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国家权力系统所主导、并得到社会广泛呼应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市场化”、“城市化”等运动，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地、充满浪漫激情地为之赋予了“现代化”、“发展”、“转型”等属性定义及其意义。与之相匹配，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界，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社会转型理论等也成为人们用以分析、阐释当前社会变动现象的主要的几种理论范式。
但是，在激剧变动的中国社会，社会学者不能不经历种种困惑——埋首研究、抬头望路的学者不仅需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等等而调整对中国作为乡土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等等的属性判断，并对既有理论范式作出反思，同时还可能承受着对种种中国难题作出回应的理论压力。无论是主政者对社会制度或经济运动等的定义、还是西方学界的既有概念框架，都不能简单替代学者对社会属性和演变过程的分析定义。将中国社会置于全球背景下、持续地对社会事实作出甄别，同时在与国际学术界有效对话的基础上对既有概念理论不断反思，这些应该成为立足本土社会研究的学者的重要工作。
现代化理论曾是中国学术界解释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的主要理论，近些年来，随着现代化理论在各国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批判，同时也由于中国社会演变进程所呈现的实际轨迹和问题，转型理论、发展理论以及其他各种后现代理论等等取而代之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种种新的研究范式，也有力地推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化。但是，面对今天中国不无混乱的“发展”话语，以及现实的“转型”困境，我们有必要重新对“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意义作出甄别，并认真反思各种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一 转型理论的价值与困境
转型理论、或者“post－socialist”视角等等被援引到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变动的研究，首先应该是与人们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演变的某些类似性的判断有关。同时，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相关的理论范式和视角也确实为中国问题的研究者提供了富于适用性的探讨路径。除了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样的基本事实之外，近几年来，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学领域，“国家—社会关系”成为一个突出的理论范式，被研究者们用来分析权力系统在市场化、产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作用，以及发育中的社会的现状及困境。在国内外各种学术文本中，“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共产资本主义”等概念，被学者们用来定义今天中国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属性；而非民主制度下的财富增长过程中特殊的不公平机制，也被用以解释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化；此外，除城乡二元结构被城市化体制长期沿用、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非正义的农民工制度以外，新旧制度“双轨化并存”和新旧交替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制度间的纵向、横向的各种巨大“缝隙”、“漏洞”等，也成为特权群体的“转型机遇”。
更多的学者，则将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用以定义和分析当今中国党政权力系统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早期现代化理论视野下对“社会”的乐观期待相比较，今天在转型理论范式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不论是持国家主导说、国家—社会粘连说、还是国家—社会关系紧张对立说，学者们面对基层选举、社区建设的现状，以及各种社会成员艰难的维权行动、社会团体生成发展所遇到的重重阻碍，基于对国家重构、权力再生的能力的了解，以及对国家(包括各级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控制社会建设的能力的了解，不能不重新开始思考在作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社会”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等这样一些严峻的问题了。这样的思考也推动了社会学的国家研究。
研究者必须借助于国内外既有的思想资源、理论路径以求往前探索，唯此我们才能逐步接近真正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却是：中国社会当前的变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转型”？换句话说，它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什么不同？同时它与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到底怎么样？假若我们把中国置于8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甚至拉美、南非等国家的民主转型的背景(或者如亨廷顿所说的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来看，我们不能不考虑，在我们的“转型社会研究”中，我们首先必须认真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放弃了原有的计划经济制度而创造了不同于各国的特殊的市场制度，但它同时保持了、甚至发展了包括原有政治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根本性制度。
这对于我们“如何借鉴并发展转型理论”事关重大。首先，既有的转型理论主要来源于于各国学者对世界各国民主转型历程的研究。其次，在“社会主义”与“后社会主义”之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本质性的区别？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些什么？对这些问题，我们尚缺少规范的理论化；对已有的各种概念的运用，我们也缺少必要的重新概念化过程。现实中，我们确实看到了70年代与80年代之间、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以及新世纪与旧世纪之间的各种令人炫目的变化，包括我们想看到的或不想看到的。但是，任何主政者或政策制定者的规划目标及冠名，都不能代替学术界对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的分析和定义。对社会延续性和断裂性的认识和甄别，需要时间(历程的展开、功能及属性的显现)，需要研究者对社会事实及其逻辑的不断地发现以及对意义的持续探索。
我们无法否认，今天中国之所以会有种种经济奇迹，同时又会有那么严重的社会矛盾，都与它不同于其他各国的转型方式相关。而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越来越担心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爆发，也是出于对某种“转型困境”的忧虑：在70年代末以来的转型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价值目标”被片面地激活，执政者的现代化规划也正与社会普遍认同的诸如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化理想目标相背离；与此同时，曾给中国社会造成灾难性历史的根本性制度并没有被改变，曾经历了磨难的个人、曾遭受破坏的社会，也没有如世界其他民主转型国家在“转型正义”中所实践的那样，得到必要的治疗和修复。也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我们看到，种种权利侵害、财产掠夺、人身迫害，以及尖锐的社会冲突、政治矛盾，不幸正再次成为这个社会的“改革之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需要拿世界各国的转型经验和转型理论来作我们的研究参照，不是为了要便利地解释中国，而应该是为了找到真正合适中国的解释路径。
