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蒙（Simon，1955)，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以及塞勒(Thaler，1980)开始，大量研究将心理学观点纳入经济学模型，虽然近几十年才开始运用数学模型的形式衡量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但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都曾对其中一些理念进行过定性的讨论（Ashraf、Camerer and Loewenstein，2005）。如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即时偏向（present bias）和疏忽（inattention）等。
有关行为经济学的讨论通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基础假设的质疑。行为人是理性的吗？在市场环境中他们是否会优化其行为？这些争论颇为激烈，每种观点在不同情景下都有令人信服的论据。本文将从一个更为实用的、以政策为导向的视角讨论行为经济学。更务实的方式是从政策问题入手，如“怎样提高储蓄率”，而非“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假设是否有效”等理论问题，然后将行为因素纳入模型，以改进经验预测和政策制定。本文关注可以用政策来改变的那些因素，但大多数分析也同样适用于预测其他外生因素，如技术变革。这种方法遵循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提出的、被广泛应用于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在评估经济模型时，应该更多地依据实证预测的准确性，而非模型假设的合理性。
在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中，弗里德曼指出，一个职业台球手的行为也许能够通过复杂的数学公式被准确地模型化，即使不太可能假设台球选手了解并应用了这些公式。弗里德曼当初是以此观点来支持新古典模型的，而我认为，新的研究证据表明需要将行为经济学纳入对重要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
行为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可以分成三个领域。每一个领域在经济学中都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表明从实用的角度看，行为经济学代表着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自然发展进程（而非挑战）。
心理学的洞见提供了新的工具，例如改变默认选项（default options），或者以损失而非收益来设计激励体系，这些工具又扩展了政策实施空间。对政策选择的扩展类似于在公共财政研究中由线性商品税转向一系列更为丰富的非线性税收政策。
将诸如惯性等因素纳入新古典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养老储蓄补贴政策或者所得税政策等。此外，这些行为特征能够帮助计量经济学家建立新的反事实结果（控制组），以识别政策影响。
行为偏差（如疏忽或短视）往往会导致行为人视角的决策效用（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与政策制定者视角的福利（根据行为人的体验效用，即实际福利水平）之间存在差异。关注决策效用与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的差别，能够改进对政策福利效果的预测。在行为模型中，政策制定者与行为主体之间的目标差异，类似于在最优政策选择中采取非福利主义方法，而分析行为人的体验效用所使用的工具，则类似于大量文献研究外部性时使用的工具。
通过把近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本文阐明了行为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这些应用主要集中在人们终其一生需要做的三个重大决策上：存多少钱、花多少时间工作以及在哪里生活。每一个应用都受到政策问题的驱动，且这些政策均已在新古典框架下有广泛的研究。本文旨在阐明如何结合行为经济学的见解，为这些长期存在的政策问题提供更好的答案。
当前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需要花费约1000亿美元补贴401（k）计划和个人退休金账户中的养老储蓄。对近期的证据进行总结后，发现这些补贴对储蓄率的影响比助推措施（nudges）的影响要小得多。这些助推措施包括由被动选择行为模式驱动的默认选项以及自动参与等。新的政策工具使我们能够实现新的储蓄率水平，这是新古典模型提供的政策工具所无法达到的。这些经验研究结果极具价值，它们并不依赖于基本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当然有关的理论对预测（如预测在其他环境中的行为）以及福利分析（如确定政策制定者是否应该从一开始就尝试提高储蓄率）依然至关重要。
2．即便行为模型没有提供新的政策工具，它在预测现有政策的影响方面也大有用处
美国最大的现金援助项目，即劳动所得税抵免（以下简称EITC）政策旨在通过提供补贴，鼓励低收入群体延长工作时间。当前的证据显示，居住于高密度EITC申请者区域的人对EITC更了解，相应地也对该项目有着更积极的回应。不同地区对项目了解程度的差异，为识别EITC政策对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对照组，同时也揭示出该政策在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方面十分成功。这些结果说明，即使不能直接控制个人对EITC政策的感受，通过分析跨区域的认知差异，也有助于理解现行激励措施的效果。
3．行为模型如何为福利效果与最优政策设计提供新思路
近期的经验研究表明，一些社区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且这些社区的居住成本并不更高。新古典模型与存在行为偏差特征的模型（如即时倾向或者不完全信息）都能够解释为何许多家庭不会移居到这类社区中，但是两类模型给出的政策建议截然不同。新古典模型认为除非存在外部性，否则没有必要进行干预。行为模型则呼吁采取鼓励家庭移居到这些社区以改善其子女长期表现的政策，例如住房券补贴或者为寻找新寓所提供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最优政策取决于行为人的体验效用，也即在无行为偏差的情况下，他们愿意为更好的社区环境支付更多的费用。出于对父爱主义的担忧，许多经济学家不愿采纳行为模型提供的政策建议，即优先考虑政策制定者对行为人体验效用的认知，而忽略行为人自己的选择。近期研究中提出了三种识别体验效用的非父爱主义方法：
（1）直接根据自报幸福度（self-reported happiness）来测度体验效用；
