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君志刚，这个性情刚强、好讲道理的年轻人，和我同样生活在有着众多“外来人口”的广州。如果机缘巧合的话，我们甚至还可能在某个草坪上的聊天聚会中相识，而聚会中甚至还有可能聊到“收容”这个话题。
但我和孙君志刚又是有所不同的，我有大学里的正式教职，有正式户口和在天河区公安分局办理的广州市身份证。而孙君志刚在这个城市里，只有一份不太稳定的工作和一张暂住证。他本是一位专业人士，但因为没有正式户口，他就注定要面临种种风险和不公。
孙君志刚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不是因为他的无辜的死，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和个性，导致了中国21世纪初第一桩影响甚巨的与公民权益有关的公共事件。而政府闻过则改，顺应民心，迅速以“救助”取代了“收容”，显示了“负责任政府”的胸怀，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形成了一个多赢的局面。
现在回过头来想，如果孙君志刚不是一个这样有着强烈权利观念的人，如果他不曾学究气地向强势者讲解“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如果他能够和大多数被“收容”者一样采取“配合”的态度，就可能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了。
假定当初孙君志刚没有争辩一个字，没有一分钟耽搁就让朋友带钱来请强势者笑纳，那么他就有可能在被“收容”的第二天，重新站在大街上的阳光下，只是这阳光，真的是很冷。然后街市依然太平，暂住的继续提心吊胆地暂住，“收容”机关继续以鹰眼搜寻着任何一个可以“收容”的人，而被“收容”的人鱼贯地被“收容”进去后，低着头，陪着笑脸，交了钱，就可以鱼贯地出来，一切都仍将井然有序。
孙君志刚，为他的权利观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孙君志刚，又以他的权利观念，唤醒了更多的国民。
对孙君志刚，我们怀有的不应当是怜悯，而应当是肃然起敬；我们不应当为“孙志刚事件”后自己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正义感而陶醉，孙君志刚远比我们勇敢。在那种环境下，他能勇敢地和强势者讲道理，讲公民权，而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次面对邪恶产生过“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想法？我们有多少次机智冷静地放弃了和强势者争辩的念头？我们有多少次敢在餐桌上骂腐败而不敢对一个具体的贪官怒喝一声？我们有多少次经过精确计算后放弃了告倒一个不为人民办事的污吏，转而通过行贿、巴结来央求这个污吏来为自己办成一件事？
孙君志刚留给我们的形象永远是站立着和抗辩着的。尽管他在重伤后曾跪下来求打人者不要再打，但这无损孙君志刚的形象。孙君志刚以他的“傲气”，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何为“人权”，何为“尊严”；孙君志刚又以他重伤之下的下跪和哀告，留给国人一幅难忘的、经典的图景，这是作为平面设计师的他从来都不会想到的！
“孙志刚事件”因了孙君志刚的勇敢和不幸以及媒体、学者的呼吁，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及时处理。这告诉我们：作为公民，你应当毫不犹豫地、勇敢地、不懈地维护自身权利。如果要编写一本《公民读本》，我主张第一课就应当讲“公民的权利”。系里新生入学时，面对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我告诉他们要学好《法律基础》这门课，学法律的意义，首先是可以了解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后来班上就真的有这么一位稚气未脱的同学，对一名嘴里有点酒气前来学校调查某事的民警同志说：“你现在没有执行公务的资格！”
从历史上看，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每一次进步，都与一些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有关，如对公民平等的法律保护和律师援助条款与几位“斯科茨伯勒男孩”有关，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的诞生肇源于一位普通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中国某一轮讲真话的风气不是源于某某作家的《真话集》之类的作品，而是源于某个平民“贸然”地采取了“揭盖子”的行动。“孙志刚事件”，首先是由于孙君的勇敢，从而成为了中国公民权益事业中的一座里程碑。
一个国家在公民权益问题上的改进，不能仅仅依赖长官们的慈悲心肠和“拍案而起”──过去天下闹饥荒，皇帝也曾有公开表示要喝几天稀饭的；官场无道，某位清官大人也曾屡屡“拍案而起”，但是任凭清官大人把手拍肿了，官场依然是浑浊，世道仍旧是“有序”地混乱着。中国的公民权益事业应当说是正在不断地进步，但若是要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那样全面建设一个清明社会，就需要在种种慈悲心肠和拍案而起之外，更多地依靠一个公民、一群公民、一个公民社会的不依不饶、死缠烂打以及“认真”得“可怕”，更要靠人们像孙君志刚那样，面对恶事恶行的第一反应就是：勇敢地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