二、发展理论的参照意义及适用性问题
中国本是“第三世界”理论的输出国之一，长期来也习惯于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考察、分析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权利状况时，有些学者也倾向于将中国归类到发展中国家一类。但有意思的是，在有些对现代化理论持批判态度而致力于以发展理论阐释第三世界命运的西方学者及第三世界学者那儿，中国并不被认为是发展理论的合适对象。就像吉登斯曾明确表示的，他倾向于将包括苏联、东欧、中国、古巴及其他一些国家列入“第二世界”。他认为这些国家通过镇压或严格限制私人资本，建立起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从而使自己从迄今为止的仍然存在于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关系中抽离出来。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以“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latedevelopers)、“后后工业化国家”(late－late－industrializers)为对象所展开的实证性调查研究、比较研究的文本中，中国也较少被放到一般的亚非拉国家中去加以比较。
显然，在中国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某些异质性——首先，在作为社会主义抑或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高度集权的国家(state)是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强有力的主体。也因此，极权理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等等，往往被各国学者用作分析中国的理论范式。
尽管如此，那些基于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经验实证研究、国际比较研究等，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和后发国家及地区的实地调查，让我们得以了解当今世界各地极为复杂和严峻的各种城市问题，包括城乡间的鸿沟及城市移民贫困、住房条件的极度恶化、城市贫困群体的犯罪问题，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城市居住环境问题、空间不公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的各地城市，也处处可见。此外，学者们对后发展国家城市现状的研究，在强调这些国家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性的同时，多注重于全球体系下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外部条件等对于后发国家的社会变迁的影响，这些对于现代化理论无疑是重要的修正或补充。其对于后发展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依附的、边缘的地位的分析，为我们了解全球资本体系下国际间不对等的经济、政治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问题的深刻的全球背景，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不仅如此，有关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内部机制的各种研究，对我们亦富有启示意义。如阿图尔·科利对国家干预模式的研究。阿图尔认为，组织和运用国家权力的方法对全球边缘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和模式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以印度、尼日利亚、巴西和韩国为四个典型案例的研究，确定了后开发地区组织和运用国家权威的三种历史模式：新世袭性国家(neopatrimonialstates)、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cohesive－capitalists)、分散性多阶级国家(fragmented－multiclass states)。在这些类型中，凝集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集中性、权威结构对社会的深入以及权力对对意识形态的运作、对劳工阶层的强力的政治控制等等，让我们对于“国家主导”之于快速工业化模式的意义，获得重要的理解角度。
这些国家以凝聚力政治为特点，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拥有集权和目的明确的权威结构，因此往往能够深入社会内部。基于各种历史原因，这些国家倾向于将快速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等同起来，因此使前者成为国家的工作重点。在追求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开创了一系列与社会主要经济团体的明确连结，并发明了一些有效的工具。在这些社会连结中特别著名的是国家与生产者或资本集团的紧密联盟。这种政治安排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对劳工的严密控制。这些国家的主要政治工具当然是一个有能力的官僚机构。因为国家与资本的严密精英联盟很难维持，这些国家里的政治运作经常具有镇压和威权性质，领袖们经常运用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或反共意识形态)的动员以赢得社会的接受。
颇具意味的是，发展理论往往被有些中国学者拿来对“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作出解释。但在一些不乏意识形态化色彩的中国经验阐述中，论者将发展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的研究以及引出的讨论，简单地套用于中国，以说明中国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对抗“西方”或“新帝国主义”的正面意义，以及中国所有的制度问题/社会不公现象主要根源于全球资本体系对中国的压迫的道理。这样的一些解释，在理论上存在着将全球化问题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美国化)问题、以概念化的西方批判取代严肃的资本主义批判、国家主义批判、全球化反思(包括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角色的反思批判)的倾向，在方法上以外部因素决定论遮蔽了对国家内部关系的分析。而即使是对外部因素的分析，也存在着将国际关系简单处理成对立关系、单向度关系的倾向。世界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面被忽略，包括国际间文化价值的多面向的传播，以及国际社会间各种形式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这其实是发展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并不存在西方制度的简单移植。作为20世纪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且今天依然由共产党一党执政、党和政府依然掌握着国家主要经济命脉和全部政治系统、国家机器的国家，无论如何，对国家权力系统和政治制度的关注，都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任务。
三、多维度的“现代化”：对理论反思之反思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市场化”、“产业化”以及“城市化”、“城市发展”等等，主要是被置于现代化的意义框架中加以阐释的。通常，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现代化”(modernization)被认为涵盖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作为普遍的社会过程的现代化，它包括了工业化、政治现代化等等复合的过程；其二是作为社会发展模式的现代化，它主要由五六十年代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社会学家所倡导。
