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两会山东团审议时，首次提出“黄河南北的差距”的问题；2017年4月，李克强总理视察山东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走势分化的情况从‘东西差距’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差距’。”
一、南北差距现状
权威的统计数据为李克强总理上述判断提供了支撑。
黄河流经的省份有：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而我国黄河以北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山西、河北、北京、天津。黄河以南的有：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重庆、四川、西藏、云南、贵州、湖南、浙江、上海、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改革开放后，南北方的区域经济差距变得更为明显。
从经济规模上看，2016年中国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4位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山东，由于黄河从中穿过，因而，山东既于属黄河以南，也属于黄河以北。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排名前4位省份中有3.5个南方省份。前10位省份中，河南位居第6。由于黄河也穿越河南，且河南省会在黄河以南，且河南大部分地区在黄河以南，也算半个南方省份，则中国经济排名前10位的省份有8个南方省份。
从经济增速看，1978－2016年间，经济增速排在前5位的省份中，有4个南方省份占据前3位和第5位，分别是福建、广东、浙江和江苏，北方只有内蒙古位居第4位。
从城市个体实力比较，通过梳理各种城市排行榜，北方只有北京、天津、大连、沈阳、烟台等为数不多的城市能进入城市综合实力排行的前50名，其他的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南方城市。
从区域发展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主要集中在三大区域，即南方的长三角、珠三角和北方的环渤海地区。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珠三角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和火车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和火车头并一直延续至今。上海及其周边城市群已经成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而北方的环渤海，虽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但收效甚微，至今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发展区域，更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引领者。有实际意义的则是环渤海中的京津冀区域，由于京津位置显赫，其发展引人注目。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十三五”以来更是被纳入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但近年来由于河北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和环境治理的攻坚，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经济版图所占比重不升反降，从2014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0.4%，2015年下降到10.2%，2016年进一步下降到10.02%，连续3年，每年降低2个千分点。黄河以北的东三省，近几年在全国影响力更是连续下降。连续几年，东北三省几乎都是全国经济增速最低一类的省份。特别是辽宁，不仅连续3年经济增速全国最低，2016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2.5%负增长。而原本发展给人们印象较慢的西部，这两年却发展很快，如重庆、贵州、西藏等，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前列。
二、影响黄河南北差距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黄河南北为啥有如此大的差距，原因何在？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笔者以为，以下两个因素的存在，是导致南北差距的主要因素。
（一） 文化因素影响
在人类社会早期，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其中，地理环境对人们生活影响极大。这包括，气候、食物、土壤、地形等等条件。正因为此，北半球中纬度地带，由于资源富足且气候条件优越，特别适宜人们生存。因此，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故国都出现在这一代。即文明起源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研究发现，这些古国都位于温带地区。因为维持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所需劳动量，在气候寒冷的地区最大，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最小，所以在文化发展初期，北方难以出现文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马克思指出：这两类自然资源在历史上对人的意义各不相同，在文化初期，这一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除了地理环境等因素外，文化因素愈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文化因素，则是产生于所生活的土壤。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然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南北却显示一定差异。
北方辽阔的黄土地和黑土地，景色壮丽，气候干燥寒冷，天空高旷凄凉，植被贫乏，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强悍、豪爽、严谨。而南方水流纵横，气候温暖湿润，云霞低垂清灵，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细腻、灵捷、精明。北方人的主食是高粱、大豆与白面，这些作物的耕作需要人们之间的协作，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与政治意识就突出出来了。而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需要有着灵巧的心性，而水稻大面积栽培往往促进分散的离心力而不是合作的向心力。所以南方人散淡，对个性追求就较为突出。鲁迅曾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在愚，机灵之弊在狡。而正是南北生活环境不同，导致人们的文化习俗有很大不同。
自东汉末年以来，随着战乱及少数民族内迁，北方经济开始逐渐衰退。中国区域经济重心自此逐渐南移，南北区域经济开始拉大。改革开放以来，南方的发达的商业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黄河以南的中国人显示出极强的适应性。而黄河以北流域，似乎适应性还有待提升。
（二） 市场经济基础的差异
正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南北区域市场经济基础有着显著的差异。市场经济基础主要有三部分内容组成：经济自由度、产权保护和企业家精神。
一是经济自由度，对市场经济的活力释放有着十分重要意义。一般说来，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水平越高，经济自由度越低。通常观点认为，具有较多经济自由度的国家或地区与那些较少经济度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会拥有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和更繁荣。而经济自由度高，与整个社会自由程度高度相关。自由，也是被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有了更多的自由，人们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才会有思想市场的形成，人们才会有更多的选择，才会最大限度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这其中，能否形成思想市场，对市场活力的释放、创新成果的取得十分关键。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观点、信仰、理念、思想、主张之间平等和自由的竞争。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未来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
