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案二季，检方撤诉，显示出重庆法律人纠错的勇气；稍感不足的是，过于匆促，一时未能表现出应有的大智。
纵观李庄案，因其引发了一系列世人关注的现象和问题，已成为具有公共性质的事件，影响广泛，愚以为不会成为过眼云烟。
李庄事件是当代中国社会上层建筑领域，诸如法制、政治、道德、伦理、监督、舆论等等方面负面现象的集中袒露，是时代的产物。
从辩护制度方面考察，李庄全案是中国现行辩护制度的特殊形态，一个怪胎，它的出世固有其复杂的缘由和条件，但并不具有必然性。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个产儿，反映着中国律师的“成熟度”，实证着中国律师在国家法治建设中是否能够起到支柱作用。
伴随李庄事件出现的李庄现象，游荡于一出“活报剧”的始末，以其具体鲜明的形态，给我们重新提出了那个严肃的课题：当代中国律师，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内涵树立形象、塑造人生？对此似不容回避！
李庄本人无疑已定格在法制史上。李庄辩护人的有力辩护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两位年轻律师在“二季”中发表的辩词，达到了值得称道的美好境界，必将留下历史的印迹。
考虑到历史人物、当代英杰，往往具有一时难以把握的复杂性，是故讨论李案只应涉事，无须评价人物，更不必背上李庄留下的“包袱”责东怪西，或者怨天尤人。积极的态度和恰当的方法是把一切消极因素转化为精神财富，使之成为建设合理法律制度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元素，同时为塑造健康活泼、确有尊严的人生积累丰厚资源。
李案“一季”虽结，但各种议论未歇，遗存问题未解。我从不怀疑，古今中外，任何一家法庭都难免错案。但作为法律人，如能在合力条件下，凭借法庭平台，从不同的职责角度，集中起几家的法律智慧，通过相应的法律手段，把每件讼事都审理得尽善尽美，就很可能将“冤假错”减到最少的限度。为了这个美好目标的实现，谨就李案所疑提供有识之士商酌。为清晰计，分列于下——
一、重庆打黑，以“快”为主要特色。可是最先审理的黎强一案却迟迟难决。想来与律师的优秀辩词命中指控的要害、驳倒了起诉有关。这是中国青年报那篇“核心调查”长文痛打律师的由头。该文尽管文风待正，却不同凡响，大有来头。据此不难察知，律师一到位，不管姓李还是姓汪就会受到监控。不识其中厉害，难免灭顶之灾，李某是撞到枪口上了。律师执业如此凶险，何能避免打黑越轨？打黑涉讼，应有律师参与，这是法制的要求，试问为何这样对待律师？
二、上述中青报长文说：“在龚刚模按响报警铃（检举）之前，李庄等人妨碍正常司法的行为已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看守所依法做了详细记载。”那么，——
所依何法？“记载”的主体既是“看守所”，试问所记的依据是什么？既称“详细”，必有过程，始于何日？止于何时？要害是李庄行为何处违规？何处涉嫌犯罪？
还有，如此重要证据，何不提交法庭出示、质证？
三、李庄会见被告，有会见记录，一审判决为何将它排除于证据之外？与此相关，记录人马律师为什么不能到庭作证？二审传唤六位证人作证，马在当局监控之中已失自由，“不愿”之词，岂能服众？
四、龚刚模检举李庄罪嫌，开古今中外当事人检举辩护律师的先河，极为蹊跷：
（一）书面检举，电脑打字，出自何人之手？龚的签署为12月11日，即在李庄专案组建成的次日，那么，建“组”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
书面检举，通篇限于民事行为，不涉“伪证”，更无编造刑讯之说，故不敢拿上法庭质证，那么，检举由何而起？是否有诈？
（二）口头检举的时间、内容、背景及接受对象，正式的说法统统先后不一，如何解释这些矛盾？
（三）刑讯逼供是李案问题中的关键，下列三点不能排除：
1.法医鉴定结论：龚的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如手铐、钝性物体碰撞等）①所致擦伤后遗留。”含义十分明确。对此，公诉人说：这并不能表明龚刚模被刑讯过。对此，龚在二审法庭上以试探性口吻解释说：“（这是）去年四、五月份海南玩儿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吧。”前者强词夺理，姑且不论；后者歪曲事实，应问：何物所划？划、“擦”有别，为何不能依法医结论得出判断？要害在于：法官凭什么支持了二者的妄辩？
2.龚案中有十多人痛陈曾被刑讯，基本情节与龚对李的诉说相似，为何不能作为旁证立案侦查？为什么轻纵刑讯的施行者？
3.李、龚谈话，不涉及“伪证”，不涉及李诱使龚编造刑讯借以翻供，均有“笔录”可证，有什么理由否定？
五、一审开庭之后，政府官员走访李庄劝降；李表示有错但无罪，但可修改上诉理由作为妥协。二审开庭之前，李又表示“认罪”，对此有以下疑问——
（一）官位再高，如非法官，也无权会见二审阶段的“未决犯”，这是规则，凡夫不能逾越。薄熙来代表在人代会期间讲李庄案时也说：“哪一个界别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讲得好！但转念一想，薄代表讲的是“界别”，没说“人”，看来在重庆还是有人（不论属于哪个“界”）可以越“界”的！是耶，非耶？
（二）李庄与高官暗中妥协的条件应是“认罪，判缓刑”。李当然清楚这是满盘皆输的条件，为什么能够接受？由认错到认罪，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哪些让李心动的异常情况？高官下了什么筹码，迫使一个分明无罪的律师会由认错转变为认罪，并且演出了一场闹剧？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三）李庄本人当庭面告他的律师：“（我）一月二十四日已交了悔罪书”，此举不知想解决什么问题？他悔的是什么罪？
六、重庆当局电致北京司法行政机关，指责李庄“妨碍司法”，说有录像可证，律师要求当庭出示，竟然否认录像的存在，其中有何奥妙？证据怎么可以沦为“道具”？
七、薄代表说，李案（二审）有六个证人出庭，“我们近年来审理任何一个案件有这么多证人出庭吗？”他据此断定程序合法。照此说法，一审不让证人出庭，一个也没出庭，岂不无理？岂不非法？可是二审居然断言一审的“程序合法”，这不是公开扯谎么？再说，薄代表讲的“六证出庭”仅是事务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辩方证人尽管十分重要也硬是一个都不准出庭，试问：这么干会把诉讼审清楚吗？如此违背程序合法吗？公正吗？程序不公，判决立得住吗？
总而言之，以上诸疑不排，硬给涉嫌当事者定罪，既关法制，又涉人权，注定错判。有错应纠，重庆检方的样板堪为镜鉴。李案最终公正裁决之日，或是法治旗帜飘扬山城之时。我们期待着它的早至。
① 括号内所引，出自网上发出的一个版本。
本文为《律师文摘》2011年第2辑卷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