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历史、讲院史，首先要肯定我们几十年的成绩，同时也要找出它不足的地方，摸索一下未来的方向。成绩好，应该肯定，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总有它不足的地方。讲法学院或者法律系各方面骄人的成绩，这有好处，对大家有鼓励的作用，会增加大家的自信心，但我觉得也不要过头了，过头了容易催生一些骄傲情绪。
筚路蓝缕白手起家
我来人大时，学校不像现在这样高楼林立，当时只有一个灰楼及北边三个红楼，还有一些附着的建筑是平房，主要是作为饭厅。当时的穿着不像现在花花绿绿，我们穿的是公家统一发给每人的一套灰色布制服，也就是今天电视里八路军战士穿的服装。到了冬天穿黑的布棉袄、棉裤。每人一个马扎，这种马扎现在已经淘汰了，进历史博物馆了，就是用几根木棍制成框，上头用绳子串起来。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学生生活，很艰苦，但是大家很愉快，一天到晚觉得很充实。
当时我们上专业课是小课堂，上公共课则是大课堂。人大公共理论课是很出名的，在1950年代全国各个单位的宣传部长几乎都是这里毕业的。当时教室还没建起来，我们就在灰楼里面找一个大一点的房间，每个人找个马扎坐在那里，笔记本放在腿上记。我记得讲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的是一个苏联专家，后面跟着个年轻翻译。苏联专家上课开门一看傻了，他可能是用莫斯科大学的眼光来看研究生的。我想，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上课的教室一定是非常气派的，但他眼前的是一群灰色的“八路军”，坐着小马扎，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当时，这位苏联专家非常吃惊地转过身来问翻译：“这些人都是研究生吗？”这就是我们当年的状态，当然后来我们很快就有了改变。
当年我们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全部是从苏联舶来的，跟莫斯科大学里实施的内容完全一样，莫斯科大学怎么上课我们也怎么上课，莫斯科大学教什么我们也教什么。所以当时中国政法界负责人说要资料到人大去要，跟人大要就等于跟苏联要。当时我们也开始招本科生了，我是研究生，法律系自己有一批教师也跟我们一起听课，今天听了课明天给本科生讲课，苏联专家是不面向本科的。苏联专家走了以后我们自己开始搞“中国化”，宪法是这样，其他课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
历尽磨难饱尝艰辛
1957年开展反右派运动，在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中，法律系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国家法教研室4个组的组长统统变成右派，他们是业务骨干，却令他们完全离开工作岗位，下放劳动改造。
1958年大跃进，我们法律系课都不上了，都去大炼钢铁，都去搞人民公社了。然后又发动反右倾运动，每个党员都要检讨，教师把他们的讲稿统统交给学生，由学生来检查讲稿中的修正主义观点，他们坐在那里检查、批判，我作为教员就在边上倾听。
1958年、1959年是大批判的年代，那时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写大批判文章，批修正主义。比如我们教研室12个教师，吃了晚饭就开始批判了，写批判文章要集体创作，坐在一起，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直到天亮，人都困了都睡着了，天亮了这篇文章算是完成了，叫做“东方红”，必须干到东方红才能收兵。之后就是困难时期了，对教研室的冲击就不用说了，完全是不务正业了，而且法律系准备撤销，从1959年开始就不招生了。
1962年好了一点，因为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样，我们的教学秩序得到了一些恢复，而且我们也作出了成绩，宪法教研室出版了第一本宪法学教程。1964年、1965年就开始了“四清”运动，搞完“四清”运动回来约一年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斗嘴，之后就是武斗，武斗是很惨的；之后，人大的员工大部分搬到江西“五七”干校去了；与此同时，中央发布文件宣布人民大学撤销。
人大被撤销之后，法律系合并到北大法律系，而我则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工作(即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我在北京师范学院摸爬滚打7年，和学生一起学工、学农、学军，背着行李上山下乡，没什么专业，因为它们没有法律系，我是在政教系，跟宪法根本就不沾边儿了。在文化大革命第九年的时候公布了1975年宪法，中央下令大家要学这个宪法。北京大学法律系搞了一个宪法讲座，要求各个学校派人去听这个讲座，北京师范学院的书记派了一个工农兵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去听了一通，似懂非懂地回来了。书记说你再跟许老师传达传达，然后她甩开小辫子跟我讲，我当然很有礼貌地洗耳恭听。宪法这个专业的命运当时就沦落成这个样子。
天翻地覆成绩骄人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近三十年来，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法律系发展成法学院了。当然，这三十年是在总结了过去曲折道路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全靠大家人心齐，聚了不少人才。复校以后法律系的人才是三个来源：一个是少量老的教师留下来的，第二个是引进的，还有一部分是复校后新毕业留校的教师，就是这三个方面，大家精诚团结在一起工作。后来我们的硕士点、博士点陆续建了起来，打造了很多个第一。现在我们法学院教授也不少，导师也很多，教材也出了不少，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总的来说，人大法律系是白手起家，而且每一个阶段的工作上都是领先的，对全国也是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撤销了，后来1982年要我们支援，当时研究生导师组的组长都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去兼职的，我就去当过宪法专业的组长。所以我们不仅是自己努力建设，而且还无私地输出，为兄弟院校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