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摔倒，路人围观，无人伸手，老人死亡。这不是一个偶然案子，而是在我国经常会发生的社会新闻，说起原因，很多人会归咎于南京鼓楼区法院判决的彭宇案。彭宇案的一审判决是，“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二审判决虽然和解结案，但是彭宇终究还是掏出了真金白银进行赔偿。
这个案子本身不复杂，由于证据不足，开庭三次，实际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如果证据不足，就应该直接判决原告（老太太）败诉，无需进行诛心之推论。一审法官推理：“从常理上分析，其（彭宇）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仅仅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做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这和上海钓鱼执法时执法人员说，“他胃痛关你什么事？”的推论，完全相同。
心理学家会说这是一种性恶论的推断，社会学家会分析这是社会本身道德水准下降，而笔者认为，最直接的原因，仍是法官的素质和司法和稀泥的传统导致。
理论上，只有判例法的国家才会有这种事情，毕竟人家的判例中总结出来的原则实际上就是法律。而彭宇案不是判例，对其他法院没有约束力，恰恰对民众产生了制约力。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现在的医疗费是天价。中国又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险，一旦靠上一个麻烦，等于又认了一个妈。养儿防老，演变为撞尔防老。
彭宇案的法官在判决时，肯定是没有注意到所有的判决，都有一个社会政策的考量。当下很多法官都只会注意到解决纠纷，案结事了，而不会考虑在这个传播广泛的时代，一个判决会导致社会上的恐慌情绪。在法治国家，由于法官素质都比较高，不管如德国是考试制度、逐级选拔法官，还是美国，从成功的律师、下级法院选拔法官，都保证一个国家正义的最后一道闸门，由靠谱的法官来掌握。而我国，由于历史原因，1954年司法改革时，就革除了所有旧体制的推事们，补充进去政治可靠的妇联干部，工厂工部，这种传统一直要延续到2001年全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出台，才逐渐阻止了没有通过考试的人担任法官职位。然而，历史遗留的不胜任的法官，仍有大把在任。
其次，对法官有强烈影响的领导喜欢和稀泥而不喜欢是非分明。彭宇案二审的掌控权不再在法官手中，而是很高级别的领导对此很重视，要求法院妥善解决此案，因此，才会出现和解结案，双方三缄其口。按法律规定，调解应该在是非分明的基础上进行，而如今的大调解，基本没有按照这个法律执行，现在无论任何案件都要先调解，能多调解结案的，才能当上先进法官，甚至强调法官一定要有多少比例的案件是调解结案的。这种只问结果，不管是非的做法，无疑是会进一步损减法律的规则性和指导性。因此，中国的法官即使是精英，也无法自由地通过判决确定合理规则。
自从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写入我国《宪法》以来，我国全国人大、地方人大等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很多法律规定都很不错。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官才是活着的法律。当法律碰到南京彭宇案法官这种歪嘴和尚时，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如要改变这种状况，在个案上，应当依法撤销彭宇案，然而，根据《民事诉讼法》，彭宇案很难被撤销。除非彭宇提出，且认为其接受和解非自愿等。因此，只能期待其他法院能判出一个“新彭宇案”，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改变这个可怕的规则，规定凡是涉及类似案件时，被救一方必须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救助人就是侵权人，才能让救助人(侵权人)赔钱，而且要严格限制无过错也要赔钱的公平原则的适用。就整体制度而言，不改变法官群体的素质，不赋予精英法官以自由，类似彭宇案这种雷人又累人的案子，将不会断绝。
救人可能赔钱是所有普通人会面临的风险，光靠道德劝解效果极为有限。要提升社会道德，不妨先从提升司法素质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