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吾等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大陆，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象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究其原因，恐怕同法律意识淡薄、宪法精神缺失不无关系，连一些党政领导也是这样，经常乱说话，旁若无人。兹试举一例。
一个甲子以来，在这片广袤的热土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属于既成事实，也是1954年颁布的宪法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历次修正案一致保留的基本规定，这是无庸置疑的。大概从20年前开始，有一种说法先从某些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的口中传出，说：“现在还没有哪一个政党有能力取代共产党。”初听此话时，我还在湖南某校任教，就曾当场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位年长的党总支书记：“你的观点是很成问题的，也是危险的，至少违背宪法精神，还有误导之嫌。如果照你这么说，好像共产党是可以取代的，只是因为其他党派一时还没有能力来取代，才这样‘将就’一下，肯定不能这样说。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哪个政党有没有能力取代共产党，而是根本就不允许取代，这是没什么好商量的。如果谁想取代，谁就违背宪法，就是货真价实的政治犯，必然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你这样说，还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不许取代是前提，你却说‘现在还没有哪个政党有能力取代共产党’，就毫无意义，还容易让异己分子钻空子，导致两种后果，要么批评你们甚至嘲笑你们‘说便宜话’，没有诚意，要么在你们的误导下蠢蠢欲动，干出反党的非法勾当，这些都不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位书记平时也喜欢争辩，喜欢说“我认为”，听我这么一说，就没有辩解，我以为他就心服口服了，其实没有。据说，此后不久，只要我不在场，他还是坚持说他的那个违背宪法精神的事实描述，我就装着不知道，没必要跟他过不去。后来我才发现，这种乱说话的观点原来并非他的发明，很多人都喜欢这么说——不仅小书记这么说，而且大书记也这么说；不仅领导这么说，而且群众也跟着说；不仅湖南人这么说，而且三年之后调到杭州，杭州人也这么说；8年前到北京插队，北京人也照样说。他们不仅当年这么说，如今还是这么说，此话好像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政治流行语，匪夷所思。虽然我也陆续纠正过几次，但效果不大，既然我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只能以沉默取代口舌之劳。近20年来，我就经常提醒自己，让别人去乱说吧，我一个无党无派之人，何必干着急，掺合这样的政治话题，还白费力气呢？但我不允许我的学生乱说话，同时也难免心存困惑到如今：既然宪法都写进去了，为什么就不能多一点自信，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
不过，最近有个法学圈内的对话让我忧心忡忡，触发我旧话重提的意念。
7月底，有位学生从外地晋京，邀我出席一个小型聚餐会，有幸同一位获得某重点院校法学博士学位的局级干部近距离接触。他的法学博士学位既不同于政治学、社会学等专业的法学大一统，也与思想政治专业、党史专业无关，而是西方人所说的那种法学，即中国的狭义法学，也就是法大同事与学生常说的“真法学”，此人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都是这样的“真法学”。他很健谈，也比较谦和，但出乎意外的是，他也会一字不差的重复20年前我那位湖南同事的话：“现在还没有哪一个政党有能力取代共产党。”此时此刻，我只好直言不讳地纠正他：首先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该不该的问题，属于不能讨价还价的宪法原则。即便是1993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序言第十自然段提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那也恰恰是以重申“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说到这里，我还推心置腹地提醒这位初识者：无论是局级干部，还是法学博士，都不应该这样说话，带头破坏规矩；如果你们也来说违背宪法精神的话，人云亦云，那就容易使听者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前景感到担忧，挫伤芸芸众生对国家法治的期待；更重要的是，你们这样违宪说话不但毫无政治责任与批评可言，好像还能体现“政治正确”， 虽然如今已经没有“反革命罪”之说了，但是，如果有人根据你们的话语逻辑去大胆尝试，还是跑不了，还得按照《刑法》分则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予以严惩，你作为法学博士，你觉得法律的公平与公正何在？
用兵多诈术，宪法无戏言。建设法治国家既是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也是国家富强与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要想把法治的理想变成现实，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至少要从各级党委书记与法学博士、局级干部做起，别说那些有悖于宪法原则与法律条文的话，多来一点货真价实的政治觉悟，增加一点货真价实的自信。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能带头守法，做一个明是非，懂规矩，知廉耻的君子，不做无是非、无规矩、无廉耻的“三无”小人，那就更好。而近年来，当视听媒体对许多地方与部门的党政第一把手作选择性的曝光，我都有些头昏目眩，还不知道我们的法治进程已经走到哪了。
2010年7月26日初稿于温州南麂岛中
9月12日改稿于北京香山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