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邸永君先生在“无须人为制造文史哲之间的学科壁垒”（载《学习时报》）一文中，对文史哲三大学科的特质作了一个简要的归纳：“哲学最为关注生与死，史学最当记述衰与荣，文学最宜抒发爱与恨。”寥寥几笔，就像一幅惜墨如金的写意画，为我们勾画出了三大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寻味之余，我不由得开始琢磨，法学呢？能不能也用两个字来概括这门学科的特质？
在中国，文史哲源远流长，几乎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一样悠久。相比之下，中国萌生出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才只有短短的一百年。这个来自异域的学科，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质？还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２０世纪上半叶，法学一度成为中国的显学。在一些流传下来的法学著述中，法学被称为“权利义务之学”。这个论断的立足点，是把权利与义务确认为法学与法律的中心问题。这种说法沿袭已久，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在我看来，它还是有一些不足：一方面，它比较学术化，不是中国大众的日常用语，不大符合中国大众的日常表达习惯。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不是原汁原味的、朗朗上口的本土词汇。比如，电影中那个打官司的秋菊，就从来没有要求“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只是“要个说法”。另一方面，就是从学术的立场上看，把法学称为“权利义务之学”，也有问题，因为，权利与义务主要存在于私法领域，而在公法领域，还有一个关键的概念：权力——虽然，公法领域也必然要涉及权利、义务。
到了２０世纪的５０、６０、７０年代，法学的风光不再，甚至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都岌岌可危。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法学被视为阶级斗争之学，“镇压”、“专政”之类，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法学“关键词”。据谢晖先生的《象牙塔上放哨》一书记载：在普通公众的意识里，“法学”等同于“用绳绑人”之学。这样的民间表达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却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法学的最一般的看法。也许正是在这种社会观念的支配下，在７０年代末恢复高考的头几年里，法学受人青睐的程度，远远赶不上“文史哲”。
直到２０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关于法学的看法才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时候，市场经济需要法律，政治活动需要法律，社会生活也需要法律，因为，“法制靠得住些”。法律的地位陡然上升，法学也再度成为受人追捧的热门学科。于是，关于法学的特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法学是权利之学。它的基本含义是：法学重在维护、保障、救济人们的权利。这样的说法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色彩，与“走向权利的时代”这样一个现代性主题可以说是遥相呼应。
然而，把法学的特质说成是权利，也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这种概括属于价值论法学的基本主张，乃是当代中国法学界“价值呼唤”结出来的一个硕果。如果跳出价值论法学，如果跳出现代性的法学视野，我们就会发现，以权利来说明法学的特质，依然是“不够味”的——虽然它“看上去很美”。
在本文看来，法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在于促使人类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虽然人们都渴望有序，期待“天下大治”，但是，有序的状态并不等于理想的状态，比如传统印度的“种姓制度”、传统中国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制度，都是有序的，然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它们都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甚至都可以归属于“革命的对象”。在冲破这些有序状态的过程中，无序与“乱”就产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治乱循环”不但是一种历史事实与历史现象，也许，它还是我们人类永远都不能走出的历史宿命。
“天下大治”既可能是“良善之治”，也可能是“邪恶之治”，因而，“治”有善恶之分；“天下大乱”既可能源于“正义的革命”，也可能出自“危害社会的犯罪”，因而，“乱”有高下之别。可见，治与乱作为人类社会的两种状态，绝不能听任简单化的处理，它需要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给予特别的研究，这个学科就是法学。简而言之，法学关乎治与乱。套用邸永君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法学最应辨明治与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