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让13名轻罪犯罪嫌疑人到社区做义工，以此考察他们的悔罪表现，再决定是否不起诉。这一“附条件不起诉”举动引起社会广泛争议。
赞之者认为，对轻罪嫌犯实施“行善代刑”，嫌犯可以此赎罪自救，还能警示他人，增进社会共同善;斥之者认为，此举没有现行法依据，不符合刑事司法原则，检察院无权自行创新刑罚。
这是制度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是制度自身改革冲动的产物，也是世风转向过程中的自然需求。它所产生的争议也是典型的转型悖论。
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法律，现行《刑事诉讼法》还存在许多根本性缺陷，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尚不及格;同时，由于警察权的跋扈地位，修改刑诉法也变得遥遥无期，即使有修改，也难以脱胎换骨。另一方面，作为刑事实体法的《刑法》，也还存在过多严刑峻法甚至刑罚报复主义的罚则。再加上司法权的不独立状态，要保障刑事司法能公正无偏地展开，实在难乎其难。
北仑区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举动，正是对上述制度缺陷的大胆突破，如赞同者所列举的理由。同时，北仑区检察院此举并不仅仅是制度创新冲动的产物，更是一种刑罚人道主义观念在具体工作中的反映，代表了荒寒贫瘠时代残忍世风向富足丰裕时代温情世风的转向，一种新的善良风俗或许正在悄然兴起。
然而，质疑者所反对的理由，也并不错误。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没有立法权，在法律经过正当程序的修改之前，只能严格按照法律去完成其公诉职责，无权擅改法律适用方式。正如小说《悲惨世界》里那位警察沙威——即使冉阿让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抓捕归案，虽然沙威执行的这条法律是如此不公正。
公诉机关随意改变法律，会带来严重弊病，许多罪犯可能因检察院渎职而无法被绳之以法，甚至可能因此给检察院带来权力设租的新法门，产生更多更严重的司法腐败，由此产生各种严重不公的司法结果。
简而言之，它违背了现代刑事司法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
不过，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所有检察院都会遇到一个共同问题，不管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优劣，是否都要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服从它?从人类社会基本正义的立场出发，服从恶法与背弃良法，其性质都是不正义的;而服从良法与抗拒恶法，其性质也都是正义的。当一种制度良法恶法并存时，彻底服从与彻底抗拒，似乎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尤其当它与不独立的司法权并存时，更需对其执法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才有可能得出较为公道的论断。
在经过前现代的宗教精神与自然法洗礼之后，现代西方法治的实定法现状，因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三分制度，让规则之善得以基本保证。原先的立法即使存在问题，也因其精英与民主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而有较强的自我修复功能，从而剔除不再适应现状的律条，甚至直接废止整部恶法，使得立法不至过于滞后或颟顸胡为。而司法权的独立状态，也能有效审查从而制约执法权的恣意。
与西方成熟的法治国家相比，中国并无宗教精神与自然法的社会洗礼过程，更没有政府权力三分的制度设计。中国法制现状，融合了部分苏联时代的精神与规范、西方的部分法治精神与规范，以及中国历代传统中仅仅出于稳定社会目的而制定的律条。
这一现状决定了，评断当代法制及其创新应当自然法与实定法并重。仅仅以自然法精神完全否定现有中国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是危险的，容易滑向无政府状态;而抛弃自然法最基本的正义精神，不分善恶地承认一切恶法之订立、执行与适用，则必定导致恶法亦法、严重侵犯人权。另外，评断当代法制及其创新，还应当实体法和程序法并举，仅仅重视实体法，蔑视程序法，会因程序的阙如而导致法的实体目的被歪曲，也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只论程序，不顾实体，会在实体法是恶法的情况下，程序正义被实体邪恶所吞噬。
在上述之外，法制改革还存在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目前的中央集权制，参诸古今中外的法治经验，显然都是一种劣质的法制模式，它在抑制甚至取消地方个性的同时，中央并不能迅捷回应地方的变化。以立法为例，一些地方早已实践多年的新制度好经验，因地方没有独立的立法权和中央立法的滞后，而无法被正名，以至于长期处于“非法”状态。
正如已经有人注意到，北仑区检察院此举，颇有“保安处分”的社区矫正性质，而中国目前尚无这样的法律，法学界呼吁多年，也未见立法机关卷帘应门。不得不说，在缺乏地方保安处分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的情况下，北仑此举有着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
至少从方向上看，北仑区检察院此举符合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即使它可能面临各种各样来自自身和外界的干扰，或许可借助各种制度力量和社会民主力量，最大限度地解除人们对司法腐败的担心。在此前提下，如果能获得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追认，将会具有真正的制度创新价值。至于外界，既应支持合乎实体和程序正义的地方法制改革，也应防止权力部门借制度创新之名滥用权力。
鲁迅先生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愿北仑区检察院的“附条件不起诉”改革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