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撰文请辞三项桂冠：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于季老本人而言，此举并非谦虚，而是诚实，他的学术成就不在国学，有目共睹。请辞桂冠表明了他的清醒和严肃，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敬意。
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金山寺远眺千帆过往的长江，问方丈道：“船上都装了些什么？”方丈说：“无他，名利二字！”确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左传》里公孙豹谈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在都离不开名利。
名和利本质上是相同的，人要生存，就要求利，希望被认同甚至留芳后世，就要求名，两件都不是坏事，但都需勤奋、诚实，做利人利己之事，方有可能，为博名利，不择手段、巧取豪夺不可取，也是有害的。一个人因为他人的错误而获得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财富，法律上叫不当得利；相应地，一个人因为他人的误解而获得了高于自己才德的名声，是不当得名。不当得利在法律上产生返还义务，然而，不当得名却不发生任何法律后果，甚至连道德后果也没有——全凭个人修养决定拒绝还是接受。
当代中国，走上大师祭坛的，无论季老，还是其他人，大都是媒体兴风造势的结果。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吸引眼球，往往给聚焦对象滥封盛名。本来，这些浅薄伎俩应该是一眼洞穿的，然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虚名纸糊不花钱，却迎合了不少人蒙尘纳垢的名利心，虚荣蒙蔽了的眼睛只见得沉重的肉身，却看不见超越的自我。媒体与逐名者恶性互动，波澜激荡、杠头开花，于是，当代中国成了一个大师头衔满天飞的社会。有人写了几本流行散文就被吹成大师，有人仅仅因为到处演讲也居然成了大师，一时间，似乎各色人等都可以弄个大师当当。对名声贪得无厌的欲求，已经成为精神领域的一大公害，使得社会一般大众无从分辨名流们的真水平。当事者对于外界或别有用心或外行的不当吹捧，无论欣然笑纳还是安然默受，在满足虚荣心之际，他们可能忘了自己更像个欺世盗名的小偷。
托尔斯泰曾说过他有三大敌人：赌博、情欲、虚荣心，他说前两项他都能对付，唯独虚荣心最难对付。这真是大实话，人要抵挡、克制自己的虚荣心，确是“噫吁兮危乎难哉”！
现在季先生以耄耋之年给世人作出表率，我们看到一个诚实的人在虚名面前的窘态和最终的勇气：对付虚荣心固然不易，但并非不可能！
在接受报纸采访时，季先生说过一句带点黑色幽默的妙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套用王国维先生论词的话：“着一‘打’字而境界全出。”这个“打”字确乎妙不可言，包含了季老多年来的各种感受：不安、厌烦、惶恐、羞愧、愤懑…等等，他挣扎了多年，但最终还是解脱了，可说是既艰难又简单，因为这正是人人能够体谅和尊重的人性。
从人格心理学上说，人的才德与其社会地位需要有个大致的均衡，过于不相称，就会导致心理失衡：过低的社会地位会给人严重的受挫感、失败感，从而可能变得乖戾，甚至变态；而过高的社会地位，则会引发紧张感、疲惫感，失去平常心，极度自大与极度自卑并存，严重的话也会变态。一般而言，人的社会地位稍低于其才德，最容易保持心理的健康平和。所以，适度低调的行事方式，是通行于古今中外的人生智慧。如此，平常心永在，不为形移，不为物役，方保自由。
1958年10月23日，苏联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回电瑞典科学院：“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哪怕像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公认的文坛巨擘，不期而至的巨大荣誉，即便名副其实也会令他深感不安，正是这诚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荣誉面前依然自由的灵魂。
季先生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这是智慧。
2007年1月10日于追远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