有诚信，贪污、腐败、中饱私囊横行，或者软弱无力，没有福山所说的国家能力，无法实施征税和收入转移，自然无法担当这一重任。潜在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如果对政府没有信心，这种利大于弊的改进就难以发生。如果将上文中的“改进”理解为改革，则所谓的改革就难以推行。
当然，全球化的潜在增益远未穷尽，总会吸引各国或迟或早、或快或慢地重新参与到全球化中。但是，全球化的增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以及在各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和地区之间的分配，因为各国内部对要素自由流动实行不同的限制而有不同的结果。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并无整个世界的统一行政当局，强制各国实行要素自由流动，更无法对国际间因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和受损实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全球范围内要素自由流动的困难自然比在一国之内更为困难。
观察英美两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全球化旗手，原因并不简单。两国不仅各自产生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提倡各种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理论，而且先后成为允许境内要素自由流动的表率，才能各领风骚一百年。以美国为例，首先实现了所有要素在境内的自由流动。
标志之一，美国从南北战争时期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到今天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下降到不足2%，其余的农村人口都已转移到城市部门，并大都上升为中产阶级；标志之二，本来集中在南方农业州的黑奴，其后代通过进城打工并定居，不但成为美国城市化最高的族裔，而且主要集中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区。美国不但允许境内的各种要素自由流动，而且主动开放自己的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让本国的要素市场成为国际洼地，吸引全世界的资本、产品、知识、技术和人才汨汨流入。
美国虽未完全开放一般的劳动市场，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建国以来吸纳了来自各国的成千上万移民，也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今日美国光是非法移民，人数就高达几千万，而其中大多是非熟练劳动力。美国的熟练劳动市场的开放性在世界上更是首屈一指。美国的做法，暗合老子所提倡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此看，美国不仅允许要素在自己的边界内自由流动，而且允许界外的要素和产品比较自由地进入自己的市场。公正地说，美国通过向世界开放自己的各种要素市场，确实为全球化做出了表率，才能成为过去百年间全球化的核心和主要推动力。鉴于在要素如此自由流动的英美两国，民间对全球化带来的苦乐不均都已产生严重反弹，对于边界之内要素尚且不能自由流动，却又立志于推动全球化的中国，不啻提出了及时的警示。
中国抵达刘易斯拐点的独特道路
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大力呼吁，要求允许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有更大的自由流动的便利， 这自然十分正确，也击中全球化面临的一个要害问题。只是推动在国际间所有要素自由流动的理想虽然十分宏大，却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就拿非熟练劳动力来说，所面对的语言、文化、宗教和政治信仰等的障碍在短期内是难以克服的。所以，主流自由贸易理论也只能退一步，提倡欠发达国家通过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变相输出劳动的形式，借助世界市场消化本国的过剩劳动。然而，对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劳动来说，他们原来的生产岗位必然因大量流入的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消失。除非他们能够获得新的、收入更高的工作，不然他们迟早会对全球化产生反弹。
上文指出，美国的收入差别并不表现在城乡之间，而在地区和阶层之间, 即在东西两岸和广大内地之间，以及蓝领和白领之间。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却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两者的收入差距仍在恶化之中。据曹光四和张启良的研究（2015），虽然城乡收入比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城乡收入的绝对差实际上仍在扩大：“自2008年突破1万元后，到2013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8万元。” 2015年这一数字已扩大到19773元。 这一切发生在政府近年来加大了支农力度之后。
除了城乡收入差持续恶化外，根据陈锡文的研究，中国农业本身还面临以下四大难题。首先，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表现在农产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进口日增；其次，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普遍高于国际水平，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其三，农业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补助才能生存；其四，生态环境恶化，农业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
