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昆德拉为何比哈维尔走俏
余杰的一篇《昆德拉与哈维尔》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一场讨论，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唇枪舌剑的硝烟余风未尽。然无论褒贬，讨论的本身便足以说明，昆德拉与哈维尔是我们很难回避的话题。余杰说在这个问题里深藏着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90年代的知识分子缺乏承担使命的责任感。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但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秘密。尽管我基本上不赞同余杰扬哈贬昆的立场，因为我扬昆然更扬哈。
正如肖雪慧、崔卫平两女士所言，哈维尔在中国知识界的缺席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而与整个生存环境的状况有关。介绍哈维尔的工作一直都有人在做，可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块似非禁非不禁，永远竖着“小心地雷”标牌的准禁区，而昆德拉一直就没有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这是他们两位在中国知识界知名差赖以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昆哈两人在中国的知名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的多元化、闲适化所致。自80年代以后，国人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提高，生活境遇也随之改观，在精神生活领域，除了电影、书籍，还有电视、卡拉OK、跳舞等多渠道的娱乐方式。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人的生活境遇依然棘莽丛生，但人们的无力感已经被引导到无伤社会基础的众多领域中去。于是，梁实秋、钱钟书、林语堂、周作人、沈从文、郁达夫等人的作品便在坊间流行，而且成了长销的畅销书，而鲁迅的文字反而读的人少了。90年代以后，随着一场揪人心肺的风波落幕，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开始反省，其结果是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观念上发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热衷于学术的人日增，奢谈政治者日减，而且渐进理性成为当代知识界的主流政治理念，这毋宁说是一件好事，它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开始走向成熟，一大批知识分子沉寂下来，去做更加基础性的工作，而抛弃了原来的乌托邦政治快餐，同时，自由主义思潮渐渐开始占据显要地位。面对险恶的环境，有些人便效仿昆德拉、效仿伊拉斯谟、肖斯塔科维奇，把自己打扮成癫僧的形象，对着芸芸众生，说几个疯疯癫癫的笑话，于是，某些真理的冰山便浮出了蒙昧的海面，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其中，以王朔、王小波为杰出代表，他们所使用的方式便是如余杰说的对己对人都有极大杀伤力的反讽。
当然，我们如果仅仅生活在嘲讽伪真理、假祟高的嬉笑之中，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改善精神状态。告诉别人什么是伪信仰，并不能替代他获得真信仰，迷惘也因此而产生。但情形却并非一边倒的。我一直认为，80年代的知识界有王朔的地盘，也有《人妖之间》的舞台；到90年代，王小波崛起于沧海之滨、桑田之侧，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上虽然未能像弹丸台岛上一样出现李敖似的风云人物，但是象柳白、卢跃刚、鄢烈山、林贤治这样的文坛侠客始终在发出良知和正义的低吼。因此，90年代的知识界是否真的比80年代缺乏担当，实在是可以打个问号的。