二是财产权利。财产权利的保护十分重要。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市场主体一律平等，不同性质的经济组织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平等参与市场竞争。而要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给财产权的不同主体以同样的法律保护，而不是随意剥夺，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公民才有从事经济活动和支配自己财产的广泛自由，才有创造财富的自由，因而也就能创造出大量的财富，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强大的推动力。
三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及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被誉为“创新之父”的熊彼特，首次把企业家才能看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原动力。企业家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获取新材料、建立新组织的一系列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由此来看，“企业家精神”是各种“新要素”产生的重要“催化剂”。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企业家精神。如果企业家精神得到有效的发挥，那么，市场经济的作用和效率就能够得到巨大提升。
正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述三个方面，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的差距较为明显。无论是东三省或是京津冀，比照珠三角和长三角，就市场经济的基础，特别是经济自由度而言，东三省、京津冀显然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东北三省更是典型。这个中国计划经济色彩最为强烈的地区，在面向市场经济大潮中，当下显露出诸多困境，正是其不适应的表现。政府无处不在的管制，导致寻租产生；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限制，产权保护意识缺乏，民营经济不仅数量少，还普遍缺乏活力，实质反映出这一地区市场意识商业文化的欠缺。在市场经济基础方面，京津冀虽然好于东三省，但与中国两个最具有活力的地区相比，其差异也十分显著。例如，国有企业比重过高，民营企业发展在诸多领域受到限制，政府对经济的过多管制和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影响了正常的市场运营环境。
三、北方如何作为
要推进北方诸省市的经济发展，重要的是夯实市场经济基础，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下一些措施或许可做参考：
（一） 夯实市场经济基础
夯实市场经济基础，就是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要使这一决定性作用能够很好发挥，需要创造市场经济作用的舞台和条件。这首先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民营经济，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础性作用。应当树立这样的认识，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民营经济都是这个国家的基础和主体。只有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市对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得到显现。因而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民营经济，为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只有让民营企业的活力能够得到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持续才有制度的保障。
夯实市场经济基础，需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在当下中国，民营经济的财产被剥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在北方的一些省份，例如东北尤其明显。要提升经济的信心，首先要让企业家有信心，而要让企业家有信心，其财产权利得到保障就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不然，所谓的信心只能在空洞的口号中。现实生活中，则是民营企业发展动力不足。目前一些地区民营企业家外逃，直接导致了经济下滑，实际反映了民营企业财产权利没有得到很好实现。当下，迫切需要通过对一些民营企业的冤假错案进行纠正，通过对一些个案的平反来体现对民营企业财产权利的保障，进而提升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提升整个社会对市场的信心。
夯实市场经济基础，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应当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且奉公守法的企业给予表彰。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其中的创新、敬业、守法和责任等，都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容。只有在全社会弘扬和鼓励企业家精神，才有利于市场活力的释放。而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有利于淡化一些地区浓郁的官本位意识，同时也需要通过严格限制公权力滥用才有可能。
（二） 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必须加大自身改革，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首先需要政府减少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使企业家的主要精力用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不是整天用于大量精力忙于应对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
要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关键词，就是减和放，与此同时，做好管理与服务。
减主要包含以下四层含义：一是减政，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减少赋税。就当下北方诸省情况分析，政府如何进一步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仍是北方诸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一是政府不应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市场主体应当是人格化的财产主体，政府不具有承担市场主体责任的能力。二是政府不应直接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如果一个地区的领导决定管辖区域内发展哪些产业，要上多少个项目，决定财政给哪些企业进行投资补贴，必然造成产业同构化、同质化的后果，且投资效益没有切实保证。由于对市场缺乏足够分析，一阵风上马的项目极有可能导致投资效益低。三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市场经济实行“非禁即入”，即除非有法令明令禁止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入。
判定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给予人们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进而释放市场活力、社会活力和思想活力。反之，如果诸多的改革不是让人们摆脱更多束缚，而是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限制。这样的改革，由于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是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活力释放的。
只有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才有可能释放市场的活力，同时做好管理和服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得到切实保障，这样才会有助于缩小南北差距，推动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原载：《中国民商》2017年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