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的《奥克兰论坛报》刊登了记者波德鲁(John Boudreau)的一篇文章，文章说，苹果电脑公司的年龄比美利坚合众国小200岁，但在银行里的存款却超过了今天的美国政府，足以让这个政府无地自容。此外，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美国政府在银行里可以调动的存款是737亿美元，而苹果公司手头的现钱却有764亿，比美国政府多出27亿美元。
还有比财政短缺更令美国政府头痛的，那就是美国的国债上限。如果美国政府到8月2日还无法提高目前为14.3兆美元的美国国债上限，那么就可能既无法按时签署还债的支票，又面临目前A A A信用等级的下跌。然而，就在美国政府愁眉苦脸之时，苹果公司却喜气洋洋地报告，上个季度它的收入增加了82%，利润增长更高达125%。
苹果公司不断以蓬勃的朝气推陈出新，令人眩目地在全世界连续推出iPhone和iPad。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在当今世界上最年长的民主制度中，亦步亦趋地按老规矩办事。在纳税、举债等问题上，政府除了按照一贯的民主程序，在国会中小心翼翼地寻找利益平衡，没有其他办法，而且也完全没有要另辟蹊径、抄暗道走捷径的意思。安代勒(Rob Enderle)对此揶揄道：“苹果公司做任何决策都不会错，而美国政府做任何决策都不会对。”
苹果公司的决策是一个公司的，而美国政府的决策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司的人员有自然的共同利益，那就是提高收入，增加利润，钱挣得越多，大家的好处也就越多。只要能挣钱，公司的决策就是对的，正确的。利润是政策对错、是非的唯一标准。
但一个国家却不同，它的人民由不同的利益群体构成，他们的利益不仅不一致，而且还相互矛盾和冲突。许多事情，一些群体得益了，另一些群体则必然受损。美国国债上限激烈争论和难以达成妥协，便是因为不同群体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极难调和，而不同利益的群体通过自己的议政代表，谁都对政府决策有争取自己利益的发言权。
美国要减少国债，全体人民对此早有共识。但是，为减少国债是要增加税收还是减缩开支，增加多少，削减多少，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便难以达成共识。富人反对政府通过加税来增加收入，而穷人则反对政府以削减社会福利来减缩开支。公正是政府决策对错、是非的唯一标准，但公正却永远是相对的。在民主政体中，政府的责任是兼顾不同利益、调和折衷，寻找妥协。政府不可能做出让任何一部分人觉得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美国政府做任何决策都不会全对。
但是美国人并不愿意看到他们的政府像一家公司那样运作，哪怕是非常成功的公司。他们更不愿意看到国家变成一个由特殊利益集团成员独家经营的集团公司。有研究者指出，在一个集团公司型的国家里，它的管理模式必然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统合机制(中央集权)和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机制”。国家元首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总理是社长(总经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是执行董事，而最高领导核心则是这个股份制集团公司的董事会。而地方辖区就是这个股份制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以及孙公司。市的首长作为这个“孙公司”的经营者经营城市，经营好的话，有机会成为子公司的社长(省长)，而子公司经营者中的优秀分子则有望进入集团公司的董事会，成为更核心的人物。这种体制确实有利于强势管理，甚至还有利于地方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因为“强势管理”而导致“企业内民主不充分”，“子、孙公司相互竞争，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这些‘社长’们的权力过于集中滋生出腐败”。
政府闹穷，公司有钱，并不一定就是政府的失败。公司有钱，那是因为有了好的产品;政府有钱，那是因为收了过多的税，提供了过少的社会福利和服务。国家不是公司，政府也不是老板，所以国家或政府并不是越有钱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