也就是说，“现代化”首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客观的社会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也往往被用以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动过程以及国家目标的定义，包括产业化、城市化等经济/社会运动，也包括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以及由政治、文化、社会精英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化/社会运动。在社会学的视野中，现代化本质上是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等等之间关系的联结方式的转变，体现为社会诸领域的形态转变以及组成社会的各系统间关系的转变。作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实践运动，现代化不管是否存在什么样的模本(如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或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现实中它一方面不可避免会受制于国际关系，另一方面也必然地生长于本土的各社会系统之中。
与此同时，“现代化”也是一种理论路径。对社会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变化的阐释，正是社会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宗旨。或者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困境的解答，原是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在实际的理论路径中，有关“传统—现代”的二元式认识方法及其相关的类型化分析方法，普遍地存在于古典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之中。这其中，作为战后美国社会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现代化理论”曾成为社会学解释非西方国家社会变动的最重要的范式(典范，paradigms)。对各国社会变化作结构性、趋同性阐释的现代化理论曾直接影响了西方当代社会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西方的中国研究、以及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学。虽然这样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社会学理论后来遭到了反思和批判，但它深深地影响了现代社会科学、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也渗透于当今各种后现代理论。
然而，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现代化”已是一个颇多歧义的命题。一方面，笔者注意到，在最近几年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和反思中，存在着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等同于“美国化”)的某种倾向，且存在着将“现代化”概念与“现代主义”、“西方现代性”等概念相混淆的倾向。此外，一些学者还倾向于将西方左翼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相对立，用中国的特殊性来否定现代化理论所蕴含的普遍性以及现代化理论解释中国事实的适用性。从这样一些现象中，我们不难看到，“现代化”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多维度的特性被相应忽略，这构成了现代化问题讨论的潜在障碍。
另一方面，笔者还注意到，由于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者倡导的现代化理论受到了种种质疑和批判，近年来，“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意义空间受到相应压缩，不仅是它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具历史重要性的“社会过程”的一面被淡化，它在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存在及其意义，也多少受到了遮蔽。
在这里，笔者想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化”在中国，不仅是一种社会过程和一种理论路径，它还是一种价值理想。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最普遍地、深刻地驱动着中国社会持续变动的价值观念体系，不是儒家文化，也不是共产主义、或国家主义、个人主义，而是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科学”、“平等/自由”、“共和/民主”等这样一些理想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目标。一百几十年来，现代化目标在中国不断生长、变化，曾引领、驱动了种种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潮流。作为深深嵌入于中国社会近代变动过程的价值理念，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曾被不同政党共同演绎为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并且也在上世纪40年代末和70年代末直接被执政党阐释为社会改革运动的宗旨。同亚洲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相类似，中国人的现代化理想通常可能以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制度作为重要的想象源泉，但是，作为生长、运行于本土社会的价值目标，现代化理想不仅具有契合于本土社会及文化的、非西方的本质特征，且已经成为本土价值体系的重要部分。
因之，对于中国社会中的“现代化”，我们需要从“社会过程”、“理论路径”和“价值理想”三个维度去认识其意义，并分析其功能。
而实际上，“现代化”无论是作为社会的价值理想、国家的建设目标，还是学术界的概念体系、研究范式，抑或作为我们综合地、历史地理解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近现代演变历程以及当今变动趋势的基本思路早已综合地渗透在我们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系谱之中。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意识到，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所内含的种种社会进化观，以及在各国现代进程中出现的诸如个人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等等观念及目标，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重重的困境和问题、甚至灾难性的后果。而“现代化”作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践，亦带来了科技对文化的否定、经济对社会的损害，以及现代生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另外它还包含了现代国家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压迫、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支配……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