中国知识界喜欢昆德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钱理群先生所谓的知识界对圣人情结的抵触，当然这是情绪化的，并不值得鼓励，顺着这样的思维模式，喜欢活泼、充满个性和才智的自由主义者自然就会受到青睐。而哈维尔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主义者，他是个圣徒，因此他很难在普通的民众中有真正的市场，民众天然地排斥那些道德品性远高于自己的人，而更喜欢七情六欲跟自己无大差别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谓人民就是高喊着钉死耶稣的那些人，正是这样的人民才使得哈维尔尔还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但是先知和圣徒在其当世都是很难得善终的，一个过于宏阔伟岸的生命常常使得民众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压抑，这种不轻松感导致排斥。因此哈维尔的祟高竟成为他难以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纵深的一个原因。而米兰·昆德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平常的生活者却受到迫害，他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共鸣正是情理中的事。即使那些极度钦佩哈维尔的知识分子如徐友渔先生也并不排斥昆德拉，那么昆德拉比哈维尔走俏应当说几乎是必然的。
二、圣徒与自由主义者的比较
余杰称昆德拉是“智者”，哈维尔是“圣人”。但我认为，圣人往往是某一种宗教的创始人，如耶稣、释迦牟尼；“智者”往往是某些哲学家、思想家的尊称，如柏拉图、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历史上将追随圣人的人称为圣徒，如圣方济各、利玛窦等人，哈维尔也是这一谱系的人物，因此称之为圣徒也许更合适。昆德拉没有创立系统的哲学、思想，而是一个坚持现代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因此称其为自由主义者也许比较合适。在圣徒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他们生活的几乎所有细节之中。
首先，圣徒的第一个普遍性特征便是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从圣方济各到扬·胡斯、马丁·路德、萨沃那洛拉、卡斯特里奥、利玛窦、甘地、朋霍费尔、薇依，直到马丁·路德·金、史怀泽夫妇、德兰修女以及考门夫人，以及中国的王阳明、谭嗣同，无一例外地坚守着内心的宗教信仰。他们或有高远博大绵绵无尽的爱心，或有壮怀激烈、慷慨赴死的义举，都是在一种内心坚定信仰的召引下而作出的。这些内心的信仰常常被外化为良知或被表述为职责、使命，如史怀泽，圣方济各。而高居于良知或使命之上的是更加本质而纯粹的一种东西，这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本源的力量，基督教徒称其为上帝，儒家名之曰天理，而在佛家那儿则是佛性。圣徒们所有巨细各类行为都是从一个内心的最高裁判者那里获得证明自己行为合乎道、德的合理性基础。这种坚定不移的内在信仰给圣徒们的行为之火添加了磅礴宏大的气势之油。扬·胡斯在烈焰吞身的时候，还平静地看着一个添加柴火的老妇说道：“神圣的单纯。”金乔觉传说为地藏王菩萨的应化身，他曾发下著名的四句偈宏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明末破山和尚为救屠刀血泊中的民众而对屠夫李定国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以至于破戒而无法成道（这当然是世俗的观点，我倒认为他当为此而成道）。圣徒们身上的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绝非来源于他们单纯的思想行动，而是完全来源于他们的祟高信仰。近代戊戌变法的殉道者谭嗣同，在可以逃生的情况下，一死以报苍生，很少有人知道其背后的精神支柱乃是佛家的大乘经典《华严经》。对此梁任公先生曾在《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论及，他说：“……或谭浏阳……有得于佛学之人也。其哲学固未尝不戛戛独造渊渊入微，至其何以能震撼宇宙，唤起全社会的风潮，则不恃哲学，而仍恃宗教思想之为之也。若是乎，宗教思想之力，果如此其伟大而雄厚也。”着一“雄厚”，道尽宗教之力。哈维尔作为一个反极权主义的精神领袖，他的坚定源于虔诚的信仰，他的大无畏籍宗教而生发，他屡进班房的献身精神也赖宗教之为养源。今年4月29日，哈维尔在加拿大国会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良知演说，他说：“我坚信，我们的所有行动，无论它们是否与我们的良心相和谐，其真实价值最终将在某个超出我们视线的地方接受检验。如果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或者下意识地怀疑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在这段话里，哈维尔的思维中无疑贯穿着一个最高裁判者，他在这次演说的结尾说道：“对于国家及其在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我的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产物。”这段话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哈维尔对上帝的信仰。
