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中传续至今的一种主要政治形态，在西方，从古希腊、罗马的直接民主到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再到当今新型的审议民主，在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政治的理论及其实践有着大致相同的演变过程和发展模式，尽管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基本的制度结构和理论形态已经达成普遍性的共识，有些早已成为公共常识，本文在此并不准备展开加以论述，它们只是我们考虑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理论的一个参照系。
考察当代中国民主政治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民主政治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一种完全异质的政治形态，其理论也并不完全是外来的理论，从民主政治的一些构成要件来看，中国古代社会也有某种民主政治的因素，但论及真正制度形态上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理论，在中国还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尽管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社会之演变已经走过了一百五十多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理论也有了很大的扩展，甚至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性形态，但是，如果参照西方民主政治和理论的大背景来看，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还处在非常不成熟的阶段。我们用一百五十年的有限时间高度浓缩和吸纳了西方社会三千年的民主政制历史，其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历史政治逻辑的时间错位问题。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并不是唯一的政治机制，与其相关联的还有法治、宪政、共和等其他诸多方面的内容，现代性的民主也不是在古代就发育成熟的，甚至与法治、宪政、共和相比，民主是在与它们的互动之后逐渐趋于良性状态的。但是，中国百年来的民主政治实践和理论却没有人家那样一种历史的阶段性演变，我们的民主政治一上来就把西方后发的民主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把人民民主制、民主集中制等作为理论构建和制度实践的基础，与此相关的法治、宪政、共和反而处在了次要的位置，或至少与民主的关系并没有遵循西方那样一种历史的演变路径来加以展开和深化。当然，这样说只是一种历史事实的勾勒，并不意味着这样做的道理是不对的，而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时，由于起点不同，所以必然会面临这些问题，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提条件。我们思考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诸多理论形态，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背景性的差异，由此才能理解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所以然。
从现代中国百年民主政治的逻辑进程来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性的问题，即两个共和国的民主制问题，一个是1911年创建的以国民党为主导力量的三民主义的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另一个是1949年成立的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的第二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它们都把立国之基础建立在人民主权这样一种现代民主制的诉求之上，但是，由于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两个共和国之民主建国与西方诸民族国家的民主建国在政治逻辑上是有很大的错位的。这个错位对中国当今及未来政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视角很难寻找到一条完全西方化的民主道路，因为我们的起点就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同，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彻底独特化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中国民主政治的独特性，我认为寻求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应该是思考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理论的出发点。
本文把当代中国民主政治问题的考察放在晚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上，我认为其中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后全能主义时代（post-totalism）的制度转型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体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体制的关系问题，这是三十年中国政治改革的轴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49年的中国之建国实际上是确立了两种民主制的统一，一种是人民民主制，另外一种是民主集中制，前者是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体制，后者是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体制，这个统一用中国的宪法语言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党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在民主问题上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党与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在全能主义时代曾经被强制地统一在一起，在后全能主义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人民民主制度的各种形式，诸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基层民主、乡村自治等，它们所遵循的政治逻辑就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逻辑产生了分歧，甚至出现了重大的裂痕，如何平衡这两种民主制度的关系，就成为三十年中国后全能主义时代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到目前不但没有解决，甚至越来越具有攸关性的意义，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认为思考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理论，一定不要忘记它们背后所指向的，实际上都是如何处理人民民主制这样一种国家体制与民主集中制这样一种共产党体制之间的二元张力问题。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五种模式
基于前述的中国百年民主政治相比之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性逻辑错位和后全能主义时代之三十年改革的人民民主制与民主集中制两种民主制之间的张力性关系，我初步认为，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大致有五种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模式。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以说是中国执政党的主流性民主政治理论，这个理论在十七大的中国共产党决议、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相关重要讲话以及2004年发表的中国民主政治白皮书中都有经典性的表述。应该指出，这个理论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诉求的一种基于党与国家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理论，它在坚持民主集中制之党的领导这个基本框架内，力求容纳新的民主内容，进而实现所谓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此外，这个理论还有一个特征，即强调中国特色，所以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被吸纳到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之中。具体分析，这个理论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共产党的先锋队理论。先锋队的理论基础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它强调的是党对于国家与社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是形式，集中是实质，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国家的领导者。