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温州人率先走向市场经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创造了温州模式。但是，21世纪以来全国各地民营经济都已蓬勃发展，温州原有优势不复存在，发展的资源要素得不到充分体现，经济发展增速下滑。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开启了温州发展的新模式，将给温州推进改革创新、再创经济发展辉煌带来重大机遇。温州的金融改革试验也充分说明，中国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发展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决心。
一、温州模式“被变迁”的原因
温州模式的创立，来自于个体经济的大胆尝试。上世纪80年代温州农民最早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包产到户，发展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形成专业市场，发展商品经济实现农村致富，“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开始广为人知。1992年邓小平肯定“温州模式是市场经济的方式”后，温州不断创新，温州模式在20年间攻城克寨，把市场铺向了全世界，创造出“一个在本土，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的“三个温州”传奇。
温州模式的真谛和精髓在于发挥民间活力和市场机制灵活的优势，其最大特色在于“民”，包括民营、民资、民力、民智和民富。温州模式的成功，在于温州人在改革的关键时刻敢闯、敢试。
但进入21世纪后，温州模式遇到了更多挑战。“低、小、散”的温州制造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温州经济增速下滑，温州民间资本开始炒作房地产，进而陷入“炒”的模式，炒煤、炒矿、炒黄金、炒农产品……炒所有一切能炒的东西，直到最近的炒钱，为此背负各种质疑甚至骂名，屡屡遭遇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温州模式终将“变迁”，温州唯有深化改革才得重生。
首先，温州人创业精神强，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但温州人喜欢独立拼搏的区域文化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致使家族产业难以做大，影响了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品牌企业的成长。拼价格、拼成本的模式使“温州制造”的许多产品附加值低，企业没有市场价格的话语权。
其次，温州模式是以人格化交易机制为特征的熟人经济。基于温州突出的社会文化特点，靠人格信用起家的温州人，一直以地缘、血缘和亲缘作为交易基础，难以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三，温州缺少发展制造业的各种生产要素，例如土地供应不足，缺少国家层面的产业发展政策，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结构调整难度极大。
第四，近年来的用工荒、钱荒、电荒、高成本、高税负等“三荒两高”，一方面无情地淘汰温州的低端制造业，另一方面也加速推动温州经济模式发生变革。
二、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背景
外界普遍认为，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跑路”事件，直接促成了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
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间借贷对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温州民间信贷一直比较普遍，温州民间对于高利贷及其中风险是认可和宽容的。借贷关系建立在民间信用之上，“一个电话、不打借条，轻松借到一个亿”，在运作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有助于保证借贷合约的履行，并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节省成本。但是，民间资本因缺少规范化、阳光化操作，也带来诸多弊端，致使温州金融成为一个让温州人乃至国人纠结的问题。
我国金融体系单一、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在低端工商领域，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但在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2011年以来温州融资难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的金融体制市场化程度不高有关。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中，国有金融机构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金融市场上间接融资主导了融资市场，银行贷款过多地流向国有部门而中小企业却常常无钱可贷，信贷资金供需严重失衡。据统计，银行信贷基本覆盖大型企业和80%的中型企业，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80%无缘银行信贷。
在温州，中小企业多达14万家，占了全市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96%的工业产值，上缴了75%的税收，并解决了80%的人口就业。但在现行金融体制下，融资难的问题始终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中小企业通过上市、发债等直接融资的占比不足2%，银行融资仍占98%。因为我国银行结构不合理，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以及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通等等，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促使中小企业转向非正规的、缺乏制度与法律保障的民间借贷市场，借款利率高达50%-100%，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民间资本一向具有很强的投机逐利性，犹如无序的流水，从来没有形成固定的行进路线，一旦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一个洼地，这些流水就会蓄积到这个无规则的坑中，使得地下金融无序生长。温州民间资本充裕，据温州市金融办估计，温州民间资本总量超过6000亿元，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加。但近年来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控、股市低迷，致使投资渠道缺乏，加上投机盛行、民间贷款利率走高等因素，投入民间借贷市场放贷就成为资金的一大去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2011年二季度温州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成为温州人眼中“最合算的投资方式”，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约1100亿元，仅有35%用于实业经营，其他都用作各种投资和拆借。这就是金融“洼地效应”带来的结果，反映了整个温州民间金融的生态。