相对于圣徒们来说，自由主义者往往不具备坚定的宗教信仰，有些自由主义者虽声称有某种信仰，但在将信仰付之于行动方面则要弱得多。他们往往更多地从理性、逻辑层面去推断事物的应然状态，而缺乏对一个笼罩于这一状态之上的超验存在的内在信仰，因此自由主义者在信仰方面比圣徒们迟滞和狐疑，他们在建立个人自由方面更多地依靠外在环境的提供和支撑，一旦这种外援消失，他们的自由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容易随波逐流，甚至变节卖身，他们对自由的坚持有赖于环境的和平宁静，因此这种依靠他力的信念便不确定，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下，他们对一个信念的坚持与信守与否多有赖于他们的知识储备和性格气质，而不像宗教圣徒们那样能完全地坚持自由的信念，这种坚持与知识多寡无关，虽有性格的因素，但更多地来源于对信仰的虔诚程度。金岳霖先生曾被视为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可他最终还是被洗脑了；费孝通先生的学问令我敬佩，可他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大表演实在让人作呕。这就是缺乏信仰的结果。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不肯签名，也是因没有信仰导致了一种并不值得称道的借口。当然台湾出现了像李敖、雷震、殷海光这样的理念坚守者，但是假如他们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大陆，这种坚守是否还能继续保持便很难预测，相反如果把他们换成甘地、哈维尔，我们能预测他们的悲惨结局，就像当年卡斯特里奥茕茕孑立于加尔文面前一样，他们也许会倒下，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精神则是永恒的存在。这其中的差异就在于信仰的有无。
圣徒与自由主义者的第二个差别表现在其个人的私德上。圣徒们往往表现得符合宗教戒律，他们诚实、谦卑、勤勉、博爱、严肃、庄重、富有气节以及在诸多生活细节方面有严格的道德自律，有的甚至过着禁欲的生活（如甘地后期），他们是言行一致的，完全将所信奉的真理诉诸行动，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始终。他们渴望将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所信仰的真理。圣徒们往往极度其严肃地对待生活，王阳明成道前是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博学多闻、活泼幽默甚至狂气十足的人，但他在成道后却成了一个严肃而不苟言笑的人。美国汉学家艾恺称梁漱溟先生为最后的儒家，他在《最后的儒家》一书中写道：“梁漱溟对自我克制和人格完整的不可遏止的关心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他的一生是为了实践他感受到的道德使命不断斗争的一生。人生是一件极度其严肃的事情，它要时刻同道德懈怠的危险不断斗争。这种道德的强制力使他形成了非常严肃的个性。他很少笑，甚至很少微笑，也从不开玩笑。但他对人并不冷淡。”梁漱溟也正是由于内在的信仰才有其严肃的个性，当年当他以一个瘦小老头面对一群蛮横无理的土包子时能够如此的沉稳和坚毅，决绝而高节，若无信仰简直不可想象。甘地很少说话，天性羞涩，他在自传中说：“（由于羞涩），我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一种约束自己的思想的习惯。现在我倒是可以给自己发一张证书，证明我的舌头或笔尖决不轻易放过一句思虑不周的话。在我的讲演中或写作中，我想不到曾经有什么使我感觉遗憾的地方。所以我一直避免了许多差错，也很少浪费时间。经验教我懂得，沉默是信奉真理的人精神训练的一部分。有意或无意地浮夸、抹杀或缩小真理，原是人们一种天生的弱点，要克服这种弱点，沉默是必要的。一个很少讲话的人，他的言词很少是不经过考虑的；他会衡量每一句话。”当然甘地在其他方面也是十分高洁的，比如他节俭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他深入到不可接触者中间所表现出来的博爱精神更是催人泪下的，他还极其谦卑，他说：“追求真理的人应当比尘土还要谦虚。世界可以把尘土踏在它的脚下，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谦虚到为尘土所践踏。”他是这么说同时也是这么做的。爱因斯坦曾评价过他：“后世的人们很难想象地球上曾经走过这样的一个血肉之躯。”毫无疑问，甘地的这些高贵品性都是来源于他虔敬的信仰，没有了信仰，他的这些道德品性便会随风而去，烟消云散。因此，对于圣徒们来说，道德决非他们所追求的外在表象，更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高尚的道德是他们追求信仰过程中的自然结果和副产品，是他们内在信守的自然衍生物。