当然，这一部分论述由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党内民主等新的因素出现，已经与列宁、斯大林民主集中制的党建理论有了很大的区别，例如，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强化民主决策，尤其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等等，都是党建理论与制度实践的重大突破，表现出共产党力求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注入新的民主政治的内容。至于这个理论究竟能走多远，究竟如何协调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以及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真正做到党政分开，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第二，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论。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属于一种全新的民主政制，它追求的乃是一种西方的文明政治传统，即人民民主的传统。这个人民民主的传统理念在法国大革命、《共产党宣言》以及《人权宣言》中都曾经有过经典性的表述。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源于西方的政治事物，它们赖以立足的人民民主理论在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那里有着众多的论述，例如，从卢梭到马克思就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理论谱系，从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到苏维埃国家也有着一个完整的政治制度的建设，至于其中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理论等第三条道路，它们不过是正宗版本的所谓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理论从理论源头来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因此，本质上属于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论的大谱系。在西方近现代的社会政治理论中，人民民主是一个庞大的问题域，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例如其中的人民民主与民主集中的二元张力，国家体制与共产党体制的对立统一，等等，都隐含着一个从法国到苏联再到中国的西方主义的政治逻辑。
第三，中国传统的民本理论。中国传统中是否有民主理论，这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但无论怎么说，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确实是源远流长的。当前执政党高调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吸纳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诉求，这样一来，既打通了民本与民主的理论关联，又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反对教条主义，讲究实事求是，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执政党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业，由此以人为本的传统思想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以人为本的传统民本思想，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理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先锋队理论，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它们是中国当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的民主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当然，这套理论的上述三个因素存在着很大的张力，甚至相互之间是对立的，在理论上难以融汇在一起。但是，政治事务是一件实践的事务，目前执政党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确实是把这三种理论要素融合在一起了，对此，我们应该看到它可能具有的内在生命力，如果其中的良性改革能够得到实现的话，我们也不怀疑从中是可能开辟出一条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形态的，当然这需要真正富有成效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理论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主张之一，关于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诸如议会选举、法治、宪政、人权，等等，经过中国自由派学者的辛勤传播，目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些基本的常识，中国的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也主要是这类在西方占据主流的自由民主政治。这一派民主理论在此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论述，本文所要讨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样的一种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在晚近三十年的改革中究竟有多少内容被移植到了中国本土，它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诉求，还是已经融入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制度实践之中？从理论上或者从基本价值上来说，这套理论在西方已经卓有成效地运作了二、三百年，成就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西方的成就并不等于必然在中国就一定如此，如何把这套理论落实到中国的实践之中，成为中国本身的东西，这里并不单纯只是一个启蒙和宣传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制度的土壤问题，有一个相互作用的问题。
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就有一种对于颜色革命的担忧，反对和平演变是中国主流政治的一个主要目标。其实对于颜色革命要有一个理性的态度，不能采取简单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待，应该看到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大趋势，执政党要有宽广的胸怀，敢于把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在中国近些年来一直处于壮大和发展的过程之中，他们大体上已经完成早期思想启蒙的工作，开始摆脱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幼稚病，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即寻求一条把来自西方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社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他们机械地坚持普世性的一些基本价值原理，以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为样板，严重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排斥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本土意识，因此缺乏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正在总结历史的教训，其民主政治开始深入民间，有关中国的自由主义叙事逐渐包含了中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构建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成为新的共识。
就中国当前的思想意识格局来看，在官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民间占据主导的则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宪政、民主理论。在我看来，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这两种政治理论及其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我并不认为未来的结局是两种理论和实践中的一方取得绝对的胜利，另一方彻底失败，更为现实的前景很可能是以某种理论为主导的相互吸收和融汇。果真如此的话，这未必不是一个较为美好的前景，我认为这两种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相互改造与相互融汇，不论哪一方占据主导，都是中国的幸事，这需要中国当代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高度智慧，也需要特殊的历史时机或历史机缘。究竟前景如何，我对此既不非常的悲观，但也不非常的乐观。