现在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下降为不到10%，但是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44%。如果加上持有农村户口的2.6亿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约占总人口的20%，则农村户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占了60%以上。由此可见，官方报道的高达56%的城市化率其实是有很大水分的。更为严峻的是，近年来农民进城打工的人数锐减。 这本来是城市化的最主要人口来源，也是中国借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途径。农民工进城速度的减缓乃至停顿，则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难以下降，使中国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大为提高。
很明显，人民公社解散之后，一度出现农业生产力的迅猛提高已成明日黄花。广大内地的农村不但破败，而且人口日益由老弱病残妇，以及高达好几千万的留守儿童组成。与此同时，城市一边出现数十个鬼城和空城，一边高达2.6亿农民工拥挤于工棚、阁楼、地下室、防空洞和四处蔓延的城中村，无法实现夫妇的团聚和子女的团聚，也难以融入当地的市民社会。城市化本来应该成为农村人口上升到中产阶级的最主要通道，在中国的制度安排下，却成了排外性的化地不化人的城市自我现代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发达，才能支撑其他一切产业的持久发育和成长。但是，在制造业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城市日新月异的繁华美景得到世界赞叹的今天，农业、农村和农民反而陷于困境，失去内在活力。这一切已经不能再归咎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无地农民太多，或中国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国力薄弱。那么原因何在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回顾一下关于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很有意思。学界从2003年起，针对城市工资不断上涨，开始讨论中国是否已经抵达了刘易斯拐点 。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抵达刘易斯拐点。城市的工资确实在不断上升 （蔡昉，2011）， 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也在急剧减少 （李铁，2016）， 从这些表象看，中国似乎确实抵达了刘易斯拐点。
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却认为，这种提法仍需商榷（文贯中，2016）。 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抵达，意味着边际产品为零的农村劳动力彻底消失。而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抵达，意味着农村劳动生产率和他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和城市拉平（参见熊金武题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与两个刘易斯拐点的先后顺序”一文， 以下称熊文）。如果真是这样，农业应该具有国际竞争力，农村应该融入了市场经济，实现了现代化。令人遗憾的是，从包产到户在1978年的重新出现算起，将近四十年过去了，由刘易斯拐点的抵达所预言的城乡一体化的美好愿景并没有出现。上文指出，农村主要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妇人口，中国家庭农业的规模仍然过于细碎，农业日益失去国际竞争力，而城乡收入差仍在继续扩大之中。显然，即使中国抵达了刘易斯拐点，但抵达的路径十分不同于刘易斯所设想的收敛道路。中国的道路为何会产生与刘易斯的本意十分不同的结果呢？
从刘易斯拐点的原意来看（参见熊文），如果中国已经抵达刘易斯第一拐点，则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应该完全吸收殆尽。这意味着农村的人口不应该主要由老弱病残妇组成，而应该留下以青壮年农民为骨干的农业生产主力。没有竞争能力的农村劳力应最先被淘汰，最先进城就业。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如果中国抵达的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则农村人口应该大量减少，农村的人均务农纯收入应该和城市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接近。这显然也与事实不符。从农场的规模和效率来说，不管抵达的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第二拐点，农场的土地经营规模平均来说应该越来越大，劳动效率应该越来越高。这些农场应该逐渐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骨干，并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显然也和事实不符。
决定抵达刘易斯拐点顺序的制度前提
细察刘易斯模型的制度前提，就会发现，在他的模型中，要素的配置必须由要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才会使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时顺着边际产品由低到高的次序，使农村留下边际产品越来越高的农民，直至他们的劳动边际产品和城市相等，使城乡收入差完全消失。刘易斯拐点抵达的这种顺序是由要素市场，特别是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共同决定。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内在的动力不但使生产率最低的农村劳力首先从农村中淘汰出来，而且首先被城市吸收（文贯中， 2016）。而一旦被城市吸收，得益于城市积累的大量资本和人力资本，也就是城市的集聚效应，这些劳动力的生产力就会显著提高，收入也会高于农村。这就使这种城市化成为一个城乡收入差逐渐收敛的过程。
