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国有企业从“企业部门”中分离出来，与“政府部门”合并为“公共部门”，其储蓄率称为“公共部门储蓄率”；并将非国有企业与居民合并为“私人部门”，其储蓄率称为“私人部门储蓄率”。据此提出的中国高储蓄率的公共财政假说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储蓄率持续高涨，是由政府的赢利性动机及其对公共财政职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推动的，并带来了公共支出的不足。结果，居民和非国有企业不得不增加预防性储蓄。利用我国1996-2006年30个省面板实证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此假说。
作者徐忠，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北京，100800）；张雪春，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北京，100800）；丁志杰，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100029）；唐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实习生（北京，100800）。
一、引言
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急剧下降，给宏观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这个时候探究储蓄率不断攀升的根源，以及如何通过降低储蓄率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进而维持经济增长水平，显得迫在眉睫。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1999年的测算，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比发达国家高10多个百分点；武剑计算的1978-1997年平均国内储蓄率为37.1%，在1993年之后更是稳定在40%左右；Kraay 指出，1978-1995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为37%左右，而国外平均储蓄率只有近21%；Kuijs 发现，2003年中国的总储蓄率，比2002年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分别高28.2%、21.8%、17%和11.5%.任若恩、覃筱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储蓄率高达30%左右的差距是由于对储蓄和收入的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即便如此，经过一些可比性调整之后，中国1992-2001年的平均储蓄率仍高达22.69%，与美国同期平均储蓄率的差异虽没有其他文献估计的40%左右，却也达到15.87%.显然，中国储蓄率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些文献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周期、收入分配、人口结构、制度因素以及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等角度，探求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储蓄率差异的根源。
第一种解释是基于传统储蓄理论的解释。凯恩斯理论认为，储蓄率的高低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边际储蓄倾向的大小，即S/Y=s0/Y+s ，其中S 为储蓄，s 为边际储蓄倾向，Y 为收入大小。而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如果可支配收入以相对稳定的速度增长，则储蓄率的高低由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速度决定，即S/Y=s0+sg+e ，其中s0应该接近零，s 大于零，g 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e 为随机干扰项。Modig liani 和Cao 利用1953！2000年的数据，验证了家庭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人口负担系数和通货膨胀率正相关。陈利平认为，在引入理性消费攀比之后，由于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同时提高，高储蓄可以导致高增长，高增长也可以导致高储蓄。
王弟海和龚六堂证明，中国目前的高储蓄率主要由高经济增长率、高资本产出弹性、高主观贴现率以及短视性预期造成。
第二种是基于人口结构的解释。从人口年龄结构上来看，如果劳动力人口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由于“人口红利”，当期就业人口比重上升导致总收入上升，进而提高储蓄率；同时由于我国养老保障体制还不完善，青年人口出于养老目的，将提高边际储蓄倾向、降低边际消费倾向，进而使得储蓄率上升。
Horioka 和Wan 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利用1995-2004年的中国分省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与年龄结构、特别是少儿抚养率，以及实际利率、过去的储蓄率高度相关。从人口的性别结构上来看，魏尚进和张小波利用1975-2005年数据发现，我国储蓄率变动与滞后20年的性别比例变动趋势非常相似，省级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性别比在解释储蓄率时高度显著，符号为正，而且农村数据回归系数显著大于城市数据的回归系数。
第三种是基于制度因素的解释，特别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的预防性动机往往会带来较高的储蓄率。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能够降低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率；如果这些制度不够完善，则预防性动机会使得居民增加储蓄。张明对国外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在国内研究方面，宋铮认为，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造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谢平、施建淮和朱海亭以及何立新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和养老金财富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影响。
本文从公共财政角度对我国2000年以来储蓄率的上升进行分析。笔者将国有企业从“企业部门”中分离出来，与“政府部门”合并为“公共部门”，其储蓄率称为“公共部门储蓄率”；并将非国有企业与居民合并为“私人部门”，其储蓄率称为“私人部门储蓄率”。结合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特点，本文提出高储蓄率的公共财政假说，并分析国有企业绩效、公共部门储蓄、公共支出和私人储蓄的传导机制，认为我国较高的储蓄率变动主要受政府行为影响，最后用1996-2006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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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建立了我国高储蓄率条件下政府部门的公共财政假说，并从实证上进行了检验。
虽然文献上已有学者提出，政府和企业部门储蓄行为是促使我国储蓄率近几年持续攀升的主要原因，但是，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国有企业绩效和政府公共财政职能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这些研究缺少实证分析的支持。通过将国民储蓄率分解为公共部门储蓄率和私人部门储蓄率，我们就能够分析造成国民储蓄率攀升的微观内在机制，并从实证上给出检验。
本文的研究发现，传统的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等理论虽然能够在储蓄率的国际比较上，对我国国民储蓄率高于其他国家的现象提供解释，但是很难解释我国储蓄率从1992年到现在的变动，特别是2000年之后的持续攀升。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国有企业赢利能力增强之后，政府的赢利性动机使其扩大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从而使得公共部门储蓄率上升；而这种直接投资又对政府公共财政职能的执行产生挤出效应，进而使得私人部门储蓄率也上升。从实证结果上来看，公共部门储蓄率与国有企业绩效之间以及私人部门储蓄率与公共支出占比之间都有很强的关系，为本文的假说提供了支持。
中国国民储蓄率的高涨态势是否会持续下去，取决于政府对其赢利性动机的控制和公共职能执行的力度。由于在政府预算约束条件下，其赢利性动机往往与公共职能的执行相冲突，如何控制地方政府的这种赢利性动机、促进公共财政职能的执行，将对降低国民储蓄率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