哈维尔那惊人的道德自律同样绝无例外地生长在信仰的土壤上。高尚的德操在圣徒们那里完全附着在信仰上，信仰和道德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与圣徒们比较，自由主义者身上体现出的是更多的个性差异，往往不同性格的自由主义者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在个人私德上更是异味纷呈，使人眼花缭乱。他们提倡个性解放张扬人性中的自然属性，认为每一个人生命的此岸存在是他生命的全部，因此，每一个人都有其自我选择的权利，这与圣徒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原则上是相通的，差别只在于方式的具体表现上。但是，自由主义者往往过分地陷于自我的樊篱，注重发挥自己的潜能以完成此岸世界的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信奉一些理念，但在为他人牺牲这一点上因宗教信仰的缺乏而难以找到强有力的精神支柱，由此在这方面他们做的就相对的少些。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们注重生活本身中的乐趣，他们往往才华过人，或成为学者，或成为作家，或成为其他的专门技术人员，有些自由主义者也有一定的道德信奉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终极关切，因为这部分人常常会成为邪恶的反对者和批判者，
他们也许会成为某个制度理论上的破坏者，但很少能直接付诸行动。对于丑恶的行径，圣徒们往往是以行动而非语言来实际抵制，他们也许会宽恕作恶的人，但他们会以身犯险地阻止恶行的发生或传播。许多自由主义者却很少能宽恕作恶的人，他们会义正辞严地谴责（当然在黑暗势力过于强大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连谴责也不敢的，就像我自己）或嘲笑揶揄，但在阻止恶行的实效上是远赶不上圣徒们的。嘲笑是解构性的，它是经过稀释的仇恨之酒，它的本质是排斥，甚至是自我麻痹。圣徒们几乎不使用这种方式面对黑暗，他们往往由于信仰而怜悯作恶之人，宽恕他们，这来源于强烈的爱——这一人类最高贵的心灵力量，它的本质是给予。许多成为学者的自由主义者很谦和，但是在艺术领域里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却眼高过顶，狂妄之极，大有“舍我其谁”的派头，这种狷狂在和平环境之中往往让人觉得独特的个性美感，但它是不可靠的，一旦到了严酷的环境中，它就很难真正地狷，真正地狂，这种源于性格和才华的豪放缺乏深厚底蕴，没有浩然之气，何来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因此，狷狂不足为凭，王阳明成道后，狂气大敛，此为何，便是信仰之力抑狷狂之气。至于像梁漱溟、谭嗣同们的表面之狂乃是内质的气节所化，实在让人激赏，浩叹，非狷狂之可比，这是良知面对邪恶的傲骨，而非傲慢。
圣徒与自由主义者还有一个重大差异表现在对待社会改革方面。几乎所有的圣徒都是倡导非暴力的，如甘地、马丁·路德·金。有的虽然也提倡微暴力，但在他们的理念中是严格控制其烈度的，如朋霍费尔谋刺希特勒。同时他们投身于社会变革时，将自家性命完全置之度外，如哈维尔。有的甚至把自己直接送上祭坛，如谭嗣同，他们的牺牲精神表现出来的是无我的境界，这种无我完全来自于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融于一个完全超越于世俗的更高存在。佛陀割肉饲鹰、舍身饲虎自不必说，耶稣走上十字架也不必说。总之，他们的眼中没有“我”，只有佛性、上帝。自由主义者们对待社会改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理论批判，破坏旧世界，甚至倡导不惜以千百万人头为代价去推动所谓进步的，有直接献身于暴力活动义无反顾的血勇之士。但总体来说，自由主义者中倡扬暴力革命者，有行动的，也有只在理论层面论证其合理性的；而反对暴力革命者多数以过学者生活居多，或过文人生活，因此他们常常多有主张，少有行动。至于踏踏实实地关注现实苦难的，只有圣徒（如德兰）或准圣徒们才会去做。因此，自由主义者身上的我执使得他们缺乏宏大背景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即使有些自由主义者极富牺牲精神也往往来源于一时的振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许多极小的事情都会成为其自我牺牲行为的变量，因此他们在行动中、生活中往往缺乏道德自律的一贯性，尽管他们的牺牲精神在表面上类似于圣徒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在本质上有极大的不同，关键在于其背后的精神养料充足与否。无疑圣徒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来自于宗教信仰，而自由主义者的精神养源是稀薄的，不确定的，有时它可以被更改，而前者很难被改弦更张，圣徒们的牺牲精神比自由主义者更加坚定和可预测。可以说，在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主义者之中是绝无可能找到如甘地，如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金这类圣雄的。