使农村劳动力按这种顺序流向城市的动力来自两种效应：一种是挤出效应，即务农效率低的农户在土地市场上竞争失败，其土地被务农效率高的农户收购、兼并，拿了卖地所得，自愿流出农村；另一种是拉出效应，即一部分农户被城市的更高的收入所吸引而主动离开农村。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要素市场机制的地方，两种效应都不会首先使有丰富的务农经验，劳动的边际产品较高，因而有较强的务农意愿的人离开农村。在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的条件下，城市的初始工资在一段时期内只需比农村的制度工资略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要务农经验丰富，劳动的边际产品较高的农民首先放弃务农，接受城市低廉的工资，由于机会成本太高，一定会使遭到他们的拒绝。这就使这些对农业生产最有用的劳动力保存在农业中。
用熊文的图作说明，OM0段代表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M0M1段代表边际产品为正，但低于城市劳动边际产品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土地市场的缺位 （不准自由买卖土地），没有挤出效应，中国城市吸收的农村劳动的顺序是先跳过OM0段代表的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而从劳动供给曲线的A点开始向右移动。A点本来是刘易斯第一拐点，中国的城市却从刘易斯第一拐点直接开始吸收农村劳力。在吸收完了M0M1段，抵达作为刘易斯第二拐点的B点之后，除非回过头来去吸收OM0段所代表的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农村劳动力，不然只好沿着供给曲线BC段继续上行，劳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使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相对优势逐渐丧失。今后城市的制造业吸收劳动的能力越来越低。意味着OM0段代表的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被中国经济发展所抛弃了。
使刘易斯拐点的顺序逆转的制度障碍
在中国制度条件下，土地不允许自由交易。土地承包权的分配只能由村子行政手段分下去的，而根据的原则并不是使用土地的效率的原则，而是每家在村里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劳动的配置也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化。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在打工地的落户。换言之，由于没有真正自由、开放的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中国既丧失了挤出效应，拉出效应也大打折扣。首先，农户并不能通过竞争和兼并稳定地获得土地。事实上，农户仅凭集体成员的身份，就可获得一份土地。这样，越是无效的农户越能留在农业。越是能干的农户，越会感到无法稳定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痛苦。所以，能干的农户纷纷流向城市，出现了和刘易斯预言相反的结果，农村越来越成为老弱病残妇这样的劳动边际产品较低的人口的归宿，而流出的却是劳动边际产品较高的人口。
其次，在现行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下，城市虽然通过拉出效应，得到了青壮年劳力，但又设立很高的定居门槛，使他们大部分被摈斥于城市户口的大门之外。加上就业机会多的城市，地价和房价飞涨，使他们无力定居。在他们年老力衰，或结婚育儿之后，为了养老或抚养小孩，很多人会被迫流回老家。这就进一步增加农村老弱病残妇的人口比例。同时，这种户口制度又使农村劳动在打工地基本处于妻离子散的状态，难以在城市中实现家庭团聚，完成人口的再生产和下一代的真正融入市民社会。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必须以市场化为前提，才能使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获得客观标准。但是，在重视效率的同时，绝不能漠视分配不公带来的后果。理由如下。如果市场化不彻底，仅仅允许一些要素自由流动，自由交易，实现自身的最高价值，另一些要素由于地理或制度的原因而被摒除于全球交易之外，无法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自由交易，以便和其他要素自由组合，就必然无法实现自身最高价值。如此，则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益就被局限在能够参加全球化交易的要素之中，全球化就变得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这种全球化就变成一种撇奶油的过程，一种只顾精英、漠视大众的过程。少数精英固然获利很多，但全球化有脱离广大民众的倾向。这种全球化显然不是一种良性的、包容性的、和分享型的过程，因而无法持久。
中国现在想要取代英美成为新的一轮全球化的旗手。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这种愿望非常值得赞许。为了使新一轮全球化成为一个良性的、普惠的和可以持之以恒的过程，中国显然必须借鉴英美和自身的经验教训，并成为新的表率。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在它们崛起，担任全球化的旗手的时候，都是追求本身国界之内的要素的自由交易之余，再推而广之，追求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自由流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承认他们为世界如何面对全球化做了极好的表率。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由于本身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全，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城乡收入差在恶化之中。发生这种令人遗憾的结果，并不能再怪封建社会，怪地主阶级，怪中国的工业和科技的落后，或怪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的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世界为中国开放了市场，中国的制造业的规模和能力世界第一，中国铺设高铁、公路，桥梁，和造城的能力也举世无双。