而自2010年以来，随着宏观政策调整、人民币升值、欧美经济环境恶化，以及人工、原材料的涨价、招工难问题的出现，温州人借以起家的商业和制造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小企业的利润率普遍低于10%，有的只有3%—5%。
资本炒作可观效益与实体经济举步维艰的博弈过程，最终让温州人选择了前者。原先积累的资本从实业流出，用于炒作资源性商品等，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2011年温州GDP达到2700亿元左右，而从媒体报道出的银行税收高达300多亿，国家税收高达400多亿，两项总和占比GDP近30%。造成大量资本逃离实业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金融生态环境和过高的税负。
没有法律保护的民间金融是脆弱的，这次所谓民间借贷危机、资金链断裂，其实是价格体系扭曲，实体经济不能提供有效的回报，资产价格泡沫日益严重，投机资本向虚拟产业集聚，最后泡沫破裂的结果。“跑路”风波已然破坏了民间借贷的信用基础，现在的温州，现金已经停止流动。银行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降到了冰点，抵消了民间金融的独特优势。
温州模式已远远超越经济学社会学最初对它的解释，它在发展中迷茫，在艰难中行进。这一次金融改革，将助推温州模式完成新一次蜕变，以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实现温州模式的再创新。
温州的金融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间资本多，但投资渠道狭窄；二是中小企业众多，但融资渠道不畅；三是民间金融高利贷化严重，致使借贷企业不堪利息重负。
温州民间金融活跃，民间自发的金融改革与尝试，几乎是与经济改革创立温州模式同步开始的，并且从未间断过。早在1980年，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就推行了利率改革；1984年，苍南县钱库镇出现的方兴钱庄，使民间借贷从无序变得相对有序；1986年创办的鹿城城市信用社，以全国首家股份合作制“民间银行”的形式出现；2011年瑞安农民创办的“农民银行”，则基于合作社内部的金融互助引发各方关注……所有这些民间自发改革的主动性，都来自于对原有金融环境的改良和突破。这次国务院设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尝试又一次得到中央高层肯定的结果。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主要围绕民间金融的合法化，以及如何做大做强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小金融机构展开。概言之，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将民间金融纳入主流的融资制度体系；二是为民间投资设立金融机构松绑；三是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四是在机构创设层面探索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路径，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五是在产权交易体系方面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国务院“十二条”只是给予原则性的指导方案，具体怎么改还需要靠温州自己来探索。温州也正可藉此继续改革先行，启动金融业市场化的进程，为全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体系提供借鉴。
温州推进金融改革的重点和切入点是，完善与中小企业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民间资本与民营经济的对接，消除民间借贷危机的制度根源，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其核心是建立三个体系：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体系；为民间资金和中小企业搭建资金交易的市场体系；为防范风险而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温州金融改革最大的突破是打破银行垄断，降低服务业准入的门槛，使社会资金在传统制造业的盈利空间收窄之后，可以进入到金融业里面、分享金融业增长的收益，重构竞争有序的金融生态。简单地说，就是在政策层面上对资金的参与者，分层地进行差异化的设置，引导不同层次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比如，对一般老百姓，政府拿出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让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债券股份形式进入；对于拥有50万元、100万元或200万元的群体，允许其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对于千万元级别的资本，允许参与新型的金融公司；对任何资本，都允许到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阳光放贷。
温州通过深化改革，增创金融业为发展的新优势。按照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蓝图，温州市将建设成为地方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民间金融规范发展先行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示范区，加快金融业发展，到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达到720亿元，年均增长21%，占全市GDP的比重达15%左右，金融业将成为温州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成为温州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金融体制本身，还取决于金融体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温州金融改革秉承温州模式以“民”为核心的精髓，彰显民营特色，让民营企业唱主角，充分调动民营、民资、民力和民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把金融体制改革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借助民间智慧，鼓励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创新尝试，加快民间金融合法化步伐，尽快解决利率市场化问题，尽快破除金融垄断门槛问题，建立一个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让民营企业能在丰富的、多元化的金融生态里，用间接融资及直接融资的方法，更好地完成企业转型，推动低端制造业产业升级，最终实现温州的地方经济转型。
温州金改通过发扬温州人敢闯敢试的精神，自我变革，改变温州发展路径，创立新的机制，在法律的框架内寻求切合温州实际的发展新模式，将加速温州经济增长，再创温州奇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