（2）在行为人最大化其体验效用的情形中，采用其显示性偏好；
（3）构建一个结构模型以反映决策效用与体验效用的差异。相比于新古典模型，当面临行为偏差时，这些方法能够为最优政策提供更准确、更可靠的建议，并最终增进社会福利。
在某些情况下，包括社区选择方面的理论应用在内，人们必须在不知道现有数据是源自新古典模型还是行为模型的情况下对最优政策做出判断。在面临这一不确定性时，经济学家习惯于把新古典模型视为默认结果。而更实事求是的方法，则是在确定最优政策时充分说明模型的不确定性，这类似于研究鲁棒控制（robust control）的文献所采取的做法。模型的不确定性并不足以证明在福利分析中需要固守新古典模型。相反，在面临模型的不确定性时，最优政策也许是采取助推的方式（比如改变默认值或认知框架），因为如果存在行为偏差，这些助推措施能改变行为并增进社会福利，在行为人追求最大化目标时，也不会对行为造成任何扭曲。因此，模型的不确定性可以为采用助推措施提供新的论据。
这三个例子共同说明，在回答某些政策问题时，将行为特征融入经济学模型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当然，行为因素并非在所有应用中都很重要。对于是否将行为特征纳入模型，应采取类似于其他标准决策模型的建模方式来处理，比如效用函数是否采用非连续的假设，或者是否假设行为人是价格接受者等。在某些应用中，一个简单的模型可能获得足够准确的预测；在另一些应用中，融入行为因素可能有帮助，类似于假设效用函数非连续。对行为经济学采用这种务实的、针对特定应用的方法，或许比在一般意义上解决新古典与行为经济学的假设孰是孰非问题，能产生更多的积极成果。行为经济学的意义之所以与特定的应用相关，是因为偏离理性的现象广泛存在于不同情景中。在某些市场上，行为现象通过消除异质性错误的经验效应、套利或加总，可以减少偏离理性的行为。但是，少数重要决策（如购买房屋或者选择去哪里读大学）、限制套利以及消费者纠正行为偏差很少带来回报等因素可能导致行为异常在其他情景中持续存在。这种情景依赖使我们难以判断行为人在一般意义上是否“理性”。本文讨论的实用方法关注行为经济学对行为人在一般意义上是否理性这一问题的启发，进而来处理理论的外部有效性和可一般化问题。
本文讨论的例子都是目前在应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例子，这些研究运用的数据库包含数百万条观测数据。大数据方法经常导致研究者发现的经验规律与其最初的假设不相关、与新古典模型的预测不相符，但可以从行为经济学提供的洞见中获益。随着经济学日益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经济理论将更直接地源于经验证据。本文所描述的有关行为经济学的实用方法或许也将变得更为普遍和有用。
在以实用方法研究行为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的大量文献中，我们所讨论的例子也仅仅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塞勒等人提供了与行为经济学有关的新政策工具与预测方面的例子。伯恩海姆等人对行为经济学的规范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所有这些有关行为经济学的应用都直接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经济学中，并表明经验证据与新古典模型出现背离。拉宾等人为这些早期工作提供了精彩的文献综述。
应当从实用而非理论的角度来考虑是否将行为因素纳入经济学模型。在某些应用中，通过借鉴心理学或者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能够提出新的政策工具，更准确地预测现行政策的影响，产生新的福利含义，从而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找到更好的答案。而在另一些应用中，我们可以直接忽略行为因素而使用新古典经济模型。当我们决定是否将行为因素纳入某个模型时，应当像处理其他的标准决策模型那样来处理，例如是否假设准线性效用或时间可分效用。在某些情况下，设定假设条件也是为了简化分析过程；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为了把握问题的关键特征，放松假设条件又非常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经济学应被视为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工具之一（与应用理论的其他工具一样），而非独立的分支。那种将经济学领域截然划分为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做法，就如同将那些持有“时间可分”观点的经济学家与其他经济学家完全区分开来一样。
尽管本文重在讨论行为经济学的应用，但这种着眼实用的视角对那些研究并检验新行为理论的学者而言，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行为经济学家常常设法应用理论来解释行为异象，进而推翻新古典模型的假设。就此而言，探究行为模型如何有助于解释核心经济问题，也许才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研究方式。同样地，从一系列行为异象中提炼出可用于常规理论应用的最重要的现象，对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对致力于整合行为理论的研究者来说，挑战之一就在于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但又很难判断其中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新古典模型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经济学家们随之建立了一套简化应用的惯例。例如，经济学家们当然明白吉芬商品（需求随价格提高而增加的商品）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在大部分现实应用中并不重要。像识别吉芬商品那样去识别行为异象，可以简化研究所用的模型，最终有助于扩大行为经济学的应用范围。
为什么经济学家应该以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来对待行为经济学？理由之一在于，这是对经济学界普遍认可的方法论传统的自然延伸。从实证的角度来讲，本文回顾的各种应用实际上是对弗里德曼就经济学建模倡导的“比拟”方法的一种全新解读，同时也呼吁将行为经济学应用到对重要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从规范的角度而言，行为经济学能为最优政策制定提供更精准的指引，因为它是建立在涵盖了个体偏好的一般方法论基础之上，该方法论最早可追溯到庇古关于外部性的论述。这种实用的视角除了有其方法论的合理性外，最重要的意义也许在于它有助于回答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各种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