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洋该感谢父母还是该感谢国家的风波，在舆论界继续发酵。甚至已经被人上升到了真与假、美和丑的高度（见梁文道《说句真话真那么难？》一文）来讨论。事实上，如果说，该感谢国家还是该感谢父母是一个价值判断，尚有可争论的余地的话，那么，关于讲真话和假话的争论，则应根本与周洋风波无关，其背后有更深刻的道理。
如果从事实判断角度出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讲话绝大多数是假话。这些假话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类型。一类是参与对话的双方均知悉讲话本身不具有真实性，但却能从这样的假话中得到情感的满足和实现心灵的交流的假话。例如，绝大多数的夸奖并不是真正的赞许，而是实现交流、建立信任和融洽关系的语言润滑剂。这种假话所以能够存在，其客观原因是人作为具有社会性而又有心智的个体，需要得到群体的认同，否则就无法实现人格的独立和社会角色的定位。这样的假话是人类共同需要的假话。第二类是隐瞒事实类的假话。既讲话的一方和听话的一方相互之间的信息并不对称，而由于利益关系使人产生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的冲动，进而在语言上表现出仅仅提供片面、片段真实情况甚至完全没有真实情况的假话。第三类假话是非由谈话人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由于其客观认识能力较低所造成的。例如，一个不认识英文字母“O”的人，可能告诉另外一个人，他看到了“零”。
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讲的话都是三种假话的混合体。这三种假话具备不同的功能。第一种可以简单概括为恭维话（虽然并不准确），其目的通过对他人和组织的价值进行认同，进而使个体的人建立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以及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种话有时看起来是发自内心的，但其实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特别是所谓感恩教育的结果。而这种后天的感恩教育并不是某种文化独特的现象，而是全人类社会共同的，核心在于一个人必须和其他人通过语言的桥梁实现相互认同，进而实现社会的一体化。同时，这样的语言反映的也是以下客观事实：即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人是“独孤求败”，人要做的事情、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必须依赖于他人、前人。周洋先感谢父母，本身也是这样教育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这次周洋的话引起了争议呢？这反映的不过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并不是话的“真”和“假”的冲突。很简单，对于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人来说，距离最近的人是最值得感谢的，而不是相反。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大一统的国家和集体具有最重要的价值。什么叫亚洲价值观？这就是。看美国的电视我们也知道，最重要的新闻是邻居家失火，而不是中东的战争。用英语写地址，那也是从门牌号码开始写，而不是先写中国北京。总体来说，这一种假话是使人成为某种共同体的一员而不得不说的。
第二种假话是人在社会上获得经济、政治利益，巩固、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主动或者无意识地说的。语言承载的是信息、情感、知识和智慧，当然，有时还有直觉。自从分工产生和语言形成之后，语言（包括文字）就成为人在社会（包括其作为经济体的本质属性）中获得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进而获得社会地位的桥梁和工具。由于人需要吃喝才能生存，需要心智发育才能发展，由此，功利主义地利用语言文字就成为必然。同时，语言成为工具（而不是“真”和“假”这样道德的载体）的客观原因，还由于人和人所掌握的信息由于其客观环境不同和主观努力不同而必然不同，由此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也就是说，有人拥有信息和知识的优势，而有人在在特定环境下则处于信息劣势。另外，语言发生之后，呈独立发展之势，有自身的功能和规律。语言自身也可为人争取优势。例如，即便是在同样的信息环境下，即便是不存在信息不对称，能言善辩者（包括文字）往往能够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包括客观的和主观认识上以及心理感觉上的）。由此，人们必然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运用自己的思辨能力，通过语言这种形式，来达到自己的以利益为核心的目的。可以说，自从人类进化出语言能力，语言就附着了利用信息不对称或者故意制造信息不对称来获得其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功能。由于道德的发育和制约，导致这种假话当然也有多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撒谎，在语言上扭曲或者编造事实。一种掩盖。这是消极的语言，以不说或者少说来掩盖事实。这两者都是主观上“要”说的假话。还有潜意识中不自觉地以语言的特定方式来实现自己目的的假话。例如在语气上轻描淡写，或者故意强调。这种语言如果转变为文字，看起来没有问题，但一旦形式转变为语言交流，那也可以归纳为假话。这类假话与人的道德感的强弱紧密相关。