我对圣徒与自由主义者进行这种差异比较其目的并不在于扬此贬彼，厚此薄彼，而是在于试图找到能供我们吸取无尽能量的养源，这种养源我认为在宗教信仰中深藏，这一人类最伟大的智慧结晶绝不会因为器物文明的繁荣而衰竭，随着时代的推进，宗教只会焕发出更加辉煌灿烂的光芒。我并不因此贬低自由主义者，我喜欢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色彩斑斓的风景，尽管我敬仰圣徒。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不是一个选择上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好和更好的问题，所以我敬仰哈维尔，但我也欣赏、喜欢昆德拉，他们在反对极权主义上永远都是战友。
三、什么是中国的问题
前文提到，王朔的小说受到国人垂青，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说他的小说是痞子文学，对于这样的评价我并不赞同，王朔大量的小说主角往往是市井小人，痞味十足，什么都嘲笑什么都不信，尤其对于所谓的“祟高”，他的名言是“躲避祟高”，这样的小说为什么会盛行于当代中国？若简单地归因于道德堕落，这是不全面的。王朔的小说反映了中国人真正的生存状况，所以被人们接纳乃至疯迷，王朔对许多现象的嘲讽实际上只是个表面现象，其小说将大话、空话、谎话进行了一次居功至伟的解构和清洗工作，许多人在迷惘中仅以解构、破坏为满足，并没有提出更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如果说王朔有缺陷的话，那无非是他没有建构什么强大的精神养源，但这并不能怪他，人的个性差异使得他们的工作分工也会有差别，因此王朔没有义务一定要去建构什么，这一工作自有他人会去做，去完成。我们所要悲哀的不是出现了王朔，而是在出现了王朔之后，没有出现一个在影响力上超过王朔的建构者，这就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
在捷克，有昆德拉的小说，也有哈维尔的戏剧，他们的作品在国人心目中都是极有分量的。而在中国，社会上传看王朔的同时，有的作家仅仅因为他们表达了他们的良知而官司缠身，权贵们的阴魂经年不散。因此，在这样的境遇中王朔们的小说以及王小波们的小说都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文化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所作为。我们自然要高扬哈维尔的精神，尽我们的能力让千千万万的人知道哈维尔，但同时，我们对于王朔、王小波、昆德拉的作品也举双手欢迎，因为他们的作品对解放思想有着强大的功能。在这种声势浩大的解构工程中，那些否定人性、摧残个人幸福的极左思潮终将会成为一点即倒的纸房子。当然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启蒙工程，在这项工程中，信仰启蒙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这在中国又是难度很大的工作，这跟儒家文化超越性弱有关，而佛道两家的文化，超越性又太强，而且佛家文化进入中国后被严重地道家化，其大乘菩萨道被严重地歪曲乃至失落，从而难以激发出深厚的人文精神底蕴，这种先天不足使得信仰教育在中国难乎其难；信仰教育的难度还在于50年代以来，科学主义的倡导使得科学技术的地位不恰当地被置于与宗教信仰对立面的位置上，要扭转这样的状况非得有几代人的努力不可，这种努力同时也是艰苦卓绝的。同时，信仰本身是以行动来体现的，没有行动就没有信仰可言。因此，要培养下一代乃至树立当代国人的信仰体系，还需在当下涌现出一批信仰坚定，品行高洁的人来带动全社会，以期用榜样的力量来重朔中国人的灵魂。这种难度还常常在于即使涌现出圣徒的时候，种种阻力会将其影响力压缩到最小范围之内。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奢望出现卡斯特里奥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激励自己去做卡斯特里奥，却无权要求别人去做自由的铺路石。
在昆德拉和哈维尔之间，我们可以激励自己去效仿哈维尔，如果出现了“昆德拉”，我们也一样地尊重他们，保护他们。但是正如法国思想家政论家博洛尔说的：“没有宗教或哲学的信仰，人类就会变成不仁爱、恶毒和凶残的动物。”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的危机，那么我们还要再等待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