但是，作为国民基础的农业却不但没有首先现代化，而且再次沦为国民经济最落后的部门，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尤其棘手的是，当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像那些非熟练劳动严重短缺的发达国家一样，讨论如何升级换代，如何向资本密集和知识、技术密集转型，甚至在讨论如何用机器人替代人工的时候，农村里仍留有大量以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作为主体的农业人口。令人遗憾的是，最能吸收这类农村非熟练劳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就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正在逝去。随着地价和房价的急剧上升，城市的劳动工资必定面临不断上升的压力。如此一来，今后的制造业也只能向高、精、尖产品升级，因而将主要吸收熟练工人。这种劳动成本的变化必然使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衰落，所能创造的就业速度将大大减缓。
当然，除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服务业本来也应该提供非熟练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服务业中既有高端的，例如金融、法律、咨询、教育、科研等，需要的主要是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人士，更有大量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例如公交、运输、餐饮、家庭服务、建筑、城市卫生、保安、门卫、物业、环保、地勤、物流等等。但是，这类服务业一般需要人口和产业的集中，即以城市化为前提。同时，它们的生产力较低，所能支付的工资也较低。除非城市的生活成本不高，不然难以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从事这类工作。
遗憾的是，有工作机会的城市目前的房价与当地工资的比例已变得完全离谱。高昂的租金使低端服务业难以发展，使其中的就业人员难以生存。况且，只要户口制度不彻底改革，即使已经进城的青、壮年劳力在结婚生子，或接近晚年的时候也会被迫重返农村。因此，这种以老弱病妇为主的农村人口会源源不断地被再生出来。令人遗憾的是，一边中国企业在抱怨劳动工资日益上升，一边广大农村仍存在好几亿的农村人口，每人拥有的土地十分狭小而零碎。显然，中国未能有效利用自己的劳动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时候，即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补助，以图缩小城乡收入差都会无济于事。理由是，补助少了，不解决问题；补助多了，不但政府负担不起，而且在农村户籍人口仍占人口一半以上的今天，且不说滞留于农村的贫困人口今后更无动力外出打工，连已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都会辞职不干，一窝蜂地返乡，领取补贴。因此，如何使滞留于农村的以老弱病残妇为主的人口不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而是和城市户籍人口一起与时俱进，一起富裕起来，显然是中国面临的极大挑战。
由此看，借助非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结果，留下十分严重的后遗症。只要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不彻底改革，现下的配置机制必然只会暂时性地利用农村人口中的精华，而将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滞留在农村，甚至农村精英中的许多人在被城市利用，年老体衰之后，也不得不回到农村。因而目前农村衰败，农业落后，农民相对贫困化的所谓三农局面就无法根本改变。
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国界之内都拒绝让要素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果又如此的严重，又如何通过自己的表率，事半功倍地去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自由流动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呢？显然，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现状十分严峻。我们必须正视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弊端，尽快按照市场化和良性全球化的要求，彻底改革这两种制度。我在《吾民无地》一书中已经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并在《财经》发表的题为“土地制度改革急需新思维”（2016） 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愿意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的，谨请参阅该书和该文。因为篇幅的缘故，这里不再赘述。
如果中国能够尽快改革阻碍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则仅仅因此而出现的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就是不可估量的。如此，不但中国将能克服全球化暂时出现的逆流带来的困难，而且一定能以自己的巨大市场容量为新的一轮全球化提供巨大的市场。
如果美国仅仅3亿人的市场便首先支撑了欧洲在“二战”后的复兴，支撑了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最近20多年之间，又支撑了中国的崛起的话，可以想见，一个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和组合，拥有将近14亿人口的中国，一旦结束城乡割裂的局面，成为一个城乡统一、繁荣分享、均衡发展的经济，不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表率，并将以自己的巨大而又开放的市场，为新一轮的全球化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