3．左派激进主义的民主理论
民主理论无论在千年西方还是在近现代中国，都有一个激进主义的政治传统，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秉承着这个激进的革命传统，中国官方主导的民主政治理论，由于前述的三种理论谱系的融合，已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更不是那种左派激进主义的民主理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例如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属于上述的左派激进主义的民主理论，这个理论在当今中国改革三十年之后的思想语境中，又不同程度地在民间工农大众和学院知识分子中间有所回潮。西方传统民主理论中的激进左派，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民主思想，还有西方当今其他的各种反资本主义的西马理论、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成为中国激进主义左派民主理论的思想渊源。
这派理论并没有完全得到执政党民主理论的支持，当然也不可能得到自由派民主理论的认同，他们仿佛是在两个战线展开理论上的战斗。一方面，他们或隐或明地反对当前执政党的民主理论，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个国家已经权贵资本主义化了的，主流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已沦为权势阶级的寡头政治；另一方面，他们更加起劲地反对各种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认为代议制民主不过是富人骗人的遮羞布，自由民主根本解决不了人民大众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诉求。由于左派激进主义与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面共享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因此，他们可以大张旗鼓地鼓吹直接民主、人民革命等理论，指责官方主流民主理论的蜕变，诋毁自由主义的各项民主主张，从中国当前的思想语境看，这派理论对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构成了某种强有力的挑战。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有几个演变的路径，前述的左派激进主义是一个左派版本，民主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右派版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在马恩列斯毛的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经典理论叙事中，它们是向资本主义投降的修正主义。实际上，在当今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史中，民主社会主义与发端于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结合在一起，它们的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从中演变出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形态，诸如北欧的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英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等，在很多方面，他们也分享着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甚至高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
当然，在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上述这些理论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就是作为修正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中国的主流理论秉承的是马恩列斯毛的正统理论。但是，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尤其是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传统的正统理论有很多已经不能适用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对于现实社会的解释力大大失效，因此，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及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理念转变，就被构建出来，成为中国主导的政治理论。这个理论路径对于传统马列主义是一种理论创新，其中暗含着为右派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提供一种登堂入室的可能性。所以，2007年以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等人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掀起的一股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旋风，在海内外尤其是共产党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署名文章中，谢韬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过去执行的是左倾修正主义，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中国的改革应该回归正统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我们看到，在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旗之下，在执政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左右两种对立的思想路线在斗争，即左派激进主义的民主政治与右派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他们针锋相对，互相指责，如何整合他们的理论对垒，考验着执政党的政治智慧。
5．新近流行的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审议民主理论
在西方的语境中，审议民主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民主，这个审议民主其来有自，在经过了代议制民主之后，西方社会由于不满于代议制民主的诸多弊端，因而兴起了一种新的建立在代议制民主之上的审议性的民主。显然，这个审议民主在西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它是代议制民主之上的或者是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新型民主，所以，这套理论非常精致，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具体深入与合乎人性。审议民主在西方的兴起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是在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十分完备之后才出现的，具有西方发达社会的现实背景，其理论资源除了自由主义，还有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表面看上去它针对的是自由主义民主，但实质上它又离不开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它解决的只是代议制民主无法解决的某些问题，从根本上不可能取代自由民主，西方社会已经到了这一步，所以审议民主在西方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
可笑的是，这样的一种西方社会的高级民主，在近一段时间被高调地移植到了中国，成为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理论中的一种新模式。我认为，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资源的引进，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种补充性的解决方式，审议民主具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但值得警惕的是，我们不要犯“误置情境的错误”，中国的民主建设，首先需要的是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其次还需要公民意识的强化以及公共利益和共和政制的倡导，而这些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都还处于初期，因此如果片面强调审议民主，不啻于缘木求鱼，至于有人把这种审议民主与中国当今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等同起来，则更是滑稽，两者从根本上是两码事情。当然，审议民主可以在不涉及根本制度的层面上，修补自由民主政治的某些缺陷，但应该看到它们在中国适用的边界，不能以它来取代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或执政党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来说，这派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具有补充性的作用，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几点思考
