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资本流动显著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关键力量。尽管发达经济体占资本流动总量的75%，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也日益重要。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开放资本账户，而其他相对开放的国家正在寻求将资本流动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将大量资本突然流入或流出的相关风险最小化。
国际经验教训有助于从资本流动中受益的同时管理风险
资本流动对各国提供了潜在利益，但其规模和波动性也会构成政策挑战。在一国金融系统和金融机构尚未强劲到足以应对资本流动时就开放资本账户，会造成不稳定甚至引发危机。而对于那些已经开放的国家而言，大量的资本流入和破坏性的资本流出会造成宏观经济问题和金融不稳定。在此背景下，各国在推进资本流动开放，例如中国，或应对破坏性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时，有必要考虑到国际经验和全球对此问题的讨论。
但问题是，目前并没有一项全面应对方式能反映出全球对开放和管理资本流动的适当和有效方式的普遍共识。在此情况下，各国可能无法从彼此经验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此外，决策者可能也会因采取资本流动应对行动而受到投资者和外界的批评，但这些措施实际上却可能是正确的行动。
IMF就开放和管理资本流动发布的“机构观点”旨在填补这一缺口。这是基于一项政策导向的研究、理论和实证分析以及各国经验得出的观点。本文提出了对开放资本流动长期以来限制、管理短期大量资本流入和破坏性资本流出的一些广泛原则。该观点将为IMF成员国提供建议，但并不会改变各国在IMF或其他国际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
资本流动从几方面惠及各国：加强效率、促进宏观经济调整和提升竞争力。随着国家发展，它们需要更加发达的金融系统，而更发达的金融系统通常都伴随着更开放的资本流动。例如，以中国经济为例，随着持续增长与发展，20至30年后的中国经济将变得完全不同。支持这一道路所需的金融系统可能就要比目前更开放和多元化。若没有大幅开放的资本流动，很难想象可以实现这一进展。因此，中国计划渐进且谨慎地进一步开放资本流动，是正确的改革之路。
与此同时，资本流动也伴随着风险。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显示，即使已经开放多年、相对老练且从资本流动中受益的国家，也是脆弱的。这些风险会因金融和制度基础建设缺陷而被放大。因此，如果各国能够达到一定的发展门槛，例如收入、金融深度、监管、宏观经济稳定和缓冲、商业环境等，资本流动开放通常能够获益更多且风险更小。
考虑到资本流动的收益与风险，IMF的机构观点就资本流动开放得出了三个主要政策建议：
第一，资本流动的完全开放在所有时期、对所有国家都适合，这一说法并无定论。就特定时期内的特定国家而言，开放的程度取决于该国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其金融系统和制度。
第二，尽管如此，许多长期施行资本限制的国家可能会受益于进一步的资本流动开放。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体，有着经济高速增长、宏观经济稳定、大量外汇储备和低债务水平的良好纪录。对这些国家而言，进一步开放将会比施行普遍资本限制带来更多收益。
第三，对于正在推行资本流动开放的国家，开放需要良好规划、把握时机、有序推进，从而确保收益大于风险。
在资本流动开放的规划、时机和次序问题上，有哪些关键考虑因素？一种“整体化方式”能更好地为开放安全性奠定基础，有序且重叠地多阶段推进改革。资本账户开放的一个有益次序是，先允许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再允许其流出以及长期投资组合流动，最后允许短期投资组合流动。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法制、金融、公司框架的改革需要支持资本流动开放。增强汇率弹性能帮助国家更好地管理资本项目更加开放后的资本流入和流出。若一国发现其过于仓促地开放后无法安全应对随之而来的资本流动，那么合适的做法是重新实施资本管制直到配套改革落实。
中国的资本账户改革战略是适度且大体适宜的。尤其是在1994年后，首次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然后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渐开放资产组合流动。同时，中国在落实金融和其他配套改革以协调跨境资本流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伴随着更开放的资本流动，中国也正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一直在渐进地开放资本账户，目前许多方面仍受到限制，一些资本流动仍需审批和受配额限制。具体包括：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一些领域，FDI流入及其清算仍然需要经过审批。
证券投资也受到配额限制。对内投资是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渠道进行的，受到3个月投资本金锁定期的限制，目前的额度上限为1500亿美元（2002年QFII制度进入试点时的投资额度上限为40亿美元）。2011年推出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允许合格的境外投资机构用离岸人民币回到中国内地市场进行投资，目前额度上限为2700亿元人民币。内地居民可通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对外投资，至2012年年底的具体机构投资上限达到860亿美元。2006年QDII制度出台时，内地居民只能通过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外货币市场和固定收益市场的产品；2007年，允许投资股票市场产品。跨境证券发行需要经过审批。
其他投资。短期境外借款设有上限，长期境外借款须经过审批，但向境外贷款很大程度上不受限制。持有跨境账户需要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审批。
尽管存在广泛限制，但由于不断放宽，流出和流入中国的非FDI资本流动已达到相当规模。尤其是在“其他”投资流动项目，包括在国内银行存入或支取的外币存款，已达到一些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国家的类似规模。由于国有企业根据其对汇率变动预期而调整利润汇回速度，外币存款也会因此出现波动。此外，一些资本流动通过经常账户来实现，尽管难以估计其具体规模。
如果资本账户开放稳步推进，中国将受益匪浅。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对于其他国家也意义重大。
在此背景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完全开放资本账户将导致中国资本净流入还是净流出？Tamim Bayoumi和Franziska Ohnsorge的IMF工作论文中指出，如果在所有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中国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资金净流出。也就是说，尽管目前资本管制限制了境外资本流入中国以及境内居民存款流出的数额，根据这份报告，后者的规模更大。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出现突然大量资本外逃的现象。在实际中，资本流入和流出方式将取决于政府开放两者的次序。尽管如此，上述结论仅仅旨在强调中国推进资本流动开放方式的适当性，中国并没有选择一次性完全开放，而是采取了慎选时机、有计划、有次序的方式。
总体而言，国际经验和开放资本流动的讨论为一些正走上开放道路或不得不应对资本波动的国家提供了有用的借鉴。IMF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机构观点也可在此背景下供中国参考。中国可能会从进一步开放资本流动中受益，中国政府的努力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也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更多资本流动应当会令中国受益匪浅，而中国进一步开放也将对世界影响深远。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