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获得知识的途径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为“读万卷书”，二为“行万里路”。通过读书，我们可以获取人类创造的大量知识财富，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探索未知的领域。但对于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仅仅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法学研究者，如果仅仅将自己观察和思考的视野局限在书本里，就无法了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实际执行的情况。因此，走出书斋，进入社会，融入司法实践之中，掌握中国司法制度运行的实际状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于法学研究者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
最近两、三年来，笔者通过讲学、调研等多种途径，与一些地方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接触。每次进行这种接触，笔者都感到“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扑面而来”，自己的观念受到冲击，以往对司法实践的种种不准确的认识得以改变。笔者深深感到，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被人们无行之中加以夸大了。实际上，司法实践不仅不排斥理论，而且极其欢迎那些能够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给予解释、对司法界的改革探索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甚至在不少情况下，司法界作出的探索已经大大超越了理论，使得现有的理论已不足以发挥其解释、启蒙和规范的作用。当然，学者提出的不少理论、学说、观点，尽管非常富有见地，但还主要存在于“象牙塔”中，盛行于课堂上、学术论文中，而无法为更多的从事法律实务的人士所了解。
有鉴于此，笔者一直有一种冲动：为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甚至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普通读者写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我要把一些较为成熟的思想、观点透过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并通过一种非学院式的语言表达出来。但由于“正式的学术研究”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而“为职称而学问”的环境又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这一想法也就一直埋在心里。
但机会终于来了。1999年春天，中国法制出版社策划出版一个“法学随笔”系列。当策划编辑李仕春博士向我询问有无兴趣参与进来的时候，我就一口答应了，并随即展开了写作前的紧张准备工作。
最初的时候，笔者曾将本书的书名定为《通过程序实现法治》——与书中的一篇短文标题相同。但考虑到这似乎更像一部研究程序问题的学术专著，而不太符合整套丛书的选题宗旨，因而也就放弃了。后来，笔者的第二部专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正式出版。这给了我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本书的构架和书名问题。一天夜里，笔者正在翻看一篇刚刚发表的论文。该论文涉及的是程序正义问题。当读到“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句话时，一个念头猛然间出现了：既然司法正义的核心也就是程序上的正义，而程序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又属于“看得见的正义”，那何不将这本小册子定名为《看得见的正义》呢！于是，本书的书名就这样诞生了。
在笔者并不太长的学术生涯中，本书的写作可算是最富有挑战性的一次学术经历。这是因为，对那些与一般民众有相当距离的法律程序和司法制度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清晰的分析，而又尽量做到通俗易懂，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作为一部学术随笔，本书不可能过多地讲究逻辑的严密性和体系的完整性。笔者的意图在于，通过整理自己阅读、思考、观察、访问中感悟到的一些思想“火花”，带给读者一些自认为富有新意的观念和思路。
当然，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书举出的不少案例往往在程序方面都有一定的瑕疵，一些案件的办理过程在合法性、公正性方面也有一些缺陷。这种“刻意”搜寻的案例并不能代表中国司法机构的整体办案状况。另一方面，本书对西方尤其是英美程序观念的重视，丝毫不意味着笔者对中国的制度、程序和司法实践一味采取批评甚至批判的态度。在笔者看来，面对中国人长期一直存在着的“重实体，轻程序”，“重权力，轻权利”甚至“重国家，轻两造”的传统和文化，实在需要引进或提出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理念，使之对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价值追求形成强烈的冲击。或许，接受那种为英美人所坚持但不为英美人所垄断的程序正义观念，对于中国走向法治之路可能是有益的。
在写作本书的前后一段时间里，笔者一直为一部大部头的学术专著进行着忙乱而又痛苦的准备。或许，每一次超越自我的学术著作的产生，总会有无尽的“阵痛”和“躁动”相伴随。本书的很多思想都与这部著作有着直接的关联。笔者酝酿这部著作已达五年之久，意在写出能够代表笔者学术水准的“鸿篇巨著”。当然，在“鸿篇巨著”诞生之前，先给读者奉献出一部小册子，也是令人略感欣慰的。
陈瑞华
2000年夏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