本文初步分析了中国当前有关民主政治理论的五种模式，在我看来，这五种理论模式各自有他们的社会基础以及理论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在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产生出来的思想，体现着对于西方政治文明和中国传统价值的合理吸收与理论创新。但是，这五种理论模式也都有他们各自存在的问题，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一个民主政治的大转型时期，这样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着巨大风险的时代。所以，对于民主政治这样一个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要有一种大转型时期的宏观视野，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术性的文本研究，学术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思想则是关乎人民的事务。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只是从书本上的或者学理性的条条框框出发来勾勒现实，而是应该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从现实中提升理论，尤其是在这个大转型时期，各种理论的提升很难达到普遍的共识，由于阶级利益不同，历史经验不同，理论谱系不同，在中国的思想界出现这样那样的理论纷争是正常的事情，它们深化了现实问题的争议。从这个角度来切入中国的民主政治，我觉得关于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这两种路径的理论表述，虽然在学理上来说是较为低层次的分析框架，但是它们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却是具有着异乎寻常的实践意义。如果从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论框架来看，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似乎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也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它们之所以扮演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结构根本不是西方目前已经成型的那种政党政治的制度框架。实际上，这个问题又回到前面我所指出的中国三十年变革之后全能主义时代的民主政治问题，即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体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体制的关系问题上来，从这样一个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的来看中国的民主政治，那么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基层民主与高层民主这两种民主的理论路径，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它们或许是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翘板，在这两种理论路径之下，中国民主政治的内在变量究竟在哪里？民主的动力究竟在哪里？它们所导致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致使其功能优良与低劣的因素究竟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前面所谈的基点之上，我觉得未来的一种可能的理想性的民主政治形态是一种代议制民主的中国特殊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在这里代议制民主这样一种主导了西方几百年业已成熟的民主经验是中国绕不开的民主形式，而且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以及人民民主的国家体制，实际上都属于代议制的现代民主，所以，我认为代议制民主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主导平台。但是，这里我还要强调的是，这种代议制民主必然是伴随着中国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说，这种代议制民主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任何一种代议制民主，它只能是中国特色的代议制民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民主模式还是执政党的民主化改革，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是一党主导的民主政治理论，或者说至少在改革开放的相当一段时期，它是一党主导的民主政治，从广泛的党内民主中吸纳民主政治的因素，把党内民主与法治、宪政建设结合起来，从而缓慢达成中国代议制民主的实现。在这个问题上，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当然，这个经验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总之，促进共产党主导下的民主政治的改良，实现政治体制的真正改革，把民主与法治、宪政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代议制民主的特殊中国形式，这是中国未来一种可以期待的愿景。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失败。由于中国问题的激烈的历史积累，特别是激进主义的革命狂潮，也有可能出现中国代议制民主或一党主导的人民民主的失败，从而重新回到全能主义的政治上来，这样一种未来的图景将是非常悲惨的。我们知道，左派激进主义所追求的人民民主或大民主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它们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证，这样的民主政治带给中国的是什么，不用多说，我们都感同身受。但是，中国并不因为曾经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主灾难，未来就不会再次重演。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激进主义的狂潮是十分强大的，如果执政党在推进民主改革的历程中，不能够采取建设性的措施，启动政治改革，从制度上惩治腐败，克服两极分化，那么重新回到过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也应该审慎而成熟地看待这样一种未来的可怕前景，并以此调整自己的理论路线。纯粹西方化的代议制民主在中国是不可能完全照搬过来的，但是，它们的一些核心价值和基本制度，是能够在中国逐渐赢得人民的广泛赞同，并得到执政党改革路线的部分吸纳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理论应该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坚决支持党内的政治改良，共同反对激进左派的民主喧嚣，引导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
在此还涉及一个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目前有一种提法叫儒家社会主义，把左派激进主义的革命意识与传统保守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这个理论路径值得警惕，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民主政治如果一旦与激进主义革命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总是灾难性的。我认为，未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应该与保守主义的反革命结合在一起，在继承中国传统的条件下寻求改良，这是一种审慎的理性态度，在这个渐进改良的审慎理性中，是可以开辟出儒家文化或传统文化之复兴的，但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与儒家主义的结合在未来的中国是没有前途的。当然，中国自由主义的教条化和西方主义，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因此，积极推进执政党的富有成效的社会改革，强化自由民主与党内民主的结合，克服自己的幼稚病，警惕左派激进主义的革命狂潮，瓦解儒家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联盟，这是摆在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理论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课题。
应该看到，古典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万能药，也不能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所有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的问题毋宁是一个理论死角，最终很可能是无解的。但是，理论上的无解并不等于在现实中就一定是死路一条，往往现实的步伐是可以一步跨越理论的死角的，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中屡见不鲜，很多理论上的难题往往是现实之手用他们的机缘一下子就予以破解了，正像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才开始飞翔。”
《人大政治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