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东莞警方公布的一组“扫黄行动”图片热传。照片上，四个涉嫌卖淫嫖娼的青年男女烈日下赤脚走在晒得发烫的水泥地上。男子手铐脚镣加身，女子手被铐，还系着一条长绳，绳的另一端拽在远处树影下偷凉的警察手里。这一幕和最近多个省市将罪犯、疑犯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公捕公判的场面提醒人们，中国人曾经经历的那个毫无法治意识、动辄对列入异类的人施加侮辱、虐待的疯狂时代并未远去。
在不允许性交易的我国现行法律下，几个青年纵然违法，但不是罪犯，也无涉重大的权钱、权色的交易。警方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而无权超越法律权限，施加法外惩罚和侮辱，更无权把他们的照片、姓名等个人信息公之于众。但警方似乎毫无这种意识。羞辱涉黄者并公布个人信息，深圳在2006年11月就大规模搞过一次，将100名涉黄男女身穿黄衣游街示众，并一一念出姓名、出生日期和籍贯。这种做法引起上海律师抗议，并上书全国人大。然而这之后游街示众到处上演，呈泛滥之势。跟普通公民相比，政治人物和公务员掌握公权力，如果行为不检点、涉黄嫖娼，就不是纯个人的问题，公众有权知道。所以在海峡对岸，正参选“议员”却陷入招妓门的陈致中就必须得给公众一个说法。为自证清白，他表示如果属实，将退出参选“议员”。
早有论者指出，色情业跟某些人性弱点有关，而法律或其他高压手段在这个问题上是没多大作用的。所以，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国家能真正禁绝色情业。我国自1949年之后的短暂时期大概算一个例外，但当时禁绝色情业的条件已不可复制。而我国现在色情业泛滥，除了人性弱点，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情况。几亿农民工背井离乡，其中很多有家室的单身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离，这种不人道状况是部分农民工找小姐的原因之一。谴责他们，给他们贴道德标签是容易的，但无助于问题的减少。
而对整个色情业施禁和抽风式打击，不过是使这一行从地上转入地下。处于地下状态，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直接后果是性病传播、尤其艾滋病传播不可控。我国性交易泛滥的社会根源、地下色情业的现实及性病传播的严重后果，道学家是不屑一顾的。喜欢盯住性事做文章的变态道德观在我国也一向亢奋，这种道德变态居高临下地对有不当性行为的个人进行无情道德讨伐，却对在社会上具有弥散性影响的道德败坏熟视无睹或异常宽容。为政者不能不认真检讨。职权法定和罪刑法定，是法治社会基本原则，对公权机构和行使公权的人来说，也是不可逾越的政治伦理。对违法者，按治安处罚法处理；对犯罪者，经法庭定罪判刑。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人格和隐私不容侵犯。游街示众，不光羞辱的是他们本人，还羞辱他们的家庭，且丝毫不顾忌其父母妻儿的感受和今后处境。这是极端无人性的做法，也是在公开挑战职权法定和罪刑法定原则。
而在媒体报道湖南娄底市公捕公判引发争议后，娄星区政法委副书记潘汉平高调回应，称“是最管用的方式”，且振振有词：法律没有禁止公捕公判，政府机关这么做当然不违法。在他眼里，游街示众只是“打了个擦边球”。
然而，对公权机构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而绝非什么“法律没有禁止”就可为。何况，早在1988年，两高、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已明文禁止公捕公判。2006年通过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3条又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禁止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打骂、虐待或者侮辱。”第116条规定，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时有“体罚、虐待、侮辱”等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将罪犯、疑犯、治安违法者游街示众、五花大绑、在烈日暴晒的水泥地上赤脚行走、像拴狗一般拴人，等等，无不既是体罚、虐待也是侮辱。此类行径违法，乃板上钉钉。
事情走到极端了，问题也许就到了绕不过去而必须正视的地步了。据南周报道，娄底一位目睹丈夫被游街的女子表示，想打一场“政府侮辱公民人格”的官司。这样的诉讼应该成为一个契机，使社会朝规范和管束权力迈出重要一步。
但责任追究，还有一个角色不能遗漏，即某些充当公权违法协同角色而配合行动的媒体。不管是娄底盗钢材农民还是东莞几个涉嫌性交易的青年，他们既非政治或公众人物，更非对社会构成现实威胁的通缉犯，媒体无权向社会公示他们的影像及姓名年龄籍贯等个人资料。但这些媒体无底线，公布了无权公布的，既然如此，就该为此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