(1)在价值层面，“现代化”理念在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它主要表达了中国人在遭遇各种社会危机的过程中，对既有社会制度及文化的反思批判和继承，以及对变革前景的诉求与向往。在中国人的“现代化”目标中，积淀有一百几十年来各种政治文化精英提出的价值诉求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中不乏对西方文化和制度以及对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及现代化变革实践历程的反思与批判，它与反映了一般民众对未来社会和生活的美好想象。换言之，“现代化”的社会理念形成于中国社会的变动过程中，已经植根于中国的价值体系，也深深地镶嵌于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关系之中。它既不是简单的外来文化，当然它更不是某种单一价值。同时，对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这种理想诉求的持续表达，在中国也构成了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广大民众在价值文化层面上实现互动的一个重要机制，且在民众与精英之间、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实际形成有广泛共享的意义。这种机制与意义空间的存在，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弥足珍贵。
(2)作为具体的概念，我们必须将“现代化”与“现代主义”/“西方现代性”区分开来。“近代超克”的理念在思想史上应有其独到的地位，但在现实实践中，知识分子若简单地拿西方学者或其他先行国家学者对他们自身所处现代社会的属性分析或对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文化的反思批判，来粗暴地否定非西方社会中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目标(包括“现代化”目标)的追求，这种倾向蕴含着一种价值优越感，甚至意味着某种文化上的反动——无论如何，对现代性、现代主义的反思，在价值上并不能凌驾于对现代化的诉求之上。
(3)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曾被执政党阐释为它的执政纲领、国家发展目标。而知识文化精英所主导的文化启蒙运动一方面呼应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推动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的政治现代化的早日实现——本来，政治民主化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价值体系中，其应然的正当性是自明的。与这些相对照，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动过程中，不仅“农业现代化”被党政系统实际变换成了“城市化”目标，而且“政治现代化”目标也逐渐消失于各种版本的改革方案之中。现代化的各种现实规划与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现代化价值理想之间的分离，正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深刻的现代化危机。
(4)此外，在学术领域，伴随着社会科学各学科在中国的恢复、发展，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特色的理论范式，曾支持了知识界对一种应然的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以及对人类社会具有共享的价值、共同追求的未来的确信。而“现代化”的价值理念也帮助研究者为中国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变化赋予了进步、发展的意义，并通过一系列学术概念的定义来标示和分析、解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如今，这样的观念和方法虽然在某些方面已经受到质疑和反思，可它们依然支持着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中国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变动现象的阐释，由此并带来了复杂的局面——“现代化”成为研究者追求人类普遍正义价值的观念支撑，以及在现实中揭示社会不公现象、呼吁建设社会保障、法治、民主、公民社会等各种制度的范式参照。可同时，如何解释中国社会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实际的变动逻辑，这越来越成为中国学者面临的一个学术难题。而且，借着“现代化”的名义，部分研究者也正在为一些不合理、非正当的制度和现象赋予堂皇的理由。
四、小结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理论与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需要对“现代化”在不同的层面——价值层面、理论范式层面、社会事实(社会过程)层面——所展现的问题，作不同的讨论。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既有的现代化价值展开反思甚至批判，对现代化名义下的种种非正义的现象和制度实施抵制，同时也需要对现代化理论的各种研究范式作不断的调整和修补。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对各种在反现代、反西方、反普世价值或后现代等名义下出现的特殊主义、反面乌托邦等等的思潮和理论保持警惕。从这个意义上说，庸俗的现代化理论不仅存在于现代化运动、现代化理论之中，同样也存在于反现代的理论、思潮之中。
在学术层面，所谓现代化理论、发展主义理论、社会转型理论，或是其他中国学、社会学、城市学的研究范式，到底哪一种理论范式才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说到底这其实是个伪问题。所谓“发展”、“现代化”的过程、或“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属性、“中国”/“亚洲”的身份，等等，这些不仅与研究范式有关，而且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和现实社会中最基本的事实，它们存在于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日常话语、学术概念的体系之中，也存在于社会的结构、传统和制度体系中。对社会学者而言，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只可能形成于对社会事实的不断挖掘、和与各种理论的不断对话的过程中。不同理论的思想价值、范式适用性，或者它们的局限和谬误，也唯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在对不同问题的探讨中，也可能真正显现。
而在现实社会层面，我们需要意识到，对“现代化”话语的简单否定、抛弃，虽然可能包含着对资本主义、西方现代性等等的抵制愿望，却也可能导致民主/自由/公正等正义价值目标在“转型”、“发展”话语中的丢失，以及国民价值诉求对权力集团的压力机制的弱化。
多年来，在对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实践中，笔者一次次面对的立场困境正在于：一方面，面对中国以“现代化”(以及“市场化”、“产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发展”……)为名义的大开发、大发展，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这种现代化运动的运行机制及问题(包括形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实质的非正义性)，并思考“现代主义”、“现代性”在中国所呈现的样态及所蕴含的问题，进而探索未来中国社会的实际可能性。可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和中国的各种现成的“反现代”、“反西方”的思想理论，我们又不能不致力于抵制将中国社会特殊化的思想倾向和理论路径——一味强调中国特殊性的学术实践不仅可能在政治上迎合权力系统拒绝政治现代化的需求，并将社会及制度的异常性加以正常化。而且，通过“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等于现代病”之类的阐释模式，这种理论实际上可能将近代一百几十年来中国民众(包括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在内)对现代化目标的思索追求，以及在本土化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文化积淀、制度积累等等统统加以虚无化，且对中国社会实现现代转变的实际能力和潜在可能性加以专断的否定。
本文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5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