第三种假话则牵涉到智识和科学。这种假话也有三种。一种是科学知识发展水平造成的真与假的差异。例如，没有科学知识和素养的人，看到滑坡，可能会说，是山神发怒。而有科学知识的人，则会对之嗤之以鼻。第二种是与个人对事物认识能力做造成的真与假的差异。明明来了个阿姨，但小孩子可能不分男女，会告诉爸爸说，刚才来了个叔叔。第三种，则是客观环境造成的真与假的差异。例如，特定的环境、特殊的场景、特定的心智状态都可能造成误解（这也是为什么法律上一般不承认传闻证据的原因），同时，也是人能够上当受骗的原因。魔术师所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也许概括的并不全面。但总体而言，我们平时的语言多数是三种谎言以及你个人认为的事实陈述的混合物。那么，真话假话的实质是什么呢？真话和假话难道没有区别了吗？实质上，对真话假话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第二种假话上。假话存在的根本在于在信息不对称的客观条件下，人们对于信息优势的争夺。而说真话之所以成为道德需求，也在于人成为以智力作为竞争手段的高级动物后，对信息平等权的追求。在现代社会中，信息就是权力（利）（在古代，则更多地表现为信仰——其实是假话的变种，例如，天子就具有绝对的权威），掌握了内幕信息的人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大赚其钱就是例证。因此，每个人都争夺信息，力争获得更多准确信息，这当然离不开语言文字。而获得信息必须依赖于别人的语言，由此，信息的真实性就成为关键——你不在现场，当然想“身临其境”。可悲的是，人的语言文字是如此不准确，通常是“词不达意”，加之输出信息的人的利益需要和主观认识必然制约信息输出的质量，所以，人得到的往往不过是一堆谎言的集合体，或者“大”、“小”、“高”、“低”这样不知所云的概念。
为了提高语言的真实性，人类发明了度量衡，从此，说话就再不能用简单的“大、小、轻、重”，而是要用“米、克”，这样就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现在正在进行这数字化革命，由此，你就不能简单地说“东边”、“西边”，而是要使用坐标，从管理体系上则推行扁平化管理，由此，你有机会直接向老总汇报工作，而不必经过可能你并不信任的主管。由此，还从政治上实现了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这样，你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改变语言文字以假为主的事实。只是改变了语言的真假的形式。例如，大家争议很大的房价上涨1.5%。这应该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可能没有真实的意义。很有意思的事实是，大家更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愿意相信统计数字。这表明，语言“真”的程度一般只对受众有意义：通过综合信息和判断，他是否相信你所陈述的内容。对于统计局数字的感觉也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应该说，统计局的数字更真实。但由于这种真实让你非常痛苦，你无法接受，所以倾向于认为他的数字是假的。
这还引出一个结论：何时才有大家认为的真话呢？会有真话吗？只有利益的一致才会弥合信息不对称的鸿沟，由此使语言文字变得更接近真实。当然，这里的“真实”也只是信息输出者主观上认为的真实——基本上属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的谎言。例如，家长和孩子都希望好好读书时，孩子才不会编造谎言掩盖自己学习上的问题，反之，如果家长想孩子好好学习，而孩子则以玩耍为主业，那么，孩子就会用各种方式、各种主客观的原因掩盖自己。古语云，上下一心，君臣同志，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下属和上级利益一致，国民和政府利益一致，这样，每个个体都成为一个集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信息能够在上下和左右充分流动，这个集体成为有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智慧生物，当然无往而不胜。
另外，说到语言的真假问题，我们就必须讲言论和出版自由。多数人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保障了人们说真话、真说话的权利，保障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诚然如此。但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权利更多的保障的是人说假话的自由，还保障你想不说什么就不说什么（见娄耀雄博士的有关论述）。当然，无论是真话还是假话，在言论自由方面都有其界限。有的真话不能说，有的假话不能说。例如，在西方，你可以反对政府，但不能反叛国家。而在与法律和诉讼有关的事务中，你可以不说话，但不能说“假”话，可以少说话，但说出的话必须要负法律责任。包括诽谤、侮辱（侮辱是假话的变种——例如骂娘，只是表达一种情绪）等，则不受法律保护。而律师、医生等特殊职业者以及一些执法机关还被赋予了说假话的权力。这种界限和对说假话权利的保障，其客观原因在于既要维护人的独立人格，又要维护社会共同体（或者国家）的存在，同时，还要维护二者的和谐关系。
回到梁文道先生的评论上来：基于前面的论述，其实，真正的“真话”并不存在，问题在于，是否给予每个人讲真话和讲假话的权利，同时，提高每个人的智识水平、全社会信息化的水平和信息传播的自由程度。“真”和“假”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是否能够判断出其中的“真”和“假”来，找出你需要的事实来。同时，在“真”和“假”的问题上，并不必要有洁癖：别人说一句谎话，很可能是好意，也可能是掩盖自己的尴尬，何必那么计较呢？即便于再清那么讲了，你怎么就认为他讲的是假话？即便是在我们这更年轻的一代看来，有点成就，确实还是要先感谢国家啊。要知道，美国因强大而统一，而中国则是因统一而强大。把真和假当作事实判断不更好吗？何必附加道德和价值判断呢？如果我说你的文章写的真好，你觉得是真话还是假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